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吹其心，摇摇为谁吐?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
母爱的著名散文：张德芬--强势母亲、懦弱儿子
走上心灵成长的路途以来，最让我惊奇的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尤其是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一生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内在儿童的问题。我在博文和自己写的三本灵性小说中，多多少少都有提到，尤其是第三本书“活出全新的自己”中，更是对这方面着墨甚多。
我们和父亲的关系，会影响我们对这个物质世界的看法。我的父亲非常爱我，虽然年轻的时候他自己爱玩，很少花时间在家里，但是印象中的父亲总是一回来就一定对我又抱又亲，而且始终都是无条件的支持我、爱我。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是安全的，即使害我的人最后都会变成帮我的人。果然，这个世界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面貌。而且我的金钱的匮乏感很低，虽然从小家境可以算得上清贫，出国留学的时候连保证金都付不出来，可是我一直都觉得， 钱不是问题，只要我要，就会有。果然，我跟金钱的关系一直很顺畅。主要就是我父亲的爱和支持，让我对物质世界很有安全感。
我后来注意到一些朋友，如果父亲早逝，或是离家，甚至即使在家，但是毫不关心孩子，或是不知道如何表达对孩子的爱，都会让孩子很没有安全感，从而对这个世界充满怀疑，对金钱的匮乏感也会比较重，而且跟金钱的关系不顺畅(即使赚了很多钱也会挥霍掉，或是到手的钱被他往外推!)
而我们的母亲，则是影响我们和所有人的相处模式，也就是在“关系”上，影响我们深远。 我也观察到我和人相处时候的问题，很多都是源自于和母亲的互动关系。我更注意到，太强势，而且占有欲很强的母亲，特别会养出内在很懦弱的儿子。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母亲夺取了他们的能量，没有尊重他们应有的成长历程。
而这种内在懦弱的男人，偏偏取老婆的时候还喜欢找强势的女人。结了婚之后，有的当然幸福愉快，因为找到了与自己母亲相像的女人，很有安全感，相处也容易——如果对方能够给予这些有恋母情结男人所要的东西的'话。 但是有的结局却不是很好，因为有的这些“小男人”，会不自觉地把对母亲的愤怒发泄在伴侣身上。
所以，聪明的女人，当你嫁给这种男人的时候，要觉知到你可能不幸做了代罪羔羊呢。记得：每个人先要管好自己的情绪和反应，不要指着你的男人的鼻子骂他说：我又不是你妈，你那么气我干嘛!呵呵。其实，奇迹课程说得好，你永远不是为了你认定的理由而生气的。每一个让我们愤怒的事件，其实都有历史的渊源，都是我们内在的旧伤被钩动了。所以当你的男人勾起你的旧痛时，用我书上教的一些方法去自我排解吧。
总而言之，每个人要处理好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能参加家族排列当然很好，或是萨提亚工作坊当然也很棒。但是，如果没有能力上这些课程的人，可以用最有效、最不花钱的方法：在心里面真诚的对父母说：谢谢你，对不起，请原谅，我爱你。把所有生命的责任扛在自己身上，用最大的爱和包容去对待自己的父母，你会发现，你的福报会增加好多好多哦!
母爱的著名散文：莫言《母亲》
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5岁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
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这样的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有形状的立体记忆，活生生的综合性形象。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事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
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这一细节，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
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房、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地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追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词，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陡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现在，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我曾经从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太便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能活下去!
老太太的话让我感到惊心动魄，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也正是文学的灵魂。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赐给谁。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
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到眼里。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也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但我也感到了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他们的教育，尽管我当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也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
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的小说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严酷的现实描写和对人性的黑暗毫不留情的剖析，是与过去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
当然，在揭示社会黑暗和剖析人性残忍时，我也没有忘记人性中高贵的有尊严的一面，因为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
母爱的著名散文：《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作者：梁从诫
母亲去世已经三十二年了。现在能为她出这么一本小小的文集--她唯一的一本，使我欣慰，也使我感伤。
今天，读书界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了。老一辈谈起，总说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美丽的女诗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她却是一个面容清、削瘦的病人，一个忘我的学者，一个用对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代替对孩子的抚爱(有时却是脾气急躁)的母亲。
三十年代那位女诗人当然是有过的。可惜我并不认识，不记得。那个时代的母亲，我只可能在后来逐步有所了解。当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长大后曾经同我们谈起过，但也不常讲。母亲的后半生，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业上，她总有新的追求，极少以伤感的情绪单纯地缅怀过去。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些文坛旧事，我没有资格评论。但我有责任把母亲当年亲口讲过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况告诉关心这段文学史的人们。或许它们会比那些传闻和臆测更有意义。
早年我的外祖父林长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几个姊妹也都能诗文，善书法。外祖父曾留学日本，英文也很好，在当时也是一位新派人物。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却是家庭包办的一个不幸的结合。外祖母虽然容貌端正，却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因为出自有钱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红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婚后八年，才生下第一个孩子--一个美丽、聪颖的女儿。这个女儿虽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爱，但外祖母的处境却并未因此改善。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外祖母从此更受冷遇，实际上过着与丈夫分居的孤单的生活。母亲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伤。
童年的境遇对母亲后来的性格是有影响的。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可能是由于这一切，她后来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却不断地在追求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由。
少女时期，母亲曾经和几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女子学校中读过书，并跟着那里的外国教员学会了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一九二○年，当外祖父在北洋官场中受到排挤而被迫「出国考察」时，决定携带十六岁的母亲同行。关于这次欧洲之旅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住在伦敦，同时曾到大陆一些国家游历。母亲还考入了一所伦敦女子学校暂读。
在去英国之前，母亲就已认识了当时刚刚进入「清华学堂」的父亲。从英国回来，他们的来往更多了。在我的祖父梁启超和外祖父看来，这门亲事是颇为相当的。但是两个年轻人此时已经受到过相当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不是顺从于父辈的意愿，而确是凭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亲密的友谊的。他们之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对造型艺术的趣味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它方面也有许多差异。父亲喜欢动手，擅长绘画和木工，又酷爱音乐和体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却喜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母亲富有文学家式的热情，灵感一来，兴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顾其它，有时不免受情绪的支配。我的祖母一开始就对这位性格独立不羁的新派的未来儿媳不大看得惯，而两位热恋中的年轻人当时也不懂得照顾和体贴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双方关系曾经搞得十分紧张，从而使母亲又逐渐卷入了另一组家庭矛盾之中。这种局面更进一步强化了她内心那种潜在的反抗意识，并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
父亲在清华学堂时代就表现出相当出众的美术才能，曾经想致力于雕塑艺术，后来决定出国学建筑。母亲则是在英国时就受到一位女同学的影响，早已向往于这门当时在中国学校中还没有的专业。在这方面，她和父亲可以说早就志趣相投了。一九二三年五月，正当父亲准备赴美留学的前夕，一次车祸使他左腿骨折。这使他的出国推迟了一年，并使他的脊椎受到了影响终生的严重损伤。不久，母亲也考取了半官费留学。
一九二四年，他们一同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父亲入建筑系，母亲则因该系当时不收女生而改入美术学院，但选修的都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被该系聘为「辅导员」。
一九二五年底，外祖父在一场军阀混战中死于非命。这使正在留学的母亲精神受到很大打击。
一九二七年，父亲获宾州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母亲获美术学院学士学位。此后，他们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国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过一段。不久，父亲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母亲则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随贝克教授学舞台美术。据说，她是中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学生，可惜她后来只把这作为业余爱好，没有正式从事过舞台美术活动。母亲始终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一九二四年，当印度著名诗翁泰戈尔应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国访问时，母亲就曾用英语串演过泰翁名作《齐德拉》;三十年代，她也曾写过独幕和多幕话剧。
关于父母的留学生活，我知道得很少。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当时我的大姑父在那里任中国总领事。母亲不愿意穿西式的白纱婚礼服，但又没有中式「礼服」可穿，她便以构思舞台服装的想象力，自己设计了一套「东方式」带头饰的结婚服装，据说曾使加拿大新闻摄影记者大感兴趣。这可以说是她后来一生所执着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创作。婚后，他们到欧洲度蜜月，实际也是他们学习西方建筑史之后的一次见习旅行。欧洲是母亲少女时的旧游之地，婚后的重访使她感到亲切。后来曾写过一篇散文《贡纳达之夜》，以纪念她在这个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
一九二八年八月，祖父在国内为父亲联系好到沈陽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工作要求他立即到职，同时祖父的肾病也日渐严重。为此，父母中断了欧洲之游，取道西伯利亚赶回了国内。本来，祖父也为父亲联系了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但后来却力主父亲去沈陽，他在信上说：「(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父亲和母亲一道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可惜东北严寒的气候损害了母亲的健康。一九二九年一月，祖父在北平不幸病逝。同年八月，我姐姐在沈陽出生。此后不久，母亲年轻时曾一度患过的肺病复发，不得不回到北京，在香山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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