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是教育的第二条原则，家教与师教相结合，现代概念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下面是下面为大家整理的三字经详解：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欢迎大家欣赏。
三字经详解：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篇1
家庭教育是父母或家中的长辈对子弟的教育，学校教育是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这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两种教育的背景不同，内容也不一样，有些话老师说不出口，有些话家长说不出口，所以老师教孩子要孝敬父母，家长教孩子要尊师重道，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圆满。
家教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教育，叫做扎根教育，没有家教的小孩子，即使学校教育再优秀，他一生都不会有大成，因为他没根。小孩子在三岁以前，是离不开母亲的，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孩子的活教材，小孩子都在模仿与记忆，这叫母仪、母教。《千字文》里就有“外受傅训，入奉母仪”的话。“外受傅训”是在外面要接受老师的教诲，“入奉母仪”就是在家里要向母亲学习，以母亲的仪表做为自己的行为规范。父母自己不自尊、不严格要求自己，你的小孩子将向你学习什么呢?
根据古制，母亲怀孕作胎以后就要开始对胎儿进行胎教，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认为，胎儿时期小孩子的感官在发育阶段，还没有感知功能。你怎么知道胎儿没有感知能力?你怎么知道胎儿感知不到外界信号呢?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三个月的胎儿就开始有听觉了，也就是从三个月开始就可以用声音进行胎教了。听神经元的发育在零岁到三岁时完成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三岁以内的儿童听音乐，只要听一遍终生都不会忘。父母想培养小孩子为音乐家的，一定要趁早。
胎教的总原则就是一个正字，时时按“正”的原则去做就可以了。无论是行住坐卧、举止言谈都不能离开正字，站着不能歪，躺着不能歪，坐着不能歪。你外面有正，胎位才能正，小孩子的内心才能正，将来这个小孩子才能正，这是胎教的关键也是教育的关键。
什么是正呢?正字的下面是止，上面是一，止于一就是正。一切专一、合一才有正。这是教育的准则，如果只生养子女而不负责教育，这是父母的过失。人多生几个孩子容易，但是个个都教育好，是非常困难的。父母要是怕麻烦就考虑好，少生几个孩子，这样既对孩子负责，也对人类负责。尤其是现代的母亲，自己都有工作，教育子女既没时间也没耐心，干脆出钱请家教最省事。母仪母教必须自己来，外人代替不了。现在辛苦三年，将来你能省心一辈子，算算账看看哪头划算?所以在教育问题上母亲想大撒把是绝对不行的，女强人可以缓一缓再当，先考虑小孩子的教育，这是他一辈子的大事，将来他还会有后代，这个因果关系可绝不是一两代人的事。
如果师教有问题、老师教育的方法不对，那是老师的失职，同样是大问题。传统教育的师道，老师是绝对的牺牲者，一辈子办教育默默无闻，视年长的学生为弟、年幼的为子。弟子们的地位再高，回来看老师也一定行大礼，感谢老师的大恩。现在搞教育的都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用钱钟书的话说，“这个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
传统教育中的师，分为“经师”与“人师”两类，传道、教学生做人的是“人师”，授业、解惑的是“经师”，两类老师的职责不同，家长一定要区分清楚。
家教和师教都有了，但父母和老师教什么?这在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中是截然不同的。传统教育的第一步是帮助学生化性子，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拧种一个，脾气大得很，非得依着他的性子不可。如果父母不帮助他化性，今后这个孩子的命就很难立起来。上学以后，老师如果不能帮助学生化性、立命，就是误人子弟。当老师的必须详细考察学生的天命、宿命与阴命，按学生命的大小来教育他，才算尽了师道。
人的命如车轮，性如车轴，性子不正，命轮一定会跑偏，所以韩愈才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帮助学生化性立命，教他做人之道，比较起来老师的作用比父母还重要。为师者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可能误人子弟，好材料也被你毁了，古人叹曰：“我眼本明，因师故瞎”不正是对那些滥竽充数的“瞎师”的控诉吗?
三字经详解：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篇2
这些年，有一种现象不说普遍，也非个别：只要学生出了“问题”，不是老师埋怨家长，就是家长埋怨老师。要是出了“问题学生”，这种相互埋怨还会升级。自身查找原因的，好像少之又少。就拿学生出现学习问题来说，本来就是教学常态，可谁也不愿“扛”。于是，老师“请”来家长，要求还得死“盯”。此时，家长已经无语：作业已悉数签字，卷子经当面改过，全家已“戒”掉电视，孩子已校外有班儿……本来双方的共同追求，却变成了双方的共同纠结。
分析其中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拿《三字经》这蒙学读物来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半文半白的短短两句话，每句六个字，就“点”到了两类教育的要害之处，既浅显易懂，更精辟深刻。作为两条古老的教育“原理”，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有人说，“养不教，父之过”和“教不严，师之惰”，不仅揭示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一些基本规律，还建构了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学术”评价是高是低，尚可百家争鸣。然而，它能够成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共识，并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地传承下来，已经足以体现这两条古老教育“原理”的.现实意义，确实值得深思和研究。
“养不教，父之过”讲的是家庭教育缺失，问题在于家长。这是经过长期实践的传统判断。现实虽也如此，但现实又很不同，因为“养不教”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尤其是进入“独生子女时代”以来，家长对子女教育可谓重视到了极限。有人做过调查，绝大多数家长认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绝大多数家庭期待“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你想，有谁还会犯“养不教”的低级错误，又有谁还愿背“父之过”的社会骂名呢？
越不是问题的问题，往往偏要出现问题。家庭教育同样也陷入了这样的“怪圈”。时下，家庭教育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似乎随处可见。所谓“越位”，是指父母本来不该“教”的，却拼命“教”；所谓“缺位”，是指父母本来应该“教”的，却没有“教”；所谓“错位”，是指孩子本来可以做的，父母偏要代替。如果说，这些问题是因为“养不教”，真是冤枉了他们。可是，由此而导致的“父之过”，眼睁睁又明摆在那里。只要稍加分析，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误读的“教”而导致了“过”。现在，让学前的孩子学小学的知识，让小学的孩子学初中的知识，已经见怪不怪。一门心思“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回过头来一看，连起跑线到底在哪都不知道。世上确有“天才”儿童，但绝对是个例。相反，超前学习之后的超前逆反，似乎绝对不是个例。如此“越位”，就属于揠苗助长。可惜连孩子都熟知的寓言，父母却没有参透所“寓”之“言”。再说，家庭教育需要“教”的东西本来很多很多，诸如生活习惯、学习心理、是非判断、处事原则等，都是关乎一生的素质，必须“教”而“养”之。特别是学前和小学，更要让它在孩子心里扎下根儿。可是，父母“教”的热点没在这里，自然造成“缺位”。等到孩子大了，哪儿不是哪儿了，即便还能亡羊补牢，哪如那时一步到位？其实，孩子天生就愿意模仿，你择菜他也要择，你洗碗他也要洗，不让干就跟你“闹”；孩子从小就喜欢创造，用彩笔瞎涂乱画，拿积木瞎摆乱搭，完了事还能给你讲得天花乱坠。可是，父母总嫌孩子“做”得不好，总要代替他们求得“完美”。殊不知这种“越位”，使孩子多了依赖，少了独立。最可怕的是，他们此时“少”的“独立”，正是“独立思考”，而这些一点一滴的“独立思考”，恰恰是想象和创造的原动力。
现实生活中，家庭教育的越位、缺位和错位，还常常“混搭”，负面作用尤甚。就说孩子的注意力和责任心，一直令人头疼。谁都知道，这是“情商”的两个关键要素。它们对于孩子能否获得成功至关重要。可是，家庭教育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在这里同时“发力”，使问题更为复杂。难怪有人说是此题“无解”。当然，这只是戏谑之言。其实，原本孩子无论“做”什么，起初都能聚精会神。这是先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然。所以，谁也不该打扰他们。说白了，他不找你，你别“招”他。原因很简单，这是“注意力”的自我训练和“责任心”的自我积累，甚至还有“想象力”的自我开发。但是，咱们经常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父母为了“找乐儿”，享受“好玩儿”，总是想方设法“招”他。不管你怎样解释，反正“注意力”非常集中的情境、“责任心”正在形成的环境、“想象力”非常活跃的意境，都被你破坏了。其乐融融的背后，孩子的先天优势不知不觉被不良习惯所替换。入学以后，因为孩子“上课坐不住”“学习不认真”，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你“沟通”的时候，你能不闹心吗？显然，由于家庭教育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造成的“父之过”，有时还要甚于“子不教”的后果。
“教不严，师之惰”讲的是学校教育缺失，问题在于教师。但是，原意是“严格”的“严”，不知何时开始被“异化”了，变成了“严厉”的“严”，于是出现了体罚，诸如罚站、罚写，甚至打手板儿等。大概这正是咱们反复强调杜绝体罚现象、尊重学生人格的原因吧。即使如此，“严厉”也未根除，变相体罚一直深为社会诟病，乃至被媒体冠以“冷暴力”。反正不管什么理由，这里的“严”也绝非严厉之意。如果结合现代教育，这里的“严”，倒应该赋予一个新的诠释：“严格”要求同时，还要“严谨”实施。说白了，“教不严”可能还有学校教育的实施过程不够严谨之意，而且究其原因也属“师之惰”。只是这种“惰”性，不仅限于工作层面，还应包括精神层面，比如自觉的学习态度、积极的进取意识和主动的创新思考等，因为它确实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思想和观念、过程和方法。
当今，精神层面的惰性真不可低估。尤其是只记“结果”，不记“过程”，可能更不记“后果”的应试教育，仍然还有“市场”，这种惰性就更容易形成惯性。就拿自觉的学习态度来说，一旦惰性形成惯性，那么培养目标就可能出现偏差，教育规律就可能很难遵循，先进成果就可能无法推广。其实，在现实中这种“惰”性并非没有滋生，只是环境不同，程度各异而已。对此，大家也不是没有察觉，而且有人还在思考。无论是关注，还是漠视；无论是反感，还是理解，反正存疑多多。所以，切实把引导教师自觉学习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学校教育的改革举措应该是对这一教育“原理”的发展。
引导教师自觉学习的内容很多，目前主要是国家政策、先进理论、成功经验。但是，由于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这三个方面的学习情况确实有冷有热。比如，学习先进理论，总体来看态度还算“自觉”。当然，不能排除“任务”驱动，做课题、写论文就离不开理论支撑，而且网上也好找，拿来也好用，给学习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所以，就是不大“自觉”的，也总能找点儿、看点儿，甚至抄点儿。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传统的、现代的。是不是属于急用先学，能不能做到立竿见影，反正“锯动就掉末儿”。可是，学习成功经验的态度，“自觉”程度就相对少些，有时一种观点还会形成一定干扰。比如，“别人的毕竟不是自己的，再说自己的也顺手了”，“你说他成功，咱也没失败”。就这样，本校、本区的研究、实验、总结、获奖的成果，也很难学习“起来”，还是大家各干各的。尽管这种极端现象并不多，但也不容忽视。成功经验属于教育改革的稀缺资源，应该在自觉学习中充分利用，在积极实践中不断完善。至于学习国家政策，真能“自觉”的，可能未必很多。有人曾经说过，政策讲的是大事儿，老师做的是小事儿，教学还忙不完了，哪还顾得上政策。这绝对是一种认知误区。其实，无论咱们的哪项工作，都涉及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必须在国家政策的框架内实施。如果不知道教育方针，不理解改革策略，不了解法律法规，不掌握工作原则，就很可能因此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质量保证。推进素质教育之所以如此艰难，不是没有这个因素。所以，学校教育应该把教师自觉学习国家政策作为当务之急，避免由于这个方面的“师之惰”而导致“教不严”的后果。
此外，“养不教，父之过”和“教不严，师之惰”这两条古老的教育“原理”，还定位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彼此联系：既不可替代，又密切相关。特别是两条教育“原理”的前后排列，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明示众人：家庭教育先于学校教育，而且重于学校教育。尤其基础教育阶段，大概都有切身体会。应该说，这个观点与现代教育思想高度吻合。当然，咱们也不能因此而推卸学校的责任。尽管学校教育不能代替家庭教育，但也不能远离家庭教育。鉴于二者之间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学校很有必要对家庭教育进行及时的指导和帮助，甚至是面对面、手把手的指导和帮助，这样才从源头杜绝家庭教育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所以，咱们在保证自己的学校教育不失严格要求、尽力严谨操作的同时，一定要把学校和班这两级家长委员会和家长学校，作为这种指导和帮助家庭教育的重要平台，组织学习、交流，促进协同、合作。谁让咱们总比这些“第一任教师”要“专业”得多呢？
自从《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儿童道德教育读物”之后，越来越火了。但是，过去它不只是一部私塾先生的“教材”，今天也不只是一部亲子阅读的读本。能够成为咱们的珍贵遗产，是因为它确实蕴含着厚重的教育智慧。这些智慧不仅巧妙地传递了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品行，更深刻地阐发了如何引导孩子成人、成才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咱们老师和家长共同组成的为人师者的群体，很有必要思考和理解它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价值，“诲人不倦”的同时实现“教学相长”，“古为今用”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
【拓展资料】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解释】仅仅是供养儿女吃穿，而不好好教育，是父母的过错。只是教育，但不严格要求就是做老师的懒惰了。
【启示】养育子女，不仅仅是养，还有育。除了给子女吃穿，还要注意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严师出高徒。父母和老师要对孩子严格要求。
【注释】
养：生养。
过：过错。
师：老师。
惰：懒惰，这里指失职。
【故事】以前有个强盗很狡猾，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却没有被衙门抓到。终于，有一天他被捕快抓到了，被判了死罪。在处死之前，县太爷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强盗要求见他娘最后一面。县太爷满足了他的要求。当他们母子相见时，母亲抱着强盗大哭。谁知这时强盗一把推开他娘，问道：“娘，以前你怎么不好好管教我，害我现在...连后悔都来不及。”估计这个母亲会痛苦一辈子。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
原典作者
像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但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王应麟（1223—1296），南宋官员、学者。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鄞县）人。理宗淳祐元年进士，宝祐四年复中博学宏词科。历官太常寺主簿、通判台州，召为秘节监、权中书舍人，知徽州、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职。其为人正直敢言，屡次冒犯权臣丁大全、贾似道而遭罢斥，后辞官回乡，专意著述二十年。为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一生著述颇富，计有二十余种、六百多卷，相传《三字经》为其所著。王应麟晚年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的时候，编写了一本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据传就是《三字经》。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及成书时间，还有其他说法。
一说是宋代人区适子。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一中记载：“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认为广东顺德人区适子才是《三字经》的真正作者。
一说是明代人黎贞。清代邵晋涵诗：“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三字经》，南海黎贞撰。”即以为明代黎贞撰。
吴蒙校点《三字经》时，结合《三字经》中提到《四书》以及鼓励仕进等的内容，指出该书“似当作成于元延祐年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程式中《四书》用朱氏集注之后”。同时又提及南宋陈淳用三字句写成的《启蒙初诵》疑似为《三字经》的先河，指出《三字经》从雏形到更定，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学者张如安根据南宋慈溪人桂氏《家训》中的相关记载认为，《三字经》应成书于南宋绍熙（1190年-1194年）至嘉定，其时代要早于王应麟（1223年-1296年）和区适子。而宁波是目前已知的《三字经》最早流传的地区。
增改作者
原典内容之外，后经章太炎等人多次增改，故三字经内容在“叙史”部分，也已包含元、明、清、民国时期。各版本题名也有差异，例如“三字经注解备要”、“重订三字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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