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九经九纬”，此“中”乃“内，里”之义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此“中”乃“内心”之义也；柳宗元《天说》“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里的“中”是“中间”的意思；而傅玄《短歌行》“蟋蟀何感？中夜哀鸣”的“中”乃为“半，一半”解也；嵇康《养生论》有句“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而是“不高不下，中等”之义。《说文解字》内也。总而言之，中指的是一种两端之间的状态。
而《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解释道：“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又有《中庸》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郑玄在这里解释道：“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黎之所有生，政教自此出也”朱熹说：“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有此出。”
看来“中”宛然是大道了，好像也应了老子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交合，乃中发而成，阴阳为交合，浊者清者泾渭分明之时，可谓之“中”，是为得《中庸》以及朱郑之大义也！然则近代有一人李石岑，被称为“被埋没的大家”对于朱熹等人所做注释大为不然。
《中庸》一书，是讲性情的关系最精的。我以为“中”是说性，“和”是说情。性是未发的，无有不善，情诗已发的，有善有不善。
《中庸》即以中庸名篇，便是专发挥体用的道理的。“中”是体，“庸”是用。《庄子齐物论》说“庸也者用也”是“庸”字最好的解释。……宋儒程、朱一班人，好自作聪明，把《中庸》随意乱解，看来实觉好笑。程伊川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用“不偏”“不易”解中庸二字，是何等浅陋的见解。试问世间哪里有“不偏”“不易”的那么一回事呢？
中是诚之道，庸是诚之道。中就性说，庸就教说；中就中说，庸就和说。
“中”的德是天成的，是出于生死安行的。
其实李石岑跟朱熹并无多大出入，朱熹不是也有言“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有此出。”吗？此也是把“中”论述为形而上的道了呀！另外“不偏不倚”说得是一种态势，此中态势是抽象的，犹如代数式一样可代替无数的数字，此“不偏不倚”不正是一切大道的共同点吗？故朱熹所解不为过，而李石岑所阐释更进一步，但有故意标新立异之嫌。另外所谓“体”不正是“道”的另一名称吗？就如孔子也叫孔丘，还叫孔老二一样的道理。
“中”是人类存在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性”，是万情之未发前的恒守的状态。李泽厚言：““发而皆中节”与杜注的“使不可节”是一个意思，都是指人的各种情感心理也必须接受“礼”的规范、要求、塑造，……《中庸》把人的情感心理的“发而皆中节”提到远远超过“礼”的一般解释的哲学高度，所突出的正是人的内在本性和个人修养。”
李泽厚所言“礼”正是“中”的发而有皆有度后的结果，李泽厚所持“中”的观点也是一种道，由此可窥见了。
“中”是一种道，是自然的体，是万物的原始。中国自古讲究“中”，儒家所倡导的“乐中和”正是“中”道的一种体现。现实原则战胜了快乐原则，从而使中国文化成为“早熟”文化，“超我”的过于强大使中国形成了“温柔敦厚”的品格同时也造成了李泽厚所言的“个体的生命力在长久压抑中不能充分宣泄发扬，甚至在艺术中也是如此；奔放的情欲，本能的冲动，强烈的激情，怒而怨、哀而伤，狂暴的欢乐，绝望的痛苦，能洗涤人心的苦难、虐杀、毁灭、悲剧，给人丑怪、恶等难以接受的情感形式（艺术）便统统被排除了。”
从“中”出发的中国文化，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莫不带有温柔敦厚的特点。而“中”也可以看做天地宇宙之未成之时的状态，那是太一，万物混沌为化，“中”在其中了。也是上帝创造宇宙前一天的蓄势待发。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涓者有所不为也。”上帝显然是狂者，造了人类；而后看人类陷入罪孽之中，又想消灭人类，此时上帝又陷入不为地步，为涓者了。若上帝想保持住“中”的状态，实在是难为上帝了。那么我们凡夫俗子只能或狂或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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