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窗外,鞭炮声依然此起彼伏,今夜注定不会平静,这不仅仅因为是除夕。原本,我并没有多少心思。可最终还是因为那档子节目,点过我沉睡的湖心,瞬息,那一点一滴像荡开的波纹,渐次散开。
你信吗?
人的记忆是那么不堪一击,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处景物、一片言语、或是像今夜,一个节目,或是更简单的物件,会让你内心涟漪泛起。一切有关联的记忆片段,断断续续,便由模糊逐渐清晰起来。
姥姥,触及我灵魂深处的字眼,完全可与母亲等同。我生命里厚重的人。此刻,那个长发高高盘起,用发髻系于脑后,裹着小脚,身材匀称娇小,但却属于美女级别的女人,已经在我脑子里渐渐欢喜。她清秀白皙的脸,单眼皮下一汪深水,小巧的鼻子与薄薄的唇完全相得益彰。那一脸淡然从容,是如此可人。
我记事时,姥姥不过四十几岁。常常是白底蓝色碎花粗布上衣,本色盘扣很是精巧别致,一条褪色的蓝色裤子,宽宽的裤腿,被黑色的,长长的绑带缠绕在腿上。那双小脚,应该是“脚跺”才对,黑色鞋子,白色粗布袜子,显得更加分明。整个人纯朴、娇小却很干练。虽然经岁月雕琢,脸上轻轻浅浅平添了些许皱纹,但却风韵犹存。
孩提时候,我常常嘲笑姥姥,笑她的脚。可现在想来,那是怎样的一番残酷。硬是把脚趾折回,用白布使劲儿裹紧,直到骨骼变形,长平了脚心,形成高高的弓背。走路便开始摇摇晃晃,所谓的“三寸金莲”也就造了出来。混蛋的制度造就着那个年代所有妇女的人生。然而姥姥,却不以为然,倒是笑话我脚丫子大,才十来岁就已经比她的脚大出许多,长大后,嫁不出去。还说,让我安生些,少跑路,不然脚会越来越大;还说,脚丫子比脸都重要,脚小才能找到好婆家;还说……看着自己的脚,我忽地笑了,笑这双终究没有被姥姥吓住的脚。然而,我的笑却很机械,并瞬间消失,随之而来是隐隐的痛。
姥姥的性格比起她的外在,更让人喜欢。温柔娴熟,秀外慧中大概适合描述。这或许,就是我那位脾气臭的无法形容的姥爷,大老远,步履艰辛数次进山的真正原因。因为那个年代,几乎不谈什么爱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可定终生。
我常常认为姥爷真是不知上辈子积了多少德,怎么能在深山里逮住如此秀丽的女子。如果不是那个年月穷得一贫如洗;如果不是姥爷为了生计,常年去那个地方挑煤担炭;如果不是姥爷有做芝麻饧的手艺:如果不是姥爷满身江湖义气,“收买”了我那位脾气一样又臭又硬的老舅。以至于后来我在姥姥家的日子,姥爷一提起当年找对象便眉飞色舞,满脸堆笑,直到他脸上所有的肌肉都向鼻部集中,整个脸都感觉很拥挤。
只要提及姥姥姥爷,塞满我心里的,还是满满的爱。小时候,期盼着去小住。说是小住,却是俩仨月都赖着不走。即便母亲好话说尽,或是她神怒之下想要拳头相加,再或是母亲央求姥姥,让我随她回去,都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只会躲在窑洞里的洞里不肯出来,无奈之下母亲只好作罢,提着篓子洋洋离去。我便畏畏缩缩跟在姥姥身后,一手拽着姥姥的衣角,一手用袖口擦着眼泪和鼻涕,走出很远,直到看着母亲孤独的背影消失在那弯弯曲曲的小路尽头,姥姥才转身,掏出一个方方的手帕,不停地擦着眼角的泪。此刻,我忽然想到龙应台的《目送》。所谓的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她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她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她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她的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然而,那时的我,何尝能看懂这些。反而在母亲离开后,感觉天空仿佛更蔚蓝一般,欢喜表露的是那么直白。姥姥却说:怎不跟你妈走,姥姥家有什么好。
的确,姥姥家没什么好,两眼半窑洞,一眼舅舅住着,那半拉子窑洞,里面放了许多杂草,及箩头、挑筐、舌刀(切草用的刀)等几件务农的工具,角落处一些破锅烂砂盆,之外没别的。姥姥的窑洞在院子的最西边,窑洞很深,而且里边还有一个洞,漆黑一片,两边全是瓮,那时听大人叫七担瓮,里面放的全是粮食。姥姥说陶制的瓮储存粮食最好,不生虫子。瓮的上面是一排排瓦钵(陶制的容器),虽然只是洞中洞,平日来人,也不会瞭到这些,但还是被姥姥擦得透着亮。
窑洞的最深处,齐刷刷三挂长着脚的石仓,上面的木箱子是姥姥当时的嫁妆,一把长方形铜锁很虎气,钥匙红头绳系着,姥姥随身携带,就连姥爷都没有那把锁的钥匙。窑洞一侧放着织布机。一侧放着两个凳子,一张红褐色带抽屉桌子,再往出走是灶台,连着土炕。窑洞的墙面并没有刷白,灶台上面已经被烟火熏得发黑,唯一靓丽的是墙上粘贴的各种年画,色彩鲜艳,给家添着喜气。
一到冬天,姥爷就外出打工,饧坊一住至少三四个月。当然,期间也会回家一两次,黄色的帆布包里会有两包东西,那是姥爷东家送的芝麻饧(一种外边全是芝麻的食品)和饧圪蛋,报纸包的严丝合缝,纸绳捆绑着。每每看到这些,我的眼都会很亮很亮。姥姥抽出一根塞给我,然后放在那半眼窑洞的盆里。晚上的时候,姥爷才会从大棉袄里掏出一沓子钱,皱巴巴的,大多一块两块,零星的几个五块。然后很认真地数一遍交给姥姥,姥姥用一块破旧的布把钱包好,放在那个木箱子最底下,咔嚓一锁,钥匙随手又拴在裤腰带上。
冬天也是我待得最久的季节。姥姥家的土炕很大,足足可睡六七人。临窗的位置,是那架古老而被打磨的甚是光滑的纺车。冬天的夜,外面呼呼的风声,夹杂木格子窗棂的“吱吱”声,不时地钻入耳朵。窗台上,那油灯的火苗忽闪忽闪地跳着,光忽明忽暗。我小心翼翼地缩着头,心扑通扑通。然而姥姥,好像这一切与她无关,盘着腿,摇着她的纺车。我向姥姥挪过去,只要挨着她,便感觉不再害怕。姥姥听见响动,扭头,一脸温和:睡不着?我使劲儿点头,深怕她看不见我的意图。那就起来坐坐。我像是拿到圣旨一样,一骨碌爬起来。穿上那厚厚的棉袄,姥姥用被子把我围起来,我就这样坐在她的身旁,从篮子里拿过棉絮,一边捻着,一边看姥姥。她右手不停地摇着纺车,左手抽着棉线,周而复始,一圈一圈……我的耳边,便只有纺车转动的“嗡嗡声”。
那台脚踏式织布机,看上去老弱病残,饱经风霜,静静地卧在那里,仿佛浑身都充满疲惫。然而,却一年又一年伺候着一大家子。整个冬天,它都在姥姥的“手舞足蹈”下不停地发着“咔嚓咔嚓”的声音。随着踏板上下跳动,姥姥手上的梭子和棉线不停地来回飞舞,那黑白相间的布便缓缓生出。姥姥在那布匹上瞅过来瞅过去,时不时再摸一摸,那专注的神情仿佛面对孩子般亲昵。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床单、被单、穿着布料都是姥姥亲自做的,尽管那些粗布有些笨,也不光滑,却很暖。
姥姥不仅为孩子操劳,还有孙子外甥。特别是我,更是粘人。没让她少受累,我喜欢姥姥做的小棉袄,要比母亲做的更加漂亮,特别是那小盘扣。我记事时,已经始兴纽扣,各种色样的,两孔,四孔的多些。可我的棉袄,必是盘扣。
记得有一年冬天,临近过年,姥姥拿出了新棉袄让我试穿,桃红色斜纹碎花,就连袖口都已经另外缝制了薄薄的一圈旧的棉布,我的每件棉袄姥姥都要套个袖口,她说我改不了臭毛病,一抬手就用袖口擦鼻涕。棉袄正合身,却没有纽扣,我叫喊着,姥姥拿出新买的黑色纽扣,我便扭在一边,噘了嘴,不停抽泣,姥姥一下子懵了:这咋好好的就哭起来呢?瞬间她便恍然大悟:不哭不哭,姥姥给你做盘扣,我一下子破涕为笑。
姥姥拿出布块,剪成又细又长的布条,然后把捻好的棉线夹在布条中间,裹紧,用绣花针缝好,然后开始做扣花,扣门,扣结,我既然想不起她做的程序。只知道姥姥会做各色各样的盘扣,而我,最喜欢她做的梅花型盘扣。所以孩提时候,我的棉袄都是缀着盘扣的。
姥姥就这么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后来,她的眼睛看不清了,离世时,已经完全失明。长大后,才知道她得了白内障。
其实,姥姥的家,我住过很久,断断续续。那些时光是我孩提时候,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除了那个驴脾气的姥爷,会在我不听话的时候瞪瞪眼,敲敲烟袋,骂几句外,没别的。在我看,他也就是纸老虎,看上去凶巴巴,心里还是怪疼惜我。那年,我都上卫校了,过年专门做了羊肉馅儿,而且不准任何人吃,一直等我回家。
在我心里,一直把姥姥家当做家,来来回回十几年,直到九零年姥姥去世。那些年,我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和姥姥的相聚离别,就像姥姥送别母亲,一样的情形,一样弯曲的小路,一样的我在这头,姥姥在那头……
我知道今天的这点文字犹如大海里的一滴水,与我,或是永远都无法用言语表达那份沉甸甸的爱。
岁月无情,韶华易逝。而今,我已年近半百,明白生老病死,花开花谢是人生自然规律。可每到过年,依然会在记忆的心田里翻滚,去触摸有姥姥的温度,去重温旧时光,去怀念那些纯真。即便这样,也少了刚失去时的撕心裂肺,这或许是岁月的沉淀,或是姥姥走得太久。
窗外,鞭炮声已是有一声没一声,我收拾好心情,把曾经所有的爱安放于流年的皱褶里。愿春暖花开时,岁月静好,安然若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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