《诗经》305篇作品，产生于漫长的时代和辽阔的地域，反映了宽广恢宏的社会生活面。就其思想内容看来，主要包括周民族的史诗、颂歌与怨刺诗、婚恋诗、农事诗及征役诗、爱国诗等等。可谓丰富多采。
(一)周民族的史诗在《诗经•大雅》里，集中保存了五首古老的民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生民》生动地描述了周始祖后稷神奇非凡的诞生：后稷之母姜嫄踩了天帝的脚拇指印而怀孕，生下后稷，以为不祥，抛弃了他，但他得到牛羊的哺乳伐木人相救，又受到鸟儿展翅遮护，因而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厥声载路。”接着写他对农艺的天赋才能，颂扬他长于农事、勤奋创业的英雄业绩。此诗颇富神话色彩，无异于一篇糅合神话传说的《后稷传》。《公刘》描述了后稷之曾孙公刘自邰迁豳的史迹，歌颂了他率领周人营建都邑、拓垦土田的创业精神。《绵》描述了周文王之祖父太王(古公亶父)始迂岐周、以开王业的丰功伟绩，歌颂了周民族艰苦创业、由小而大、兴旺发达、绵延不绝的光荣历史。《皇矣》主要歌颂了周文王伐密伐崇的胜利，赞美了文王继承先祖遗业、发展壮大周民族的伟大功绩。《大明》则颂扬了文王、武王父子的非凡功德，着重赞颂了武王伐商的辉煌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大明》描述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写得绘声绘色，雄伟壮观：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既有军阵、军容的描绘，又有战车、战马的形容;既有整体的鸟瞰，又有局部的特写。动静结合，虚实相生，写出了牧野之战的战斗场面和师尚父的鲜明形象。
从《生民》到《大明》五篇作品，合而观之，适成一组史诗。它们虽然简朴，却像是用粗线条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了周民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史迹，无愧为周民族的英雄史诗。我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真正的史诗屈指可数，因而《诗经•大雅》中保存下来的这一组史诗就显得特别珍贵。
(二)颂歌与怨刺诗中国古代诗歌有所谓“美刺”的传统，表现出鲜明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诗经》可谓开其端者。在《诗经》中，歌功颂德的作品占有一定比例，它们多属庙堂乐歌或官方乐歌，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宫之手，在《颂》诗中保存最多。它们或颂帝王、歌天命，或颂战功、扬王威，或颂宴饮、赞嘉宾，其主要目的是为周王统治的合理性寻求神学的支持，并借助于上帝的权威以慑服臣民，以永保周王之天下。这些谀美的颂歌虽不能说一无可取，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其思想意义及艺术价值实在无足称道。不过，应该指出，正是这一类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品，成了后世那些讴歌承平、粉饰现实的谀美之作的榜样和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及《国风》中保存了不少与颂歌异调的怨刺诗。在儒者看来，怨刺诗即所谓“变风”、“变雅”，是王道衰落、礼崩乐坏、政教不行、人伦废丧的产物。所谓“刺过讥失”、“匡救其恶”(郑玄《诗谱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诗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和道德、伦理因素，而且指明了怨刺诗的主旨所在。怨刺诗的确是乱世的产物，它们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厉、幽时期及其以后，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中一些作品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的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史讽今：“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雅•荡》)“赫赫宗周，褒姒威(灭)之。”(《小雅•正月》)或揭露现实：“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廉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频。”(《小雅•正月》)或针砭昏君：“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大雅•板》)或斥责佞臣：“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吴!”(《小雅•巷伯》)总之，不外乎悯时伤乱、愤世哀民，表现出诗人系心国事、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忠心诚意。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歌功颂德之作有相通之处。但诗人们对社会矛盾的大胆揭露，客观上具有不容低估的认识价值;诗中所抒发的深沉怨债，也表露了诗人们“忧心慇慇”的忧患意识。
《雅》中的怨刺诗多出自贵族文人之手，《国风》中的怨刺诗则多出自民间，因而较为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债更强烈，讽刺更尖刻，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斗争性。如《魏风•硕鼠》愤怒地斥责剥削阶级是贪婪可憎的大老鼠。《魏风•伐檀》发出了奴隶不平的呐喊和反抗的呼声：“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奴隶主贵族作了愤怒的揭露和理直气壮的责问，辛辣地讽刺了无偿占有劳动成果的剥削者。
《国风》中的怨刺诗更多的是对统治阶级种种无耻丑行的揭露和讥嘲。如《邶风•新台》把卫宣公比做丑陋不堪的癞虾蟆，讽刺他夺占儿媳的丑恶行径。《鄘风•相鼠》道：“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以鼠之有齿反衬人之无耻，揭露了统治阶级无异于衣冠禽兽的实质，痛快淋漓地表达了蔑视和憎恶的感情。此外，《齐风•南山》、《陈风。株林》也有类似的讽刺。《国风》中的怨刺诗无不在辛辣的讽刺中蕴含深沉的怨愤，反映了广大下层民众不平的心声。
(三)婚恋诗《诗》三百，精华在《国风》。《国风》中，又以婚恋诗最为精彩动人。所谓“婚恋诗”，包括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篇，其突出特点是“各言其情”(朱熹《诗集传序》)。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的婚恋诗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艺术质量甚高。无论是“男悦女之词”，还是“女惑男之语”(朱熹《诗集传》卷4);也无论是表追求，抒思慕，叙幽会，寄怀念，还是描述爱情、婚姻的悲剧，抒发内心的哀痛，都莫不情真意挚，感人至深，具有不朽的价值。
《诗经》中的婚恋诗，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其中有些堪称热烈奔放的情歌。其中唱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郑风•风雨》)“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类似的作品还有《周南•关雎》、《召南•野有死麕》、《邶风•静女》、《郑风•溱洧》等等。它们或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情人的热切相思，或描述热恋的情景和讴歌爱情的甜蜜，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