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了和母亲告别。每一次，我们母子二人分开，谁也不回头再看一眼。我也不是刻意狠起心肠，只是习惯了告别。
许多年以前，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这个问题在我30岁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想问的念头了。孩提时不懂大人世界的模样，等自己成了大人，那些小小的问题，还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童年时刻骨的伤痕，有一部分来自于母亲。有一年需要交学费，我在一个水塘边跟她要钱，不敢看她，仿佛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她说没有。我一直盯着那片池塘绿色的水纹，觉得世界坍塌，时间僵直，万念俱灰。
母亲走了又回，回了又走。每次回来时，都说不会再走了。她在院子里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走了。”我的心里欢呼雀跃，表现得却很平淡，最多说一个“好”字。当她第三次想要从她改嫁的那户人家回来的时候，被挡在了紧锁的门外，那天下了大雨，她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哭。那次，我以为她不会再离开我们，但几个月之后，她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从此不再相信她。但我知道，她有自己的苦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在一个不但贫穷而且不讲理的大家庭里，想要有尊严的活着，是多么艰难的事。
我以为我是恨过她的，但根本就没有。对别人都不会有，何况对她。在我那奇怪的童年里，脑海被混沌与奇思异想充斥着，没有恨意成长的空间。当然也没有爱，不知道爱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活的像株植物。
在我漫长的少年时代，与母亲再无联系。整整十多年的时间，音讯皆无。她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中学时，一旦有同学问到父亲、母亲，我通常选择不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就会用淡淡的一句：都不在了。那时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相隔30多公里，但这段路程，足以用空茫来形容。我和她之间，大雾弥漫，我不找她，她也不找我。
盼望母亲会突然来看我。像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吃的，敲开教室的门，而我在同学的注视下羞惭地走出去，接过她带来的食物，再轻声地赶她走。在脑海里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每逢有别的家长敲门时，总觉得会是她。
直到我20岁那年，在县城里，我和一个女孩儿恋爱了。母亲仿佛专为此事而来，她笑着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后，她给我买了一辆昂贵的变速自行车。那段时间，无论白天还是深夜，我都会经常骑着那辆自行车在街道上飞奔，经常把那辆自行车擦得雪亮，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富有的人。
慢慢地，我回忆起来，母亲并不是一点儿也没关注过我。每年去她住的那个村庄，给我父亲上坟的时候，她都会躲得远远的，在某一个角落里看我一眼。而我不知道她在那里，或者，就算知道，也装作不知道。23岁那年，我结婚。有人问我，愿不愿意让你妈妈过来。让啊，当然让。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家庭话语权的我，开始做一些属于自己的决定。儿子结婚，母亲怎么可以不在场。那是第一次觉得母亲像个慌里慌张的孩子。她包着头巾，衣裳俭朴，略显苍老。我喉咙干涩地喊了声许久没喊过的“娘”，妻子则按城里人的叫法喊了“妈”。母亲显得紧张又扭捏，想答应但最终那声“哎”没能完全地说出来。
婚礼前一晚的家宴，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在院子里、大门外的宴席上，吃得热闹非凡，母亲怎么也不肯上桌，任凭几个婶子死拉硬拽，她还是坚持等大家吃完了，在收拾的时候，躲在厨房里偷偷的吃几口。婚礼那天拜堂，司仪在喊“二拜高堂”的时候，却找不到母亲了。
客人散去后，三婶告诉我母亲在楼上哭。我上楼去看她，她立刻停止了哭泣，像没事人儿一样。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仿佛她从没关心过我，我也从未关心过她。这么多年的时光，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妻子跟我说：“有你妈在真好，别让她走了。”我说：“好。”但在母亲前面，怎么也说不出口。
25岁那年，拖家带口“漂”到北京，妻子背着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让她帮忙带几个月孩子，还承诺，只要把孙子带大，以后就一定会像对待亲妈那样对她好，为她养老。母亲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聚。
那段日子很苦，母亲跟着我们在暂住的村子里搬来搬去，但是大家都很开心。母亲教育孩子还是农村的那套老办法，把她不到一岁的孙子宠得上天下地。我常奚落她：“别把我儿子宠坏了!”
“小男孩儿哪有不调皮的?越调皮越聪明。”母亲总是坚持己见。
儿子学会了叫爸爸、拍手、再见、飞吻……但叫得最熟练、最亲切的自然是“奶奶”。每到此时，她都异常高兴，从来没见她这么开心过。她会很多歌谣，如“宝宝要睡觉喽，奶奶要筛稻喽”，几乎每一首都和奶奶有关。
有一次妻子略带讽刺地跟我说：“瞧你，在你妈面前还撒娇呢。”“有吗?”“有。”“不可能。”“真的有，别不承认。”我是不承认有的，仔细回想了以后，还是不承认有。也许只是觉得生活有趣，显得过于乐天派了一点而已。
这次是真的以为母亲会永远陪着我们了，但又一次的分别再次摆在了面前。母亲在她的村庄还有一个自己的女儿，她要照顾她。要走的前几天，她一遍遍地和孙子玩“再见”的游戏。等到孙子睡着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沉思着，一会儿想想，一会儿笑笑。在我看来，她又成了一个陌生的母亲。
母亲坐上了出租车，脸上又恢复了那种严肃的表情。也不看我，话也不多，无非是说少和媳妇吵架、少喝酒、多带儿子玩之类的。我尽量表现出无感的样子。这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母亲，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母亲，我已没法也不能再要求她什么。
又是漫长的十几年时光过去。时间过得太快，忙着生活，忙着追名逐利。每年能够见到母亲的日子，就是春节。按照持续了30多年的惯例，我带着两个孩子，去给他们的爷爷上坟。在堂弟家门口，母亲会过来，看看她的孙子和孙女。当年她带过一段时间的孙子，如今已长成一个一米七五的大块头。在那短暂的半个多小时里，妻子和孩子与我的母亲，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那样，平静又愉快地说着话，会笑，会拍打肩膀，会拥抱，再不舍地告别。在这样的过程里，我通常在远一些的地方看着，并不凑上前去。还是不知道该和母亲说点儿什么，也许什么都不用说了吧。
最近一次见到母亲，是从乡村回县城的时候，母亲与我们同行。我开车开得有些快，母亲晕车，半路上不得不停下来，母亲蹲在路边呕吐。我在司机位上透过窗户看到母亲的样子，内心翻江倒海，那个久远的问题又飘回了心头：母亲，为何我们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下车来到母亲背后，默默地给她捶着背，无声地开始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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