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腊月二十几,母亲比平日更忙碌,带着我们姐妹把屋子院里打扫干净,过年吃的鱼肉放在院里的缸里,那就是家里的冰箱。母亲从邻居冯奶奶家借来小石磨,米在前一天泡好,一手舀了米放进石磨上的圆孔里,一手不停的摇动石磨把手,白色的米浆在两扇石磨间流淌下来,米浆用来炸年糕。母亲做的年糕表皮又酥又粘,馅料香甜,年糕炸上两盆,东家西家的送上几块,年的味道蔓延开来。
院里的几只白鹅悠闲的踱着步,寻着母亲扔给它们的白菜叶子不时啄上几口。母鹅留下生蛋,公鹅杀了过年吃。父亲做了决定。不知咋得,看着这几只鹅竟有些舍不得,虽然平日里难得吃上次肉,想想都流口水,而且这几个家伙并不讨人喜欢,样子笨拙,叫声也不好听。可平日里我没少给它们喂食,还让我有过守株待兔的经历。这几个家伙去河边游泳,天晚不归,母亲要我去找它们回来。在河边我捡到一枚大鸭蛋,惊喜之余每天都要去河边看看,可每次都徒劳而返。想此,它们确实有可恨之处。
父亲中等身材,样子魁梧,干起活来一个顶俩,脾气又火爆,在我们眼里父亲是个厉害人,可他杀鹅却下不得手,鹅在他手里不停挣扎,最终从他手里逃脱。父亲满院子追鹅,鹅扬着头,嘎嘎叫着,惊慌失措,扑扇着翅膀似要飞起来,很是让父亲费了一番功夫把它们捉住。
母亲十七岁做为知青来到父亲的村子,用外婆的话说母亲那时横针不知竖线,一点针线活都不会的意思。可自母亲同父亲结婚后,学会了裁剪衣服,全家人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自己做,让城里的两个姨妈叹服的是家里的日子尽管贫寒,每年的冬天我们姐妹都有两身棉衣,过年时穿的衣服和城里卖的一样漂亮。常常到了腊月二十八九的晚上,母亲在我们都已睡下的时候还在灯下赶做我们的新衣服,常常要忙到后半夜。早上我们姐妹几个叽叽喳喳的起来,迫不及待的试穿新衣服,母亲拽拽这个女儿的衣襟,翻翻那个女儿的衣领,左右前后的看上几眼,几个女儿被她打扮的漂亮,熬的通红的眼睛满是得意与兴奋。
父母从进腊月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父亲那时在城里做临时工,多了些便利,能在城里买些便宜的鱼回来。家里养了肥猪没舍得杀了吃肉,卖给猪贩子,钱做了来年的花费。村里人家杀了猪,母亲从那买几斤肉回来,父亲看着肉评价一番,怪母亲买的肉太瘦,肥些的才香,还能炖出油来炒菜用。母亲对父亲的话不服气,两人要争上几句才算完,胜者自然是母亲,母亲做饭的手艺了不得,做知青时负责给村里知青们做饭,十几个人的饭母亲一个人做。父亲当时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想是看上母亲的泼辣能干娶了母亲。
年三十的中午饭尤为重要,要请爷爷奶奶叔叔们来家吃饭。父亲是长子,孝敬父母团结兄弟要从父亲做起,这是传统。奶奶是小脚女人,走路颤颤巍巍,脑后盘一个小纂,穿一件偏襟蓝布大袄,她比爷爷先到,问母亲有什么要帮忙的,不过一句客气话,母亲把她请到炕上坐下,急忙忙回到灶前忙碌。
我们小孩子是不许上桌同长辈吃饭的,帮母亲把饭菜端上桌,而后领着妹妹们去别的屋子玩耍。饭菜的香味不时飘过来,肚子饿的咕咕叫,不敢探头去看长辈吃饭,那要被母亲骂为没规矩没志气。等到长辈吃过饭,母亲喊我们过去吃饭,不能跑太急,问过长辈们吃好没有,我们才能上桌吃饭。母亲规矩多,我们只能吃自己面前的菜,筷子不许伸到别人面前的盘子里夹菜。
吃过饭,奶奶喊我们过去,撩开蓝布大袄的下襟,摸出四张五角纸币,依次递给我们姐妹。得了压岁钱,我们很是兴奋,母亲答应我们这钱归我们自己所有,心里盘算着买些什么才好。
年三十晚上要去奶奶家守岁。父亲给我们姐妹每人买了一个红灯笼,在灯笼里点上红蜡烛,一团红色的光映在黑夜里。父亲跟在我们身后,看我们小心翼翼的提着灯笼,噼啪的炮竹声里,一再提醒我们注意脚下,村里的路没有路灯,我们因为有了红灯笼兴奋的不行。
父亲那时每月四十元的工资,买灯笼花去四元。每天凌晨三点父亲起来从家里去城里上班,中午回到家里吃饭,多少年从未舍得吃过早饭。吃过午饭又忙着去地里干活。一分钱要攥出水来。村里日子好过我们的人家都不会舍得花费钱来给孩子买灯笼,认为那是浪费钱,可父亲有他的说法,女儿们不放鞭炮,鞭炮钱就换成灯笼,过年嘛,要让孩子们高兴。
初一早上,母亲早早喊我们起来,吃过早饭,打开院门,这一天家家的院门都是打开的,村里人家互相走动,串门问好,大人们会聚在一起打扑克,我们小孩子一个上午忙着串糖疙瘩,穿着新衣服到村里的长辈家拜年,进的门去,站在门槛边,甜甜的叫着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过年好,长辈们会在盘子里抓上几块糖递给我们,多是水果硬糖,日子富裕些的会有花生酥糖。一个上午,我们走遍半个村子,裤兜里的糖满满的,我们也是满足的不行,回到家里掏出糖放在炕上,姐妹几个看谁的糖多,糖块多的人说明嘴巴甜更得长辈喜欢。
初二,母亲要回城里的娘家,我们姐妹跟着一起去,不用母亲喊,我们早早起来穿好衣服等母亲出发。对城里的楼房商店充满好奇,而姨妈舅舅们给的压岁钱让我们恨不能一步到外婆家才好。母亲面色忧愁,她的个性刚强,可是能带给外婆的不过两包点心一篮鸡蛋,在城里人的眼里算不得什么,平日里母亲极少回娘家,她受不了别人怜悯的目光。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母亲带我们出门做火车去外婆家。
车站在十里外的矿区里,那列火车是煤矿接送工人的班车,附近的村民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定点发车,我们提前一个小时从家里出来去火车站。
进入矿区还有两里路,交错的铁轨间满是黑色煤沫,我们在铁轨旁边的小道走向站台,有时会有装满煤的火车经过,长长的车厢蜿蜒着驶向远方,呼呼的风声擦着耳际,我们站着不敢动,等火车完全通过才敢继续往前走。家里的黄狗一直跟在后面,母亲几次呵斥它回家去,听到呵斥黄狗停下来,看我们走远又飞跑过来,在我们身后尾随着,几次之后母亲不在理睬它。
站台上有不少附近村民乘车去城里,大家蜂蛹着上车,没有检票员,座位先到先得,母亲领着我们随人群上了车,急急地找好座位,把鸡蛋放到座位上的行李架上,才稍稍松口气。从窗户探出头看黄狗是否回家去,站台上的人都已进了车厢,黄狗在站台上扬着头走来走去。大黄,回去看家。母亲对着大黄喊,大黄看看母亲慢慢走下站台。火车开动,载着我们去城里,大黄独自回去看家。
农村的风俗里,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年。而父亲这个地道的农民却敢打破这规矩,父爱如山。
结婚第一年,我和丈夫在自己的新家过年。丈夫从小没了父母,几个姐妹结婚后离开家在婆家过年,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年有些冷清。因为从小没了父母,丈夫更渴望家里的人多些,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我把他的话说给父亲。第二年的腊月二十九,父亲找了熟人开车来接我们回家过年。家里什么都有,不用你们买东西,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在一块热闹,父亲对我们说。
出嫁的女儿到了娘家就是客,可以做到炕上和长辈们聊天,我还是喜欢跟在母亲身后忙碌,就像小时候一样。家里的日子有了好转,饭菜丰盛,父母的眉头舒展,奶奶的背弯成弓,小小的身体缩在蓝布大褂里。奶奶的一生只穿家里做的偏襟大袄。孙女们都已长大,奶奶不再撩起衣襟数手里的毛票。瘪着嘴巴问我什么时候要孩子,她有生男孩的秘方,婶婶一旁接上一句,您呀,就是重男轻女。奶奶笑笑不做回答。
九年前的腊月初七,父亲突然去世。全家人沉浸在悲痛里。我留在娘家陪母亲。母亲的脾气突然变得很坏,我做任何事都不能让她满意,时不时的骂上几句。
日子一天天过去,眼见到了年根。家里还没有准备过年的东西。父亲在时都是他和母亲备年货。年总要过,活着的人还要生活。三十几年里我一直做为孩子在父母身边过年。父亲离开了,年不知如何过才好。
腊月二十八,母亲交给我一千块钱,你去买些年货,年总要过的,家里有人去世,三年不请客不走亲戚,简单的买点就行。母亲的眼神里有悲伤与失落,让我知道没有了父亲的年再没有往年得热闹温暖。
父亲去世后,我依然在娘家过年,同父亲在时一样。母亲老了,每次同母亲一起置办年货,她都要征询我的意见,末了总要说上一句,你爸在时会如做,总要安慰母亲几句,让她不觉孤独。陪母亲过年,让家里的老屋有温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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