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爱情诗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早期心理和文化。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爱恨情仇，以其清醒的现实性。
人生的伦理是由男女相爱而成为夫妇开始的。所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社会的一切发展都是由从男女关系的问题开始的。《礼记》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吃饭，长大后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几乎没有什么大事。所以西方某些性心理学家的观念强调世界进步，乃至整部人类历史都是性心理推动的。无疑，爱情对民族心理和文化影响是至深的。那么，爱情作为一种民族心理和文化在《诗经》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一、温婉含蓄的爱情，温柔敦厚的诗教
在论语中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来总评诗经中的爱情。《关雎》是一首关于男孩追女孩的诗。追的过程用一句现代化来说就是“痛并快乐着。”怎么样痛苦呢?《关雎》中描写了“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寤寐思服。”那男孩在床上打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整天昏昏沉沉，醒着想那姑娘，梦里还是想那姑娘。那快乐的时候呢?“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孔子所评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在表述一种理念了：快乐的时候不过度，痛苦的时候不悲观、不丧失斗志。以此来教育他的学生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把握一个度。这反映到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中便是中庸之道了。和西方那种只要你爱我，我爱你就OK的简单直接的爱情诗完全不同。再看诗经的其他诗篇，如秦风・《蒹葭》中浓浓的相思之情：“白露为霜”给我们传达出节气已是深秋了，而天才破晓，因为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华。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念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弥望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所苦苦期盼的人儿在哪里呢?只知道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但这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吗?从下文看，并非如此。是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习俗潇湘”的“南国佳人”一样迁徙无定，我们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但却充满诱惑地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展开。把“溯洄”、“溯游”理解成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或者沿着弯曲的水道和沿着直流的水道，都不会影响到对诗意的理解。
二、宜其室家、求同务实的婚姻观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篇大家耳熟能详的《诗经》名篇《桃夭》塑造了一个德容并茂的女子形象。以灼灼桃花之艳来喻其容，以宜其室家之好来昭其德。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世家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一再强调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现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三、卑弱的媳妇，伟大的母亲
古代女性的地位，并非由于先天的特质，而是由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文化所塑造而成的.。《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女性的诗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心理，以及对女性的要求。女子生来就注定无法与男子享同等的权利，也没有同等的期望和责任。可以说，社会对女性的期望非常低，不要求她有自主的能力，只要求她顺从。因此，女性被强化为卑弱的气质，而终身成为被支持者。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女性的婚姻也是很悲惨的。在婚姻中她们被要求做一个贤妻良母，而且她们也差不多是相当自觉的在做的。可是一个贤妻良母并不好当，受苦受累是她的责任，挨打挨骂是她的义务，权利则是没有的。能够不挨打挨骂便是她的福气，能不被休弃便是她的造化了。
可是古代女子，对于寻找归宿，是极为迫切的。婚姻是女性最佳的生存保障，如《召南・有梅》即道出了女性吉时未嫁的恐慌。然而，女性一旦出嫁了，是否保证从此可以安然栖身?当然是未尽如此。故而，古代中国女人的幸福是有赖于跟她们终身作伴的男人。女人的受苦，多由于男人的暴戾粗鲁。倘男人天生情理、脾气好、慎思虑，女人便不至于受苦。然而即使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夹在母亲和妻子的中间，也很少冒着忤逆母亲的罪名而维护妻子的。在中国大家庭中，媳妇的生活负着许多责任，实在是一种艰难的生活。因此，纵观中国女人的历史，是一部悲惨的历史，一部忍气吞声的历史。可是令人可叹的是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下，所有小孩子，包括男孩的教育却是掌握在女人的手里。估计林语堂先生说的中国人忍耐的德行便发端于此吧。古代中国女人的地位如此低下，而家庭的主导权以及小孩的养育权却牢牢地抓在女人的手中。
《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列女传》称其“生十男，亲自教诲。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周室由古公�父到季历、文王三代，都有贤妃良母助兴周室。所以能形成姬周王室七八百年的宗室王朝，都是由其上辈“齐家、治国”的德育教化而来，并非偶然徒然地提三尺剑，一战功成而得的天下。因此，后世尊称别人的妻子叫“太太”，便是从周室有三位“太”字辈贤妻良母，母仪可风的典故而来，并非是随随便便的口头语。《思齐》一诗歌颂文王善于修身持家，治国有方。但同时也歌颂了女性，从侧面表明一个伟大男人的身后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一个伟大儿子的母亲，是一个伟大母亲。林语堂先生也说：“女人倘做了母亲，她的人格当会更伟大。”甚至可以这样断言：“中国的家教，从古到今一直得力于中国母亲的教育。”若云现代的女性的解放，我想解放的重点理当是放在“贤妻”这块，至于“良母”这块大可保持并发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