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五年级那年，因父亲下放，我们举家从城里迁往大西北一个叫新村的僻壤。这里远离繁靡，四周草木葱茏的山峦，莲花瓣似地将十几户乡野人家拥揽于一处肥沃的土地上。峭立的青嶂雾岚替代了林立着炎凉的楼宇，清脆的莺歌燕语涤尽了令人晕眩的喧嚣，一弯绕村潺缓而过的清冽山溪，给童年的生活频添几许清幽。
因为山村没有学校，当地孩子们念书需爬坡绕梁、徒步二十余里山路，去到一个叫店梁的邻村就读。
我所在的那所学校坐落于邻村北面的旷野上，一栋孤零零的土坯房，四间破破烂烂的屋子。由于条件有限，只能采用复式教学，一二三年级，四五年级各合用一间教室。剩下两间，一间作为学校三位年轻女教师的寝室，另一间为办公之用。在那以粮为纲的年代，几位教师除了给孩子们教授些文化知识，还经常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到田间地头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那翻滚着绿浪、飘溢着芬芳的田野，就像一幅岁月难以剥蚀的风景，永远镶嵌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老师和班主任就只一人。她叫花淑琴，北京支边兵团战士，人和名字一样美，细佻高个，着一身洗得娋白的制服，乌黑的秀发，白皙的面孔，浑身透着贤淑灵秀气息。老师语文、数学、绘画、音乐等各门课程都能信手拈来，是那种全能女教师。我尤其喜欢上她那穿插着永远听不腻的各种掌故、童话的语文课和自谱词曲、自己教唱的音乐课。“蓝天白雪红旗飘，我为革命扛铁锹，甘洒热血浇沃土，敢教边疆换新貌……”由老师亲自填词、谱曲并教唱的那首雄浑豪迈的歌曲，曾伴随我走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从老师那里，好奇的我，第一次见识了能用嘴唇品出美妙旋律的口琴，并从学习口琴吹奏起步，后来我逐步喜欢上了二胡、钢琴、笛子、巴乌等许多乐器。老师用美妙的音乐，为我编织出一个难忘的、充满诗情画意的金色童年。
在学生当中，我是唯一的外乡人，一口浓厚的异乡口音，似乎很难被当地土语所接纳，为此，同学们将“侉子”这一绰号送给了我。什么“侉子侉子侉溜溜，侉子叫我老舅舅，侉子侉子侉娃娃，侉子叫我老爸爸”“新来户，胶皮肚，吃上莜面戗不住……”
有时顽皮的同学将我团团围住，边哄唱着轻觑外乡人的那些俗谣，边玩儿皮球似地在人群中将我推来搡去。每逢此时，我的老师总会及时赶来。“不许乱来，怎能拿同学开心！”说着，她板起面孔，上前驱散那些冥顽不化的孩子，将我从尴尬中解救出来。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能够走到一起来都很不容易，要懂得互相珍惜才对。不能因语言上的差异而彼此产生隔阂。老师我也是异乡人，难道你们也要将老师视为外人吗？读书就是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学会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只有如此，我们才不枉为读书人……”那天老师借题发挥，循循善诱，给同学们讲了许许多多如何做人的道理。事后，那些孩子主动向我承认了错误。在老师的精心呵护下，我很快走出了孤独的阴影，融入火热的集体生活。
那时因父亲下放，家里人口又多，所以，日子一直过得较为艰涩。有时念书无干粮可带，母亲就将每月供应的地瓜干碾成面粉蒸成窝头，作为我念书期间的盘餐。那溜圆而泛着清光的地瓜粉窝头，一不小心就会从书包里滑落在地，皮球似地四处蹦蹦跳跳地乱窜，常惹起课堂一片哄笑。有一回掏课本时没留神，那家伙居然又窜出书包，三蹦两跳便蹿上了讲台，宁静的课堂轰然浪声四起，心跳耳热的我，很难为情地将头垂得很低很低。因“窝头”事件，午休期间，我被请到老师的寝室。然而，忐忑不安的我并没有因扰乱课堂纪律受到批评，反倒我那惹祸滋事的窝头，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耀。那天中午，老师就着白开水将我那坚硬苦涩的黑窝头一口一口地吞咽下肚，而饥肠辘辘的我，却狼吞虎咽般将老师那份香甜可口的饭菜一扫而光。
有一回我利用课间去买文具，刚一跨出小卖铺门槛，上课的铃声就骤然响起，我一路往课堂飞奔，不料惊动了路边一户农家门前的大狼狗，也许那凶神恶煞的家伙误以为我是窃贼，嗡地一声扑将上来，当下我的右手被撕咬得鲜血淋淋，幸亏得以路人及时相救，才最终没有造成更大的惨剧。
“天狗毛，地狗毛，添上狗毛就好了。”我捂着受伤的手，一路滴着鲜血，在浑噩无知的同学们地簇拥下去见老师。因为，老师当时是学校唯一的卫生员。见我如此惨状，她急得几乎落下泪水，径直将我引入寝室，一个劲地安慰：“还好，幸亏只伤了些皮肉，如果咬坏筋骨恐怕老师就无能为力了。一切都会好的。以后见了狗不能乱跑，越是害怕时就越要沉住气！”说着，她悉心为我清洗、敷药、包扎。就这样，锥心的疼痛和巨大的恐惧，被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给熨平了。
黄昏，寂静的山野笼罩着一层薄薄雾纱，远处的天空、山峦、原野、农舍、树木渐渐地隐遁于灰蒙蒙的暮色里。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山路，老师背着药箱，搀扶着我一直将我送到母亲身边。她把备好的纱布、棉球、药水交给母亲，并说了许多宽慰的话语，然后，转身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中。
因为不能用右手写字，又怕伤口感染化浓，我在家足足休养了一个月。
那年，山村的雨季似乎较往年来得更早一些。母亲起早贪黑在河漕两岸的庄稼地里不停地忙活着，而我心里却时时惦记着老师和同学们亲手播种的那些荞麦、燕麦、谷子、糜子。
八月份正是收割荞麦的季节，如果不是因为在家疗伤，也许此时，我正与同学们一起抢收燕麦呢。蓝天、白云、碧野；红旗、号角、歌声，我仿佛看见同学们在老师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丰收的河谷，田野瞬间躺满了一捆捆待收场的麦垛。
一阵轰隆隆的沉雷炸碎了山村的沉寂，霎时间，那场人们预料中的暴雨地动山摇般地突袭而来，我下意识地跑到窗前，窗玻璃上早已挂了厚厚一层水帘，窗外除了欲将整个世界吞噬的雷声、雨声、风声外，昏暗得什么都看不见、听不清，一种天塌地陷般巨大的恐惧，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那场雨，那场骇人的雨从午后一直肆虐到傍晚。
第二天清晨，村里不断传来噩耗：有倒塌房屋的，有冲毁庄稼的，有丢失牲畜的，更为不幸的还有损失人丁的……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场暴雨无情地夺走了花老师年轻的生命。
后来得知，那天下午，花老师正在教室给同学们上课，忽然间，嘈杂的风雨里传来沉闷的泄洪声，紧接着人们呼声四起：“大事不好，河滩麦垛让山洪卷走啦，赶快去抢救粮食啊！”听到外面的动静，花老师立即合上手中课本，神情凝重地说：“同学们，公家的财产正在遭受洪水侵袭，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儿，你们待在教室温习功课，千万不要走出教室。老师这就去参加抢险，保护咱亲手种下的庄稼。”说罢她快步走下讲台，拉开教室的门就义无反顾冲入风雨中。
当时，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的雨水已涨满河槽，汹涌的山洪猛兽般咆哮着，吞噬着河滩成捆成捆的莜麦。抢险的人们在生产队长指挥下，立刻分成两组人马，一组负责阻挡洪流，一组负责转移粮食。关键时候，花老师自告奋勇，主动承担遮拦洪水重任。人们相互挽着手臂，用血肉之躯在洪水中迅速筑起两道人墙，以此来减缓洪水的流量和流速，为另一组能够多抢救些粮食争分夺秒赢得时间。此时，风越刮越急，雨越下越大，滔滔浊浪一个接着一个排向人墙。就在抢险接近尾声，人们准备撤离河槽之际，不料一个巨浪劈头盖袭来，人墙顿时被拦腰打断，瞬间，花老师和几位战友被卷入浑浊的泥流，经过紧急救援，其他人先后被打捞上岸，唯独花老师不见了踪影，直到第二天上午，洪水渐渐退去后，人们才在十几里的下游河床泥沙中找到老师的遗体。
花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所深深爱恋的乡村、学校，还有那些天真未凿的孩子们。从此，在学校北面那座绿茸茸的山岗下，新添了一座坟茔，坟头立着一块青石墓碑，那碑面东而立，永远眺望着长眠者的故乡——首都北京。
那年，花淑琴老师年仅二十四岁，是当时那里惟一的革命烈士。她为抢救河谷里的粮食，与战友们并肩战斗，奋不顾身，与汹涌的洪水抗争，最终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蓝天白雪红旗飘，我为革命扛铁锹，甘洒热血浇沃土，敢教边疆换新貌……”一晃四十多年，那首老歌一直萦回耳畔，伴我从春走到秋。我多想循着歌声回到从前，去紧紧牵住老师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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