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垛前的母亲显得非常矮小，其实她个子并不低。
但是她现在真的变矮了，因为站在草垛前的场景已过了二十几年。我如今看上去比她还稍微高一些，我只有一米五五，她有一米六二。岁月拿走了我母亲的青春，包括她的身高。
我作为母亲的女儿——其实我真正作为她的女儿只在十六岁之前，那时我是她身边的女儿，如今我是她心中的女儿——“她心中的女儿。”这不是诗歌的句子，但这是诗歌中的距离，这是我的罪过。因为我很早便离开了我的母亲。我的理由很简单，嗯，梦想，多漂亮的借口。
我离开家乡的时候看见了她的眼泪，她亲自送我上车，可怜巴巴地站在我身后。我发现我是有罪的。这样说不免有些矫情，但事实如此。我让母亲思念自己的女儿，这就是被思念的女儿造下的罪。可是，当我将这一罪过归咎于上帝的不公，发现上帝也有他的道理，他让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因为距离而真正成为母女。
我在外面闯荡了十几年。从一个少女到如今的主妇，也许“煮妇”比较贴切，我什么成绩也没有。只是变了一种身份：“她心中的女儿。”这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与母亲隔着一段距离。
她已经习惯了我不在她身边的日子。这是我根据她后来送我时不那么伤心掉泪推测出来的。不过我知道她心里并不那么坚强。当然她必须在我面前装出一副铁石心肠的样子。有时我也把她当成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然后我对这个陌生人加以想象，我想象她思念女儿的样子，闭上眼睛，躺在床上，想起女儿的童年：她的哭声，她的笑声，她的可爱，她的淘气，她揍她时候的怨恨和她们之间出现的矛盾，这些都会在她的脑际回放；然后她挣开眼睛，嘴角有一丝笑容，在这笑容消失之前，她抓起刚好会操作的老式手机打个电话，然后说出她的想念和牵挂。这样，母女之情就建立在这距离之上了。事实是我想象的没有错，她告诉我，她就是这样想念我的。
有人说，母亲和女儿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她们有血缘关系。我想这是某一类女儿和某一类母亲才有的感情。而我不是这样好相处的女儿。现实中我是个寡言的人。尤其在我二十几岁之前，我不爱和母亲谈心，当然我是爱她的，但我不愿意表达。甚至我看见胞妹在母亲面前大献殷勤的样子就觉得她多么虚伪和恶心。我认为孝顺从来不需要这样大献殷勤和甜言蜜语。我觉得那是虚情假意，那是表现过度。我对母亲的爱是另外一种方式，比如母亲某一天出门遇见一个仇人，那人眼神毒辣地望着她，我就会突然跳出来护在她面前指着那人鼻子说，老子要和你拼命。
我就是这样向她表示我的孝顺。我平时并不表达这种和人拼命的爱，也不屑于表达那零碎的爱。可我是错的。零碎的爱最是母亲喜爱的，也是上帝喜爱的。
我在一个有雨的晚上和丈夫谈心，我有些兴奋地、粗鲁地向他大喊，我他妈是一只荒原狼。当时我正在看《荒原狼》。
《荒原狼》是一面镜子。我渴望住到乡下去，又突然想到山中生活的清苦和寂寞，想到我母亲劳碌的一生，想到那山路陡险，想到更多，我又觉得这城市的嘈杂是可以忍受的。宁愿忍受。
可我现在从荒原狼的棋局中挣脱出来了，这也许只是暂时的现象。我又渴望住到乡下去，与母亲待上一段时间。虽然这种决定会让我的丈夫增加经济负担，他好容易攒到的一点钱又被我耗光了。可没有办法，我就是想要回去和母亲待在一起，哪怕短暂的几天也行。我也确实做到了。我带母亲去了一趟凉山境内的木里藏族自治县。那是我最早跟她许下的承诺：我们一起去旅行。可是她没有看到美丽的格桑花。也许她看到了。
与母亲相处的那几天，我发现自己没有过多的话，早年与她相处的寡言的性格又出现了。整个晚上只有她在和我说话。她说到一些事情——早已说过很多遍的事情——重复来重复去。她的记忆力下降，先前说的事情接着再说上几遍。然后无聊地算一算我今年具体多少岁，再感叹她今年的生日没有一个女儿陪在身边。到了后半夜，我一觉醒来发现她还没有睡着，睁着眼睛躺在床头抽烟，这时候我才想起她已经学会了抽烟——其实已经抽烟十年左右——她说起她的儿子，我那个唯一的弟弟，一点也不让人省心。我半睡半醒地听着，想说点什么但是没有说。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与母亲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陌生感。比如，她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十年间她一个人在坡地干活、那早年喜爱的山歌还唱是不唱，这些事情我丝毫也不知道了。那种我所认为的在距离中建立的深厚的母女之情在这一刻显得有些薄弱。我并不完全知道母亲生活的样子，这十几年来，我们各自生活，我想到的总是年轻的母亲，而眼前看到的却是已经老迈的记忆力减退的母亲。她说到的总是从前的我，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我。当然她了解我的性格，她知道我不爱说话。但她努力想让我和她说话，至少那天晚上，我们住在站前旅馆，她是很想和我聊个通宵的。
可我当时想，说什么呢？流水账一样的光阴，流水账中的人和事物、幸与不幸，说与不说有什么关系？
“她心中的女儿。”我自己也习惯了这样的身份。我想，作为她心中的女儿，应该让她知道我是幸福快乐的，那些旅途中的波折和曾经绊倒我的石子，没有必要跟她提。
我什么也没有多说。倒是后来我们喝了不少苦荞茶。那种清澈的苦味在那一刻确实让我很开心。我想到她给我烙的苦荞饼。
第二天早上我倒是主动找了一些话题和母亲聊天。我们说起很多往事，坐在站前旅馆三楼的窗前，就像一对失散的母女在一起找从前的记忆。她从我的婴儿时期开始回忆，我从有记忆以来开始回忆，一直回忆到我十六岁。然后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十六岁，那是一个坎，我们就是在那个坎上分散的。我们的母女之情在那个时段之后出现了空白。或者说，在那个时期，这世上诞生了一个不会写诗歌的母亲和一个不会写诗歌的女儿，我们从那一天开始成了诗人。我们用诗人的想象生活在一起。
可我们毕竟不是诗人。我们是这世上平凡的母女。我们之间的母女之情有十几年“不在一起”。虽然这之中我们偶尔相见，三天五天，或者十天八天，可这些日子有什么作用呢？它只是让我一年一年发现母亲在衰老，而我越来越像个外乡人。短暂的相聚之后，我又会像客人一样从村子里消失。
现在我更是一个客人。
可我不愿意是一个客人。
事实上我就是一个客人。我回家，邻居会用他们接待客人的目光接待我，狗会用它们接待客人的吠叫接待我，父母会用接待客人的茶饭接待我。我知道这是父母的爱，他们等了一年或者几年之久才搬上桌子给女儿的饭菜。我得吃下这些饭菜，只有吃下这些饭菜才能在饭菜中找到父母的爱，才能将自己从一个客人的身份吃回女儿的身份。
“妈妈，你做的饭菜和以前一样好吃。”这大概是我对母亲说过的最动听的话。
可是那次木里之行，我所有的感情只是内心的活动。我对她的爱，对她的思念，后来写成了一篇散文。
有时我讨厌写作的人。尤其像我这样的人，现实中什么话也说不出，到散文里却说不完了。这很像是一种虚情假意。我可能让我的读者感动了，但我的母亲并没有听到。
我母亲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时常用这样的句子形容她：瘦，皮肤黄，背微驼，是一味何首乌或者魔芋。因为她每年都在山中忙碌，懂得何首乌和魔芋在怎样的土地上长得最好。她懂得何首乌和魔芋的习性，却不懂她的女儿。这不是她的错。我这样的女儿不是何首乌也不是魔芋，那两样东西长年生长于山中，它们的气味常年伴着她。她从来没有离开大山。何首乌和魔芋也从来不会离开她。它们是没有双脚的植物，它们长在那里，就一直长在那里。
丈夫说，你可以写一篇关于何首乌和魔芋的散文。当我写下这篇散文时，发现写的既不是何首乌也不是魔芋，而是我和我的母亲。
其实我更愿意是何首乌或者魔芋，长在那里，就一直长在那里。而现在这种“长在那里”，是诗歌式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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