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那年家乡刚好解放，带着翻身的喜悦，家里人让我背着书包上了学。土地改革时，大哥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二哥当上了民兵队长，姐姐出嫁后生下了我的大外甥，家里又分到了土地，当家做主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解放已有六十多年，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很多，犹如浩瀚的大海，扫盲和夜校也应该是其中不能忘怀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解放初期翻了身的农民兄弟姐妹们在农会和妇女会的组织下大都参加了速成识字班，教员大都是南下干部，识字的方法是《速成识字法》。这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ㄅㄆㄇㄈ万......）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我们村的速成识字班就开在小学后面的村政府楼上（这儿原来是柴文美先生的私宅，又高又大，因为主人远在上海，临时为公家所用），那时节我在课堂上就能听到大人们翘着舌头跟教员读字的声音，晚上大家又聚集在这儿借着汽油灯的亮光，认真地看书识字。这时候几乎人手一本识字手册，里边排满了一组组的同音字，这小册子随身携带，一有空就拿出来认上几个字，吃饭、走路，甚至上厕所都在那儿用功。
速成识字班的开办的时间并不长，好多人也是“速成速忘”，但是不少有心人却在这儿认识了许多“眼头字”，而后，又不断自学成了互助组、合作社的记账员和会计。我的二哥当初只念了半学期书，就是在速成识字班以后不断提高的。
五十年代中期，我小学毕业去鄞县第一中学读书。那时政府又在广大的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发动所有识字群众帮助不识字的人学习文化。
在学校老师的组织下，我和同学们也投入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扫盲所用的课本和速成识字班所用的课本完全不同，不再是按同音字或偏旁相同排列的单个汉字，而是根据当时农民所需的常用字组成的词组编排成连贯的课文。因为那时翻了身的农民已经由互助组转入了低级、高级的生产合作社，实行了土地分红和按劳取酬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所以人人都得学一点记账和看账的本领，不识字就变成了睁眼瞎。书里好多表示农活名称和农具的字连我们这些初中生也不认识，还得请教老师和字典。所以在帮助别人识字的同时也让自己有了很大的提高。
扫盲的方式除了有几户人家组织在一起的小型识字班，主要还是一对一的帮教。我们班的同学被分配在学校附近的姜陇村，每星期抽几个晚上，大家结伴去那儿，各人到结对的社员家中教他们识字。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放在八仙桌上，几个人围坐在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还得朗读、默写。现在想想那时节做小老师的感觉真好。
当然也有烦恼的时候。有的学员年纪大了，从来没有读过书，识字就很困难，去了几个晚上还没教会几个字，和别的同学比起来，自己的帮教效果很不理想，这不急死人吗？还有几位女同学，在回校的途中，因为天太黑，找不准方向迷了路，很晚还没到校，这可就更急啦！大家分头去找，才领回来，有人在第二天还私下里说这是鬼迷路了。被老师狠批了一顿。
虽然下村扫盲只那么几个月，但是这一幕一幕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高中毕业以后我回到了老家，那时人民公社的社员基本上很少再有文盲，大家至少识得几个“眼头字”，看得懂工分账和分配方案。
为了提高社员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同时活跃业余生活，各个大队都响应公社的号召，会在农闲时节办起政治夜校，后来又叫文化夜校。由于那时节高中毕业生在农村里也算是“知识分子”。所以我有幸担任了多年的夜校义务教员。
夜校按社员文化程度不同分好几个年级，各年级都有教育部门专门编写的教材，每天晚上轮流借小学校的教室上课，由小学的老师和社员中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担任教员。除了文化课以外，有时还由大队党支部书记上政治课，隔三差五的还会教唱革命歌曲和戏曲，节庆时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常常在课堂上演出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那时的夜校，在上级检查督促时，会办得红红火火，过一段时间不来检查了就会偃旗息鼓，所以有的社员们说这是“三日红”。不过话得说回来，虽然是“三日红”，毕竟那时的年轻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没什么业余生活，都喜欢在一起搞一些有益的娱乐活动，唱歌演戏，下棋打球......，虽然比较枯燥，但总能设法自娱自乐，很少有人去搞封建迷信，也不会聚众，更没有偷盗抢劫！
如今已经实行了十二年制义务教育，人们的文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电视的普及更加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可是，一些人的精神境界似乎……少了点什么。
这是令我们这些“九斤老太”最担心的。好像应该再来一次“信仰、道德”的扫盲和夜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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