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绛唇秦观赏析

2020-11-08 秦观

  引导语:秦观《点绛唇·醉漾轻舟》词之上片起笔寓情于景,境界清丽,接着忽而转折,情辞悲苦,下片先承上深入,浑化无迹,景色惨淡,继又景语淡出,情辞凄楚。下文是这首词的原文赏析,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秦观《点绛唇·醉漾轻舟》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 

  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 

  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

  赏析

  此词当为秦观于谪徙途中所作。词中借刘义庆《幽明录》载刘晨、阮肇入天台故事,隐寓向往仙境而天涯无路的苦境。

  首二句本自《桃花源记》的开篇:“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把人带到一个优美的境界,这儿几似乎是桃源的入口。人醉乡,且是信流而行,这眼前一片春花烂漫的世界当是个偶然发现。一种愉悦的心情也就见于如此平淡的语言之外,而同时却又有一阵深切的遗憾:“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尘缘”自是相对灵境而同时而言的,然而联系到作者的坎坷身世,可见此中另有所寄托。此处只说“尘缘相误”,隐去尘缘的具体内容,便觉空灵蕴藉,词情曳生姿。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却钩勒出一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一般的黄昏景象。“千里”、“茫茫”尤给人天涯飘泊之感。紧接一句“山无数”,与“烟水茫茫”呼应,构成“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界,这就与上片“尘缘相误”二句有了内的联络,上下片意脉不断。值此迷惘之际,忽然风起茫落,只见“乱红如雨”。一句一景,蝉联而下,音节急促,恰状出人情之危苦。合起来,这几句又造成一个山重水复、风起花落、春归酒醒、日暮途远的浑成完整的.意境。虽然没有明写欲归之字,而欲归之意皆是。结句却又出人意外转折出欲归不得之意:“不记来时路。”只说“不记”,却使人感到其情蕴深,因为曲折地反映出作者备受压抑而不能自解的悲愁。

  词之上片起笔寓情于景,境界清丽,接着忽而转折,情辞悲苦,下片先承上深入,浑化无迹,景色惨淡,继又景语淡出,情辞凄楚。全词以轻柔优美的笔调开端,以景语情语的笔法收篇,写来寓情于景,情蕴意深,委曲含蓄,耐人寻味。

  字词解释:

  ①尘缘:佛教名词。佛经中把色、声、香、味、触、法称作 "六尘"。以心攀缘六尘,遂被六尘牵累,故名。

  ②乱红:落花。李贺《将进酒》:"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

  译文

  醉眼朦胧之中,我荡着轻便的小船,随着流水任意飘荡,不知不觉来到了花丛深处(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真想就这样留连于花丛之中,却还有许多尘俗之事未了,不得不回到滚滚红尘。 水波与水面上的雾气广阔浩渺,无边无际,千里之外,夕阳西沉已是傍晚时分。无数青山无语矗立,狂风劲吹,鲜花如同大雨般纷纷凋落,我再也找不到来时的路了(指不能再的到桃花源,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等语)。

  秦观文学贡献

  秦观诗文亦为北宋一大家。明胡应麟于《诗薮杂编》卷五言:“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做渠帅,世遂寡称。”秦观诗感情深厚,意境悠远,风格独特,在两宋诗坛自成一家。散文以政论、哲理散文、游记、小品文最为出色。其策论文笔犀利,说理透彻,引古征今,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黄庭坚认为秦观诗只是尽情挥洒胸臆,专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构想、苦心经营,这点颇类似李白诗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秦观也并非不讲究文辞的细密精致,只是不显出过份人为的痕迹,而别以清畅流丽之态示人而已。他的“诗似小词”,若换用李清照《词论》的话,是“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纵观淮海词,则多为纯情任心之制。所以,冯煦《蒿庵论词》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在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也许,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秦观词与李白诗歌的主流艺术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过为计较,他们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凄婉绵邈和飘逸豪放的显著差异。

  不言而喻,秦观词的艺术精神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如今来谈论其主流部分,但却不意味着可以以之总揽全体;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艺术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经历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始终呈动态流动形状。如果将上述者置放于词史、乃至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观照,或许便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取向。

  秦观在某些特定环境情势,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如忆旧、迁谪时制作的这第三种类型的词,已使原来侑饮娱兴、按拍协歌的传统价值归属摒退于很次等,甚或无相关连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却命其担荷起诗歌在古典诗教理论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为自我主体心态意绪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满足他叹喟命运悲剧、宣泄人生愁烦的现实精神需要。

  在这里,秦观径直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缺憾纳入词中,再也无须假助以往闺思离怨之类的惯有模式,或故为饰辞托言以求深隐婉约之姿。对于上端,他一般仅只聊借来增大词的容量与弹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风情韵调之际,又平添出若许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见空濛隽远之致。因而向来与周邦彦一齐被推许作“词家正宗”,“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陈延焯《白雨斋词话》)。

  他的这种艺术精神,多曾熏染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词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末之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缘于生平身世国运而寄慨于词,更大程度上朝向诗化的道路认同、复归,乃至逐渐衍变为长短不葺的诗,相互间益愈以辞采意格相高,更加倾注到“娱己”的旨趣。虽然他们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风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为相对独立之支派。但从总体而言,却改造、更新,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发展、扩张了花间、南唐以来的传统艺术流派,使之不断勃发充溢着生命活力,不至于趋向僵枯沉晦的末路。这其间,秦观的贡献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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