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行役诗”审美价值论析

2024-09-17 诗经

　　摘要：《诗经》作品305篇，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划分，有“行役诗”这一类。行役是《诗经》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诗经》“行役诗”是表现行役者艰辛生活、抒发行役者哀伤怨愤情感的作品，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动乱的时代和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态，是产生此类诗歌的社会根源。浓郁的悲剧性和强烈的“奔迸”表情法使《诗经》“行役诗”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审美特质，以沉重的美感效应，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关键词：诗经，行役诗，审美，价值

　　《诗经》305篇中有将近十分之一的作品是以离乡远役者的生活为题材创作的。这些数量相当可观的诗歌，不仅在《诗经》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且由于它们在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方面的一致性，在古代诗歌史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诗歌流派，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行役诗”。

　　一、抒发哀伤与怨愤的情感

　　是“行役诗”的审美特质

　　“行役”，是指长期跋涉在外。“行役者”是指“负戈外戍之将士”、“衣单塞客”、“去境楚臣”、“辞宫汉妾”、“解佩出朝之士”等人。行役是《诗经》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尤以西周末年和春秋初叶最为严重。兵荒马乱的社会现实，妻离子散的家庭惨景，役夫、思妇的离愁别恨，在《诗经》中都有真实而又生动的反映。诗中勾勒出一幅幅悲凄惨淡的艺术画面，抒发出哀伤怨愤的思想情绪，这就使《诗经》“行役诗”形成了以哀怨为情感特征，以悲剧性为基调的审美特质。

　　《诗经》“行役诗”中不少作品反映了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直接描写了出征将士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凄苦心境。“击鼓其镗，踊跃用兵”①，在《邶风·击鼓》中诗人起笔就极为概括地勾勒出一幅动乱的社会图景：统治者穷兵黩武，将士们奔走效命，隆隆鼓声、滚滚烟尘、腾腾杀气交织成一片灰暗混乱的艺术画面。在这个背景下诗中主人公登场了。这是一个疲于奔命的士卒，他久别亲人，效命疆场，思念家乡，忧心如焚。想到往昔与妻子的誓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如今全部化成泡影，残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美好的憧憬。他的心境是绝望悲凉的，感情是无限沉痛的，在“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询兮，不我信兮”的悲叹中，充满了难以生还的忧伤。诗中凄苦哀怨的情调催人泪下。《王风·扬之水》描写一个远戍他乡的士卒，思念亲人，望眼欲穿，对无休止的战争极度怨恨：“扬之水，不流束薪”，“扬之水，不流束楚”，“扬之水，不流束蒲”，全诗用复沓的章法，回环往复的韵律构成了凄凉的情调，传达了东周王朝衰败的哀音，伴随着这个凄凉的调子，诗人以抑制不住的忧愁怨愤之情唱着：“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强烈的盼归之情，无尽的忧愁怨愤与隐约的绝望心绪，都从这哀怨的诗句中表现出来。战争是残酷的，军旅生活是艰辛的，在“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小雅·采薇》)的激战环境中，战士们“非虎非兕，率彼旷野”(《小雅·何草不黄》)，不分昼夜，辗转跋涉，过着非人的生活。“何草不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小雅·何草不黄》)，诗行间充溢着诗人的血泪控诉。战争使无数将士葬身沙场，成了异乡之鬼，那些从死亡中逃出来的幸存者又如何呢?《豳风·东山》中写一个新婚不久被强征入伍的士卒，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战斗岁月终于踏上了归途。然而侥幸生还不仅没有使他快乐，反而更增添了几分忧虑：“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我东曰归，我心西悲。”主人公久役东山思归心切，然而一旦踏上归途却又忧虑重重。他想象着现在家里可能已经残破不堪了：“伊戚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尤其当他想到新婚久别的妻子“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时内心更是忧心如焚。盼归而又怕归，想见亲人而又怕见亲人的矛盾心理煎熬着他，使他内心十分痛苦。诗人把这个士兵放在“零雨其蒙”的天气环境中描写，阴冷的气氛烘托着他悲凉的心境，使诗中哀怨之情显得更加浓郁深沉。

　　动乱之世，统治者的生活更加奢侈，对人民的剥削也更加残酷。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把繁重的徭役强加在人民的头上。《诗经》“行役诗”也反映了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不幸。《唐风·鸨羽》写一个自由民被迫服役，家园荒芜了，父母无人奉养。他内心十分痛苦却又哀哀无告，满腔忧愤无从排遣，于是怨极而呼天：“悠悠苍天，何其有所?”这惨怛的哀呼向无休止的徭役压迫发出了愤怒的控诉，也喊出了被奴役的人民渴望安居乐业的心声。战乱不仅给劳动人民带来灾难，而且也把统治阶级中一些下层分子卷入了不幸的深渊。《召南·小星》描写一个身卑职小的下层官吏在王命的驱使下披星戴月地奔波。虽然他已经心力交瘁，但仍然不敢停息，他没有勇气同奴役他的统治者抗争，只好自怨“寔命不犹”。用自我欺骗的方式去寻找心理上的平衡。《小雅·小明》中写一个被贬谪的小官吏，他置身于荒远之地，政务纷繁，虽然几经寒暑，但仍不知归期。他急切地盼望结束这痛苦生活，早日还乡与思念的亲友团聚。

　　外有役夫，则内多怨女。《诗经》中还有一些从思妇的角度表现行役者不幸遭遇的诗篇。《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召南·殷其雷》等就是这类作品。《君子于役》描写一位农家妇女，在夕阳西下之际，目睹归栏的牛羊，触动了对行役丈夫的忧思：“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伯兮》写一位武士的妻子在丈夫走后所产生的孤寂凄苦的心情：“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迭进的章法，层层深入地写来，把这个思妇深沉的忧思表现得淋漓尽致。《殷其雷》写一个远役者妻子对丈夫的思盼，诗中反复咏叹：“振振君子，归哉归哉!”这些诗篇都以忧怨哀婉的情调唱着思妇们内心的痛苦，从女性情感这个侧面，反映了行役者的不幸。

　　从以上评析的作品可知，《诗经》“行役诗”都是饱含着作者感情的抒情诗，这些作品在悲凉的氛围中表达了人们哀伤怨愤的情怀。

　　二、沉重而强烈的悲剧性

　　是“行役诗”的审美价值

　　鸟倦归巢，叶落归根，思乡，是人类最普通的情感之一。浪迹天涯的人们，即使走遍千山万水，也总是忘不了家乡的山水，故园的亲人。就如同天边漂泊的风筝，飞得再高再远，也有一根长长的丝连着大地。综观世界文坛，似乎没有任何语言的文学作品如汉语诗歌那样将怀恋故土的情怀表现得那样的深沉和执着。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之怀念，到“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②的悲鸣;从“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③的感悟，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④的思恋;从“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⑤的欢歌，到“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⑥的忧戚，在表现游子“行役”的中国古典诗歌中，《诗经》“行役诗”，以其哀伤怨愤的悲剧性为主旋律，显示出独具个性的审美价值。

　　悲剧性不是作为戏剧种类之一的悲剧所独有的，也是其他文艺形式可以具有的属性。历史上很多思想家、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悲剧性进行了阐释。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性的产生在于人们遭遇了不该遭遇的厄运，它的审美效果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⑦《诗经》行役诗正是这样的具有悲剧性的作品。它们抒发了行役者被抛离正常生活轨道，遭受了正常人所不该遭受的厄运时的哀伤怨愤情绪，并以怨愤而强烈的歌呼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因而这些诗歌具有十分丰富的悲剧性的审美价值。

　　作为戏剧之一的悲剧重在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性冲突，而《诗经》“行役诗”以抒发诗人内心的思想感情为其艺术目的，它并不直接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但是由于作者的思想感情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以这些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的诗歌仍然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是处在动乱涡流中的行役者，负役沉重，不堪其苦，另一方面是统治者穷兵黩武，骄奢淫逸;一方面是行役者迫切希望获得夫妻团聚，安居乐业的生活，另一方面是残酷的现实把他们进一步推向战乱的深渊。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劳动群众与贵族统治者的对立隐藏在诗歌所抒发的哀怨情感中。这就使这些诗歌的悲剧性以社会价值为核心而产生了极普遍的审美效应。诚然，这类诗作留给读者的审美感受是沉重的，而且它的情感越真挚，读者的这种感觉就越强烈。但它们并非使人沉溺于感伤的情绪中而颓废不振，恰恰相反，这种痛苦感和沉重感，会使读者获得一种情感的宣泄，一种郁结于心头情感能量的散发。使人们在诗歌渲染的悲剧氛围中获得一种审美愉悦，并进而激发他们的自省力和改造现实环境与实现自我价值的力量。(原作者：杨　简)梁启超说：“向来写情感的，多半以含蓄蕴藉为原则，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榄的那点回甘味，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但是有一类的情感，是要忽然奔迸一泻无余的，我们可以给这类文学起一个名，叫做奔迸的表情法。”⑧过去论者认为《诗经》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具有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其实，从感情表达的角度说，《诗经》“行役诗”并非那么“温柔”，而是如梁启超所说的是那类“奔迸表情法”的。由于诗人的情感十分真挚强烈，因此诗中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给读者以沉重的美感。诸如《卫风·有狐》写思妇对远役丈夫的体贴怀念;《小雅·蓼莪》写行役者对父母的深切哀悼;《豳风·东山》写归途士兵悲凉迷惘的心境……这些情真意切的诗篇，不仅给读者以亲切的感受，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而且还能唤起读者更多想象与联想，进一步用自己的生活体验来丰富它，思考它无限深广的艺术内涵。这种“奔迸的表情法”的“行役诗”极易以悲剧美震撼读者的心灵，唤起悲悯与恐惧之情，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同情被奴役、被压迫人民，憎恶邪恶势力的正义感。《诗经》“行役诗”以哀怨为特质的悲剧美，使它历时既久，传诵不衰。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动乱时代与社会心态

　　是“行役诗”的生成“土壤”

　　《诗经》“行役诗”的时代是产生悲剧的时代。《诗经》中的作品基本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这段历史时期的产物。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我国奴隶制社会经历了盛极而衰的发展过程。西周建国后，经过成、康、昭、穆几代的努力把我国奴隶制社会推上了发展的顶峰。到了夷王、厉王的时候各种矛盾空前激化了，西周王朝开始从顶峰上跌落下来。继之的“宣王中兴”，不过是西周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西周和春秋交替之际，社会更加黑暗，政局急剧动荡，人民痛苦不堪。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是战争十分频繁。据史料记载，周宣王即位以后，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接连对外用兵，宣王三年至五年，仅二三年间就先后讨伐了西戎、猃狁、荆蛮、淮夷、徐夷等几个少数民族。王权衰落以后，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迭起，据《左传》⑨记载：鲁恒公二年“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战争必然伴随着繁重的劳役，各国统治者都役使大批民夫供他们驱使。又，鲁庄公二十八年“冬，饥。筑郿”。“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廪。”“秋，有蜚，为灾也。”“冬十二月，城诸及防。”鲁国在连续两年严重受灾的情况下，仍然不顾农时，不恤民情，先后三次大规模地征调民夫修筑城防，其他国家役使人民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无论是兵役还是徭役都要由劳动人民来承担。统治者为了确保对劳动人民的役使权制定了相应的法令制度，《周礼·地官》中规定：“县正：各掌其县之政令征比……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⑩在残酷的政治压迫下，兵役徭役使无数家庭妻离子散，使数以万计的行役者在苦难中呻吟。当时的社会状况正如《大雅·桑柔》中所描写的，“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在触目皆血泪、充耳惟哀音的社会环境中，人民从个人的不幸遭遇中深深感受到时代的黑暗，一种伤时忧乱的思绪冲击着心扉。当他们从生活中选取题材，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用诗歌表现出来时，就给这些诗歌涂上了以哀怨情感为特征的鲜明的悲剧性色彩。

　　《诗经》时代，尽管中国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的中后期，但是原始社会的某些思想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在人们头脑中。当时人们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民族意识，更不可能形成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祖国”这一观念。在一些集体事物中，经常发生作用的往往是原始社会所遗留下来的部族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战争、徭役的感情判断，只能以自身的得失或部族的利害为依据。西周末年以来所发生的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人民深感战争的残酷。同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天下共主的大一统局面，又消融了部族利益，因而深受战争、徭役之害的人民普遍产生了厌恶战争的思想情绪。无论是周王朝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还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人民大都持否定态度(像《秦风·无衣》那样表现英勇抗敌精神的诗歌是及其少见的)，当这些战争、徭役以超负荷的能量加在人民头上时，便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人民反抗奴役的斗争时有发生。《左传》有多处这样的记载：“鲁闵公三年，郑人恶高克。使率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授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卫师败绩，遂灭之。”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在当时厌恶战争，反抗奴役，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在这种社会心态的影响下，诗人伤时悯乱，满腔哀伤怨愤。他们不能像太平诗人那样在幽雅的书斋中浅斟低唱个人的淡淡哀愁，也不能像盛世诗人那样形成“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11}的豪迈气概。当他们把胸中的郁积化作诗歌的时候，他们的诗作必然形成了哀伤怨愤的情感特征。这就是《诗经》“行役诗”形成以哀怨为审美特质的又一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杨简(1954- )，茂名学院文法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① 凡《诗经》之引文皆引自《诗集传》，宋朱熹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后文不复标注。

　　② 屈原《哀郢》，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③ 《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④ 杜甫：《月夜忆舍弟》，《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3页。

　　⑤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⑥ 王安石：《泊船瓜洲》，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⑦ 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599页。

　　⑧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转引自周振甫《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352页。

　　⑨ 凡《左传》之引文皆引自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之陈克炯注译《春秋左传》，广东教育出版社等，1995年版后文不复标注。

　　⑩ 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之许嘉璐著译《周礼》，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1} 王昌龄：《从军行·其四》，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