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总体的主要特点:1.形散而神不散 2.意境深邃 3.语言优美凝练，富于文采。
洪水与猛兽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距杨、墨比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5号
梦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梦罢了!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很高大的白马上，在海岸边缓辔徐行的时候，心里只充满了壮美的快感，几曾想到现在的自己，是这般的静寂，只拿着一枝笔儿，写她幻想中的情绪呢?
她男装到了十岁，十岁以前，她父亲常常带她去参与那军人娱乐的宴会。朋友们一见都夸奖说，“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今年几岁了?”父亲先一面答应着，临走时才微笑说，“他是我的儿子，但也是我的女儿。”
她会打走队的鼓，会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枪里的机关。也会将很大的炮弹，旋进炮腔里。五六年父亲身畔无意中的训练，真将她做成很矫健的小军人了。
别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点都不爱。这也难怪她，她的四围并没有别的女伴，偶然看见山下经过的几个村里的小姑娘，穿着大红大绿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里，她无从知道她们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马，便堪过尽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琐碎烦腻呵!当探海的电灯射在浩浩无边的大海上，发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灯影下，旗影下，两排儿沉豪英毅的军官，在剑佩锵锵的声里，整齐严肃的一同举起杯来，祝中国万岁的时候，这光景，是怎样的使人涌出慷慨的快乐眼泪呢?
批评的三昧
梁实秋在《文艺批评论》一书的《自序》里，说编这书的经过道：当时手边参考书可说等于零，故很有一部分是凭记忆写的。简略阙漏之病，自知甚多。然而，手边若是有充分的参考书，这一本小册子也许根本写不成了。我对于批评这一门学问若是知道得较多些，这一本小册子也许又根本写不成了。像文艺批评论这样性质的书，大概只能在自己学识尚浅和手边缺乏参考书的时候才会写得成的罢。
两个“若是”，一个“大概……的罢”，真勾人迷离恍惚了。可是虽然是“大概……的罢”的句法，但“罢”字的底下，没有用疑问号，就用句号，想来是肯定的而非假定的了。
依此类推，“大概”也可说是“大概只能在自己没有学识和手边没有参考书的时候才会不写而成的'罢”“的罢”。那么，就是这一本《文艺批评论》，也是多写的了。
“手边参考书可说等于零，故很有一部分是凭记忆写的”，可知还有“稍有一部分”，是凭什么写的呢?
批评与骂人
近来十个做文章的人，就有九个喜欢批评;十个做文章批评的人，就有九个喜欢骂人。一般关心世道人心的人，都个个摇头叹息;然而，做文章来批评，是很好的现象;批评的时候骂人，是正常的行为。
我最爱看的，是两个超等的批评家相骂;我怕看的，是两个劣等的批评家讲规则;说什么批评只能就事论事，不可越出范围;什么批评只能批评，不可骂人。你想，如果批评只能批评，一个批评家如何还能成其为批评家?批评不能骂人，这种批评还有什么价值?新近报纸上常引法国大文学家法郎士的话，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既是一个“灵魂”，“冒险”，还能受什么范围?再读读世界上有名批评家的文章，看看他的内容是怎样?你费了几年的苦心，写成了一本书;他替你做了一篇批评，写了几百行的好文章，没有一字，提到你的大著;等到了末了的一节，方才把你的书名提出来，还没说到三五句，他的文章已竟完了!然而他的这篇文章是一篇批评，往往是一篇很好的批评。如果一个人批评一部历史，你只“应当问他里头的叙事确实不确实，不应涉及这件事情值得值不得替他做一部历史的问题”;设或这部历史又是一本翻译，你又“只当问译的对不对，不当挑剔人家的文格”，如唐擘黄先生所说，(见《努力周报》第七十五期，唐先生是个学者，并不是一个劣等批评家，他的这篇文章也写得很好，不过未免太忠厚了。)试问，一个批评家和坐在印刷房里的那位校对先生还有什么大的分别?
讲到批评的时候免不了骂人，那道理更加明显。如果一个人的文笔不佳，我们只好说他不佳;一个人的文理不通，我们只好说他不通;如果一个人在那里胡说，我们只好说他是胡说;如果一本书毫无出版的价值，白糟踏了纸张笔墨，我们也只好说他是的'毫无价值，白糟踏了纸张笔墨。我想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不通”，“胡说”，“糟踏纸张笔墨”，是骂人，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在相当的情形之下，这些话是最恰当的批评;那么，还说什么批评不可以骂人?
然而，批评的时候，虽可以骂人，骂人却不就是批评。两个洋车相撞，车夫回过头来，你一句，我一句，那是骂人，那不是批评;听差的打破了一件古玩，老爷捶几拍桌，口口声声，那是骂人，那不是批评;说人家做文章有用意，说人家的批评为的是出风头，为的泄愤，为的报仇，为的“三角恋爱”，为的谋夺位置，那也是骂人，不是批评。一个人因为肚里有点气，想发泄发泄，于是乎骂人，是个很坏的习惯，我们应当“有则戒之，无则加勉”。
一个朋友看了我的这篇文章，很严厉的责备我;说“你还要在那里教人骂人!你看见了本月七日《政治生活》上毛壮侯骂胡适的那篇文章没有?什么‘新思潮中的巨子，却不想做人’，什么‘胡适人格降下’，什么‘这位精虫化的灰色酸秀才，得意忘形’，这真是什么话?”我说，别忙，别忙，我赞成的是一个批评家骂《人》，甚而至于丢《人》的脸，我决不赞成一个人乱骂人，因而丢了自己的脸。
发表于《现代评论》1卷2期19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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