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楚辞》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卓绝的艺术手法，开启了现实土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对历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诗经》、《楚辞》的对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诗歌是人类艺苑中最先萌发的种子，是人类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优良文学传统的伟大国家，其中诗歌是一份极为丰富的遗产。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诗歌发展史上，诗人辈出，诗作浩如烟海，特别是题材之丰富、范围之广泛，风格、流派之迥异，这些诗人及其伟大作品，其影响之深远巨大，更是难以尽述。单是先秦时期，我国诗坛上就有《诗经》、《楚辞》这样两颗璀璨夺目的珍珠。人们常常把唐诗、宋词誉为“中国文学双璧”，其实，从历史悠久和影响巨大深远等方面来认识和考虑，《诗经》、《楚辞》才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学双璧”，这里，笔者试图用比较的方法向大家做一简要的介绍。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时期以我国文明的主要和重要发祥地之一的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文化产物，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光辉起点，主要反映了我国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大约500年间多方面的社会生活。而《楚辞》则是战国后期以我国文明的另一个主要和重要发祥地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文化产物，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为主要代表的文人诗歌集，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直接源头。《诗经》的作者多达上百人，可惜这些诗人的姓名大都早已湮没不可考了。
而《楚辞》则是我国战国时期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他的后学者的作品集，甚至可以说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个人专著诗歌集。比较具体、详细地说，《楚辞》的作者，除屈原外，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有着真实姓名的著名诗人。不过，宋玉等人的作品在《楚辞》中保存得很少，因而现在流传下来的也比较少(在屈原之外的《楚辞》诗人群里要数宋玉比较著名，成就和影响也较大)，而屈原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占了《楚辞》的绝大部分。
《诗经》原称《诗》，或者《诗三百》(因为收录了当时的诗歌305篇，取其整数而得名)，西汉时期为提高其地位被列为经典而正式命名为《诗经》。《诗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人们把这些诗按音乐(或者说是按照其体制)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表现手法常用“赋”、“比”、“兴”。人们习惯上把《诗经》音乐方面的“风”、“雅”、“颂”及表现手法上的“赋”、“比”、“兴”合称为“诗经六义”。“风”是地方乐调，指的是周南、召南、邶风、豳风、卫风、魏风、秦风、郑风、桧风、唐风、齐风、陈风、曹风等十五国风，主要就是这些地方的“土乐”即民间歌谣，俗称民歌，也就是当时劳动人民的歌曲;“雅”是朝廷所在地的音乐，分为“大雅”与“小雅”，多为奴隶主贵族所作;“颂”是天子和诸侯祭祀宗庙的乐歌，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而“赋”是铺陈其事，“比”是打比方，“兴”是托物起兴。
《诗经》不仅有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在结构上喜用重章叠句、反复吟咏的形式，在句式上多用四言句而又富于变化，词汇丰富，用语精练生动，在韵律上，为后世诗歌开创了丰富多彩的韵例。所有这些都表现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的巨大艺术成就。而《楚辞》主要来源于屈原以前的楚国民间的祭歌。当时由于时代的限制，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落后等方面的原因，人们还相信祭神可以求得神对他们生产和生活的佑护。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楚国的这些民间祭歌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加工终于创造出了一种新颖而独特的骚体诗，使之成为我国古代诗坛上光芒四射、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品。
《诗经》的流传与影响相对而言特别是在西汉以前肯定要比屈原和《楚辞》大得多，因为在西汉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司马迁写作他的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巨著《史记》(在《史记》里有《屈贾列传》可以证明在此之前屈原和他的《楚辞》基本上没有什么名气，而《史记》将屈原与贾谊并称也足见当时屈原和他的《楚辞》的地位之低)之前，屈原和《楚辞》肯定是无人问津的，大而言之其流传和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孔子这样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奠基人也对《诗经》有极高的评价，并且亲自删改过《诗经》。
《诗经》、《楚辞》在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或者是直接来自民间，或者是吸收民间文学的滋养，这方面它们有着相同之处。但是《诗经》的句法一般是以四言为主，当然也兼有杂言，而屈原等诗人却打破了四言诗格式，创造了句法参差不齐，灵活多变的骚体新形式，有利于诗人比较灵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楚辞》还在篇幅上发展了《诗经》的短篇为中长篇，这也更有利于诗人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表现手法上，屈原还丰富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
《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例如《关雎》中的“关雎”，《硕鼠》中的“硕鼠”;而《楚辞》中的比兴却与它所要表现的内容合二为一，具有象征性质，比如《涉江》中的“奇服”。特别是屈原大量使用珍奇丰富瑰丽的想象、奇美的比喻与大胆奇特的夸张来塑造形象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更是质朴写实的《诗经》所少有的。
《楚辞》表现了对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无比憎恶，对祖国人民的无限热爱，感情充沛，因其洋溢着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具有高度的艺术成就。
《诗经》和《楚辞》长期以来都是历代诗人学习的典范。比较而言，《诗经》比较通俗易懂，《楚辞》则比较深奥难懂。《诗经》在春秋末期经过儒家学派的编订、“正乐”，作为一门必读课程在无数的门徒中传习，特别是在后来漫长的科举制时期，《诗经》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广泛重视，成为学子必修、科举必考的内容，其重要性更是《楚辞》根本无法比拟的。
《诗经》、《楚辞》作品的差异
一、句式
楚辞中虽然也有以四言句为主的诗篇（如《九章·桔颂》），但是，四言句不是楚辞的典型句式。楚辞的典型句式是五言句和六言句（句中的语气词“兮”不计在内）。《离骚》和《九章》（《桔颂》除外）基本上是六言句，《离骚》中的六言句大约占了总句数的７５％。《九歌》中的《少司命》、《山鬼》、《国殇》三篇也以六言句为主，其余各篇则以五言句为多数。另外，七言句在楚辞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例如《离骚》中的七言句就大约占了总句数的１４％。总的说来，楚辞的句式比起《诗经》来，不仅字数增多，而且更加灵活自由。
再有，四言诗往往两个诗句（八个字）才有一个动词，构成一个意思完整的自然句，而楚辞则一般是一个诗句（五个字或六个字）就有一个动词，一个诗句就是一个自然句。因而，就每一个诗句来看，楚辞的句式加长了，可是，就每一个意思完整的自然句来看，楚辞的用字反而减少了。这样，自然就明显地增大了诗歌句式的弹性，扩大了它的容量。
在节奏上，五言句和六言句打破了四言句两字一顿的单调格式，变得丰富多了、活泼多了。
二、章法
楚辞打破了《诗经》作品短章复沓的结构形式，篇幅大大加长，例如屈原的《离骚》长达３７３句，２４９０字，是古今罕见的鸿篇巨作。其《招魂》、《天问》以及宋玉的《九辩》也都长达几百或上千字，即使像《九章》这样的短篇一般也远较《诗经》作品的篇幅长。如此长的篇幅显然是不适宜采用复沓方式的。
楚辞的篇幅普遍较长，同其铺陈描述的特点密切相关。《离骚》就是一例。此诗前一部分，诗人自叙身世、才德和愿望，回顾在楚国现实斗争中的遭遇，抒发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表白矢志不渝坚持理想的决心，已经显示出铺陈的特色。应该说，在这一部分中，全诗的主旨已然点明，全诗的内容已然包举。然而诗人意犹未尽，接下来又另辟幻境，假设出女媭劝告、重华陈辞、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种种情节反复申言，以强调主题。这后一部分的很多描写，如上叩帝阍下求佚女的描写，想象中去国远游的描写，无不绘声绘色，文笔纵恣，这些地方，铺陈的特点就更为突出。《招魂》也是运用铺陈手法的显例。诗中描写天地四方的阴森恐怖，描写楚国居室、饮食、音乐的豪奢美好，都将铺陈手法发挥到了极致。
三、语气词“兮”及其他虚词的运用
语气词“兮”古代发音如“呵”，这个字在《诗经》的一些诗中就已经有所应用，但数量不多，用法简单。楚辞却是绝大多数篇章用“兮”，用法也多种多样，或两个诗句之间用“兮”，或两个诗句之末用“兮”，或每个诗句中间用“兮”。楚辞中的“兮”字，往往既具有表情达意的功能，又具有变换节奏的功能。“兮”字的运用可以说已经成为楚辞诗体形式上的一个突出标志。
在“兮”字的应用上，《九歌》尤其值得注意。闻一多先生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九歌》中的“兮”字，按它们在各句中应具的作用，完全可以拿当时通行的虚字如“之”“其”“而”“以”等等体现出来，例如：“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湘夫人》）就可以变成“帝子降于北渚，目眇眇然愁予。”“结果发现这里的‘兮’竟可说是一切虚字的总替身。”闻一多先生还认为，“《九歌》以一浑然的‘兮’代替了许多职责分明的虚字，似在省去与未省之间，正是炼句技巧在迈进途中的一种姿态”（《怎样读九歌》）。“兮”字的这种用法和性质，更是《诗经》作品所不具备的。
楚辞中不仅广泛运用了“兮”，还大量运用了结构助词、介词、连词等各类虚词，例如《离骚》就是绝大多数句子中间夹杂着虚词，常见的有“之”、“于”、“而”、“其”、“乎”、“以”、“夫”“焉”等等。虚词使用的种类之多和数量之多，大大超过《诗经》。如此频繁地使用虚词，就使得楚辞别具一种深婉悠长、声情荡漾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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