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是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的课文，也是《诗经》中婚恋诗的代表作之一。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氓》的文学价值，欢迎阅读与收藏。
文学价值：
一、不得不说的人物身份
刘文认为氓的身份在两人“婚后的生活状况和情感发展变化态势”中不如婚后生活表现重要。但采诗的教化目的决定氓的身份不得不说。氓的身份众说纷纭：商人、农人、城市平民，侯外庐认为氓是间谍。可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统治者展现一个卑贱者的婚离故事有什么目的?《静女》《桑中》这类表现爱恋的诗的主角都是贵族;如《硕鼠》《伐檀》这类抒写奴隶受压迫的诗歌，其诫谕的对象也是穷奢极欲的统治者。因此，《诗经》不是写给社会下层看的。
但是少有人同意“氓”“女”都是贵族：“氓”本无贵族之义，“抱布贸丝”的“贸”也易产生氓是商人的错觉，“三岁食贫”让人认为氓家贫穷(《汉语大词典》以此为例将“食贫”解释为“过贫苦的生活”)。刘文认为氓的身份难以推定，但诗歌还是留下了暗示氓身份的信息。比如“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许嘉璐认为商周时代行路、狩猎和作战用车一般由马牵引，先秦文献中经常车、马连言，有车即有马，反之亦然。而车和马都代表等级区分。《论语先进》中记载颜路请求用孔子的车为颜渊制椁，可孔子因为要遵循贵族的礼仪，拒绝了颜路的要求(“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战国策》中孟尝君门客冯谖曾三次弹铗以解决饮食、出行、赡养母亲(“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的问题，在有车后宣称“孟尝君客我”。可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车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再者，氓的车还有必要的修饰――帷裳，就更能断定虽然卫地重商，但他绝非地位卑低的商人。由此，女子怨号“三岁食贫”，可作男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或女子来自于地位更高、更富有的贵族家庭的猜测。后者的猜测源于女子的劳作――采桑是妇功的应有之义，不论贵贱，采摘、蚕桑、缝纫和饮食等都是女人日常生活状态，使其安于自身角色，锻炼勤劳柔顺之性。贵族女子的日常劳作对下层女子也是一种表率。
然而，女子依然需要谨守“周礼”，男子的道德却败坏(“士贰其行”“二三其德”“至于暴矣”)，这种双重标准使女子喷发出心中的悲伤、委屈和愤懑，也使兄弟之“”有了切实依据。那个时代虽不存在封建纲常观念，女子被弃或自出也未受到社会舆论的钳制，但照常理，不是使家族光彩的事。可兄弟没有流露出颜面受损的愤怒或对女子的同情。所以兄弟嘲笑的，绝不是女子私奔后自食恶果的婚姻(“以我贿迁”说明父母同意她的婚姻，并给予嫁妆)，也不是女子的命运，而是女子不合时宜的情绪。时宜，即氓的行为在当时已经是贵族阶层见怪不怪的普遍情形(参见《风桑中》等)。如此可看出女子对爱情的坚守，但更能观察到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夫妻关系已经出现松动甚至崩塌，孝敬之成、人伦之厚、教化之美、风俗之移也一概失去了基础。《诗》可以“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氓》则展现了礼崩乐坏的真实事件。
二、一场合风俗、遵礼义的婚恋
刘文指出从礼教出发否定女子恋爱时的行为，认定她在婚姻中受压迫遭损害，犯了时代前移的错误。但它以平等自由的婚恋观审视《氓》中的自由恋爱，也犯了时代后移的错误。
尊卑观念在西周、春秋时代肯定存在，封建时代只是将其更细化、制度化，从而成为自上而下不可逾越的社会道德行为准则。除氓“贰其行”外，两者的婚恋可说合乎风俗礼义要求。“合礼”不仅是女子在道德、行为层面批判氓的有力依据，也是采诗者引导和诫谕社会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在封建礼教下，女子恋爱的大胆、热情和谈婚论嫁的谨慎、顾虑的确存在矛盾，但这不违背当时当地风俗与礼制之间的关系。统观《国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准则多表现在《周南》《召南》中，其他各风都描写有大量男女婚前合欢行为，尤以保留殷商余风的邶卫地区为甚。鲍昌《风诗名篇新解》认为，“郑、卫之地仍存上古遗俗，凡仲春、夏祭、秋祭之际男女合欢，正是原始民族生殖崇拜之仪式”，人类学上也确实存在合欢之俗。有人认为《周礼媒氏》所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无夫家者而会之”正是反映了礼义对风俗的容纳;可为倡导男女有别，没有官媒不能正式交往，没有彩礼不能正式会面(《礼记坊记》：“夫礼防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无别也。”)。可见，《氓》《静女》等诗篇中男女婚前的大胆、纯洁的交往和女子在氓有彩礼(布是古代的货币)下聘却无“良媒”时暂时拒绝氓，前者合俗，后者遵礼。而诗中纳征(抱布贸丝)、纳吉(尔卜尔筮)、请期(秋以为期)、亲迎(以尔车来)则以少总多，概括了嫁娶时的“六礼”。虽顺序有颠倒，但不能就此认定违反周礼，这毕竟是诗!
而叙写婚后辛劳的“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则印证“女也不爽”的自我评定，与氓“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罔极”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无爽，即合乎礼义;罔极，即没有准则。《礼记》规定了儿与媳晨昏定省侍奉父母(公婆)的行为标准。这四句诗突出了女子几年如一日操持家务、早起晚睡侍奉公婆的辛劳。女子自认为没有一丝一毫越礼的行为，谨守做妻子的责任，却受到了男子的恶待，其情其理，的确难以接受。
三、桑林、淇水见证了“我”的爱情
刘老师猜测了两人婚后生活的大量可能性，但《氓》中最吸引人、最撩动人心的还是女子对爱情一步三回头的哀怨、斩断情丝的刚绝与无奈。对女子进行道德压迫和行为戕害的封建时代无法看到如此丰满的形象。女子忘不了刻骨铭心的爱恋;婚后的不幸，反衬出爱恋的可贵。所以女子反复吟咏的，就是留下两人足迹的地方――桑林和淇水。
《氓》用比兴手法，通过桑叶由嫩绿到枯黄的变化喻女子由青春逐渐衰老、由幸福至痛苦的过程。但这“桑”不是“五亩之宅”范畴的“桑”，而是由上古至商周祭祀之所的社树：仲春之月行祭祀之礼，未婚男女到桑林中互相交流、寻找配偶，中意的话则到祠宫禀告祖先，祈祷保佑。
《桑中》印证了这个观点。郭沫若认为：“桑中即桑林所在之地，上宫即祀桑之祠，士女于此合欢。”“其祀桑林时事，余以为《风》中之《桑中》所咏者，是也。”桑林是爱情的象征，是两人一见钟情之所。他们互相吸引，缱绻不舍，也曾一起向祖先盟誓。生机勃勃的桑树，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他们忍受不了空间的阻隔，男子“抱布贸丝”，女子望不见、“泣涕涟涟”，都沉溺在美好的爱情之中。可桑树临秋而黄，又成为感情生变的无情见证。稀疏的桑叶不可能再掩蔽两人依偎的身影，当年在祠宫的盟誓伴随着女子年华的老去成为过往云烟。面对此景流变，克礼的女子怎能不发出痛自骨髓的悲呼?
淇水更是女子始于欢乐、终于悲伤的见证。水能隔绝临河幻想的君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却阻挡不住处于热恋中的女子“送子涉淇”，并成为他们结情之所(“秋以为期”)：伟大的爱情力量战胜了大自然的束缚。不仅如此，隐喻“爱”的“涣涣溱洧，汤汤淇水”，激荡着人们心中不可阻遏的爱的热情，让女子回忆起“以我贿迁”时的渡淇之境：当初我俩坐在车里，欢声笑语渡过淇水，汤汤淇水就是依依情意;如今我形单影只再渡这河，河水和着我的恨泪溅湿帷裳，汤汤淇水就是不尽恨情。再者，这淇河也应是氓信誓旦旦之地。古人有临河起誓的传统，重耳投子犯之璧于河：“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祖逖中流击楫而誓：“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男子若真的请淇河监督他“与之偕老”之誓，那和“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形成了多大的婚前婚后反差，也无怪乎女子在最后直喊淇水原隰尚有限度，可男子轻许誓言，没有一点行为准则!
如上，《氓》的文学价值在于塑造了一个在婚前对爱情憧憬、坚贞，在婚姻不幸、家庭破裂时又直面现实、勇敢抉择的女子形象。她的不幸，与当时社会的变化紧密联系。她和《邶风日月》《邶风谷风》中女子的性格、行为、结局各有不同，但又一起构成那个时代社会变化下遭遇婚姻、家庭不幸的女子的群像。当时的统治者希望依靠《氓》反映现实，诫谕贵族阶层维护道德，来教化社会;但事实上《氓》却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变化中女子的悲剧性命运。女子形象因《氓》的社会价值更加丰满，《氓》的社会价值也因人物形象更加彰显。
相关翻译：
憨厚农家小伙子，怀抱布匹来换丝。其实不是真换丝，找个机会谈婚事。送郎送过淇水西，到了顿丘情依依。不是我愿误佳期，你无媒人失礼仪。望郎休要发脾气，秋天到了来迎娶。
爬上那垛破土墙，遥向复关凝神望。复关远在云雾中，不见情郎泪千行。情郎即从复关来，又说又笑喜洋洋。你去卜卦求神仙，没有凶兆心欢畅。赶着你的车子来，为我搬运好嫁妆。
桑树叶子未落时，缀满枝头绿萋萋。嘘嘘那些斑鸠儿，别把桑葚吃嘴里。哎呀年轻姑娘们，别对男人情依依。男人若是恋上你，要丢便丢太容易。女人若是恋男子，要想解脱难挣离。
桑树叶子落下了，枯黄憔悴任飘摇。自从嫁到你家来，三年穷苦受煎熬。淇水茫茫送我归，水溅车帷湿又潮。我做妻子没差错，是你男人太奸刁。反覆无常没准则，变心缺德耍花招。
婚后多年守妇道，繁重家务不辞劳。起早睡晚不嫌苦，忙里忙外非一朝。谁知家业已成后，渐渐对我施凶暴。兄弟不知我处境，个个见我哈哈笑。静下心来细细想，独自伤神泪暗抛。
当年发誓偕白头，如今未老心先忧。淇水滔滔终有岸，沼泽虽宽有尽头。回想少时多欢乐，谈笑之间露温柔。海誓山盟犹在耳，哪料反目竞成仇。莫再回想背盟事，既已终结便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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