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人记忆里的，往往是童年的那些趣事儿；而刻印在记忆深处的，则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名叫“西五里坡”，在我现居地沿河古城的南山上，两者相距恰好五里地。小村只有六户，共三十口人，分李、王、师三姓氏，李姓占多半，但三姓氏相处得却很和睦。
小村人少，自然没有学校。适龄孩子只有翻山越岭，到又五里的东五里坡念书，那里设了一个小学校，只有一两个老师教。用现在的话讲，我的故乡真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小学生升初中，要来我现在的住址——沿河城来念，并且能上高中。记忆中，两下里上学路都不好走：不光羊肠小道，而且山势陡峭，有一定的危险性。可我们一些孩子，每天都乐此不疲地跑，无意中，送去一个又一个酷暑寒冬。记得上初中后，沿河城夜晚爱放电影，而我们又最先得到消息。晚上放学回家后，跟村里人一说，有些人竟比我们还兴奋呢，也不顾干罢一天活的劳累，匆匆吃过晚饭，就随着我们急急地跑下山来，看完电影再爬山回去，可就是半夜里了，而我们无形中却又多跑了十里路。
童年的日子，贫穷但也快乐，无论大人孩子，头脑都没有现在人想得这么复杂。我们孩子每天除了上学，回到家里出了帮大人做做晚饭，剩下的就是玩。玩的花样不多，却也吸引人。比如弹球、拍宝和捉迷藏等，都勾着我们的魂儿哩，而最有意思的，还是三爷家的小儿子国叔对我们的组织。国叔穿了三爷的破羊毛大衣，搬把椅子一坐，自封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匪首座山雕，又给我、闹子、小利和老根儿分配演栾平、胡彪等匪徒，对他这个“座山雕”屈膝磕头；再不就是国叔演《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手里提着个破饭盒子，而我们有的人演叛徒王连举、鸠山等……小村里最热闹的气氛，都是我们给制造的。国叔还爱让我们给他干活——比如推碾子。一簸箕玉米豆推碾完后，许诺给我们每人几张书纸叠轮船或盒子枪用，就这，我们也是如获至宝，而所有这些，没有人感到自己的童年不快乐。
对父母的理解，还是在我渐渐长大之后，才知道日子并不像我们感觉得那么好。父母每天都去地里劳动，出力、流汗自不用提。可问题是：干罢一年活，到年终结算时，有时竟还超支！父母的脸上从来都不见笑容。我的心便不由地沉了下去，脑子里也不再只想自己，而是开始想家里日子的难处……我后来之所以考上高中后而没有再念书，就是因为如此。我当时心态是那样地果断和坚决，以致于包括老师和任何人的劝说都听不进去，就选择了回家去帮父母——那时，我刚刚十七岁。虽然体质单薄，可照样每天和大人们去地里劳动，无论干什么，我心里一点都不怵。记得我回家劳动的第一年，每天挣8分，跟妇女一般多；而第二年，我就挣上了10分，跟男劳力一样了。我的手把活很快，且有耐力，独独喜欢在烈日下为禾苗除草。在艰苦生活地磨砺下，我没有让自己随大流，而是在工余时间，对精神生活内心充满了渴求。当时的'小山村里，每天只有公社喇叭的早晚半小时的广播，还有一份《北京日报》，几本图书，我自己把这些都当成宝一样看待。除此以外，我自己还托国叔在去沧州他大姐那儿时，给我买过一个带黑皮套的收音机，每天晚上，躺在热炕上听相声和广播剧等。再后来，我爱好上了文艺创作，每天夜深人静时，是那样忘我地投入着……在小村里，我在自己制作的木线轴“台灯”下，经过屡次的失败和考验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日报郊区版》上终于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散文——《你好，邮递员》。
以后，随着得知邻村有人也对文艺的爱好，但又苦于学不到文艺创作知识，我又突发奇想地手刻蜡纸，自己创办了油印的《文艺小报》，并设有创作版面，供社内外文艺青年交流。忘不了当时区团委的韩生辉，还领着《北京日报郊区版》“青年之友”专栏的主编肖衍庆老师，专程来故乡看望我，并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
故乡的艰苦，磨练了我坚强不屈的意志。我从小山村走出来，依然带着小村人固有的待人热情和真诚。转眼间，我们在“小村并大村”的时局下，已搬离故乡有27年啦！从最初的时常回去看看，到今日因忙生活而对她的渐渐疏远，可我内心依然对故乡的感情不变！她给了我生活的渴望，也给了我人生拼搏的信心，更赋予了我对生命的珍爱。尽管她因人走屋空，而呈现出一派荒凉景象，连崎岖盘旋的小路，也被荆柯覆盖了，可是，她在我的心中始终神圣着……此时此刻，当我内心情感驱使着两脚，欲踏上回乡的小路时，我忽然感到路边的岩石、小草和荆柯，它们都在像久违了似地在欢迎着我，身后悄然响起它们惊喜般地窃窃私语……我知道它们在说什么。那便是——
“快回故乡看看吧！那里的一切都快想死你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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