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中的话来,“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穷人之辞也。”
我很怃然。
文学之梦始做于高中。那时正值文革之末,天下风雨飘摇,课桌上焉能摆着风雅之作。但因学农太多,自己和几位年少的同学不堪重负,便逃学淘书看,竞将《青春之歌》之类所谓“毒草”的东西,看了个八九不离十,可谓志同道合。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几个人拈草为香,歃血为盟,搞起创作来,立志成为文学家。只是那时风声正紧,仅能悄悄地干活,打枪的不要。
说实话,那时对文学很崇拜,觉得世间万物,一入文学,就会花枝招展、摇曳迷人、风情万种、有滋有味起来,仿佛世间能入口的动物花草,一至烹饪大师手中,便成美味佳肴一般,不由你不馋涎欲滴。
我一直谑称文学家为烹调社会生活、人性百态的大厨。细细想来,倒并不贴切,古时劝人读书,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干钟粟”,想想倒真是极大诱惑。但那还不过是圣贤之书,枯燥如经冬衰草,焉有滋味,无非是劝那些读书人好好读书,博取功名,便会锦衣玉食,豪宅深院,妻妾成群。文学作品就不同,一花一草,惟妙惟肖,一颦一笑,栩栩如生,读《关睢》耳闻鸟唱情歌;览《桃夭》目见淑女粉面;看《三国》,遥见英雄煮酒长江边,横槊赋诗;品《聊斋》,切盼红狐幻着多情女,红袖添香……能把世事风景写到这等地步,哪个大厨有这种手笔。恐怕做得了满汉全席的大师傅也只好望洋兴叹。你想,不论是烹炸蒸烩,能让狐狸变成红颜知己么?
高中时搞文学的那几个伙计,不久便各奔东西了,理由不便明说。倒是自己,真有些被这风骚之精灵迷上了。于是,便不停地写。后来,县文化馆恢复了文学小报,在上面发了一首诗,题目是《山路》,不长,十几行,具体内容记不得了,但算作我发表的处女作。
以后写了《广寒宫》童话剧本,寄给《儿童文学》编辑部;写了《情殇》电影文学剧本,叙述一位农村知识青年考上大学,抛弃结发妻子的事,寄给《电影文学》编辑部;写了小说《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讲述女知青乡下结婚,后来又抛夫别子回城的悲剧,投到《奔流》编辑部。都回了音,让改后再寄过去。终因敝帚自珍,不愿动自己的文字,或许也因年轻,不知该如何改,于是抛在一边,就未发表,现在连手稿也不知去向了。
我便知道自己不是写作的料,但痴心不改。一九八六年秋,回到老家,正是傍晚。我去灌河,坐在岸边西望,两边黄沙坦荡,中间一线河水,红日正悬在灌河的上方,沙和水上铺满了桔黄色,浮光跃金。这情景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往日生活的回忆,想起了那些和自己一齐光屁股长大的伙伴们,想起灌河滩上已因分田分地而被毁掉的连绵十几里的芦苇荡,每到秋来,芦花放歌,莽莽苍苍,红日点燃,让人激情澎湃。我一时泪水滂沱,冲动一起,便动笔写了长篇小说《生命》,写到自卫反击战,因背景问题卡了壳,便搁了笔,从此再没续起,计有十几万字。
现在,我更知道自己不能成为文学家的原因了。2003年,席孝华先生出了文集《白色鸟》,在给他所写的评论《在忧伤中思想》一文中,我写道: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许多问题,一些人开始站出来思考。这些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哲学家,“另一类用形象的语言告诉人类怎样运动左脚和右脚,怎样迈动物质之腿和精神之腿,是委婉的、深情的,他们是文学家。但不管他们(包括哲学家和文学家)声音的形式如何不同,本质上他们都是思想者。”
我不是思想者,所以不能为文学。“穷”与文学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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