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是中国现代作家，1943年出生于重庆，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1967年赴西班牙留学，后去德国、美国等。1973年定居西属撒哈拉沙漠和荷西结婚。1981年回台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1984年辞去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重心。
雨季不再来
这已不知是第几日了，我总在落着雨的早晨醒来，窗外照例是一片灰的天空，没有黎明的曙光，没有风，没有鸟叫。后院的小树都很寂寥的静立在雨中，无论从哪一个窗口望出去，总有雨水在冲流着。除了雨水之外，听不见其他的声音，在这时分里，一切全是静止的。
我胡乱的穿着衣服，想到今日的考试，想到心中挂念的凉，心情究竟无端的沉落下去，而对这样的季候也无心再去诅咒它了。昨晚房中的台灯坏了，就以次为借口，故意早早睡去，连笔记都不想碰一下，更不要说那一本本原文书了。当时客厅的电视正在上演着西部片，黑暗中，我躺在床上，偶尔会有音乐、对白和枪声传来，觉得有一丝朦胧的快乐。在那时考试就变的不重要，觉得那是不会有的事，明天也是不会来的。我将永远躺在这黑暗里，而凉会不会找我也不是问题了。不过是这个季节在烦恼着我们，明白就会好了，我们岂是真的就此分开了，这不过是雨季冲乱着我们的心绪罢了。
每此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总喜欢仔细的去看看自己，浴室镜子的我是一个陌生人，那是个奇异时分。我的心境在刚刚醒来的时候时不设防的，镜中的自己也是不设防的，我喜欢一面将手浸在水里，一面凝望着自己，奇怪的轻声叫着我的名字——今日镜中的不是我，那时个满面渴望着凉的女孩。我凝望着自己，追念着凉的眼睛——我常常不能抗拒的驻留在那时分里，直到我听见母亲或弟弟在另一间浴室里嗽洗的水声，那时我会突然自己该进入的日子和秩序，我就会快快的去喝一杯蜂蜜水，然后夹着些凌乱的笔记本出门。
今早要出门去的时候，我找不到可穿的鞋，我的鞋因为在雨地中不好好走路的缘故，已经全都湿光了，于是我只好去穿一双咖啡色的凉鞋。这件小事使得我在出门时不及想象得沉落，这凉鞋落在清晨水湿的街道上的确是愉快的。我坐了三轮车去车站，天空仍灰的分不出时辰来。车帘外的一切被雨弄得静悄悄的，看不出什么显然的朝气，几个小男孩在水沟里放纸船，一个拾垃圾的老人无精打采的站在人行道边，一街的人车在这灰暗的城市中无声的.奔流着。我看着这些景象，心中无端的升起一层疲惫来，这是怎样令人丧气的一个日子啊。
下车付车钱时我弄掉了笔记，当我俯身在泥泞中去拾起它时，心中就乍然的软弱无力起来。
惊梦三十年
那天，我坐在一个铁灰桌子前看稿，四周全是人，电话不停的闹，冷气不够让人冻清醒，头顶上是一盏盏日光灯，一切如梦。
电话响了，有人在接，听见对方的名字，我将手伸过去，等着双方讲话告一段落时，便接过了话筒。
“是谁?”那边问我。
今生没有与他说过几句话，自是不识我的声音。“小时候，你的家，就在我家的转角，小学一年级的我，已经知道了你。”我说，那边又要问，我仍霸住电话，慢慢的讲下去：“有一回，你们的老家人，站在我们的竹篱笆外面，呆看着满树盛开的芙蓉花。后来，他隔着门，要求进来砍一些枝桠分去插技，说是老太爷喜欢这些花。
“后来，两家的芙蓉都再开谢了好多年，我们仍不说话。“白先勇——”我大喊起他的名字。
这里不是松江路，也不是当年我们生长的地方。在惨白的日光灯下，过去的洪荒，只不过化为一声呼唤。
小时候，白家的孩子，是我悄悄注意的几个邻居，他们家人多，进进出出，热闹非凡。而我，只觉得，我们的距离长到一个小孩子孱弱的脚步，走不到那扇门口。
十年过去了，我们慢慢的长大。当时建国北路，没有拓宽，长春路的漫漫荒草，对一个自闭的少年而言，已是天涯海角，再远便不能了。
就是那个年纪，我念到了《玉卿嫂》。
黄昏，是我今生里最爱的时刻，饭后的夏日，便只是在家的附近散步，那儿住往不见人迹，这使我的心，比较安然。
那时候，在这片衰草斜阳的寂静里，总有另一个人，偶尔从远远的地方悠然的晃过来——那必是白先勇。又写了《谪仙记》的他。
我怕他，怕一个自小便眼熟的人。看到这人迎面来了，一转身，跑几步，便藏进了大水泥筒里去。不然，根本是拔脚便逃，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回家去。
散步的人，不只是白先勇，也有我最爱的二堂哥懋良，他学的是作曲，也常在那片荒草地上闲闲的走。堂哥和我，是谁也不约谁的，偶尔遇见了，就笑笑。
过不久，恩师顾福生将我的文章转到白先勇那儿去，平平淡淡的交给了他，说是：“有一个怪怪的学生，在跟我学画，你看看她的文字。”这经过，是上星期白先勇才对我说的。
我的文章，上了《现代文学》。
对别人，这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我，却无意间种下了一生执着写作的那颗种子。
刊了文章，并没有去认白先勇，那时候，比邻却天涯，我不敢自动找他说话，告诉他，写那篇《惑》的人，就是黄昏里的我。
恩师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去送，因为情怯，去时顾福生老师已经走了，留下的白先勇，终于面对面的打了一个招呼。正是最艰难的那一刹，他来了。
再来就是跳舞了，《现代文学》的那批作家们说要开舞会，又加了一群画家们。白先勇特别跑到我们家来叫我参加。又因心里实在是太怕了，鼓足勇气进去的时候，已近曲终人散，不知有谁在嚷：“跳舞不好玩，我们来打桥牌!”我默立在一角，心里很慌张，不知所措。
那群好朋友们便围起来各成几组去分牌，叫的全是英文，也听不懂。过了一会儿，我便回家去了。
那一别，各自天涯，没有再见面。这一别，也是二十年了。
跟白先勇讲完电话的第二天，终于又碰到了。要再看到他，使我心里慌张，恨不能从此不要见面，只在书本上彼此知道就好。一个这么内向的人，别人总当我是说说而已。
跳舞那次，白先勇回忆起来，说我穿的是一件秋香绿的衣裙，缎子的腰带上，居然还别了一大朵绒做的兰花。他穿的是什么，他没有说。
那件衣服的颜色，正是一枚青涩的果子。而当年的白先勇，在我记忆中，却是那么的鲜明。
那时候的我，爱的是《红楼梦》里的黛玉，而今的我，爱看的却是现实、明亮、泼辣，一个真真实实现世里的王熙凤。
我也跟着白先勇的文章长大，爱他文字中每一个、每一种梦境下活生生的人物，爱那一场场繁华落尽之后的曲终人散，更迷惑他文字里那份超越了一般时空的极致的艳美。
这半生，承恩的人很多，顾福生是一个转折点，改变了我的少年时代。白先勇，又无意间拉了我很重要的一把。直到现在，对每一位受恩的人，都记在心中，默默祝福。又得走了，走的时候，台北的剧场，正在热闹《游园》，而下面两个字，请先勇留给我，海的那边空了一年多的房子，开锁进去的一刹那，是逃不掉的“惊梦”。
三十年前与白先勇结缘，三十年后的今天，多少沧海桑田都成了过去，回想起来，怎么就只那一树盛开的芙蓉花，明亮亮的开在一个七岁小孩子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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