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平凡的世界》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击“重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十年政治“阴影”中脱身而出的《平凡的世界》成为第一部全景式地描写中国当代城乡生活的长篇巨著。在人物塑写上，小说鲜活地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人物，尤其着重笔墨于主人公孙少平的身上。孙少平的淳朴持重、坚强果敢、情理并重的性格特质铸就了其光辉而理想化的文学形象。他在苦难的人生实践中始终保持了纯真善良的本性和自我实现的人格，如此鲜明的性格特征也成为他在自我精神的不断救赎中寻找到归属感的重要缘由，而这种归属感正是他所要实现的终极意义。因此，对孙少平人物性格的揭示与精神归属的挖掘，正是我们寻找其文学价值的意义方向。
一、正视苦难的人生实践
马克思说过：苦是人类生命意识所不可缺少的，没有对于苦的关注和深刻体悟，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尤其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1]对孙少平而言，他是整个陕北大地上青年一代苦难的缩影。从一开始，他便挣扎在生存的边缘，生活带给他的不仅是物质的贫乏，更有精神的折磨。“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雾的大院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混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下来。”两个“非洲馍”的日子曾深深刺痛着他的自尊，衣不蔽体的生活曾一度让他感到苦恼难堪。但是贫穷没有使孙少平的意志受挫，反而在对意志的磨炼中衍化成一种精神满足的虔诚信仰。
此后，他出走农村，奔向城市的洪流，与其说是对贫穷的拯救，倒不如说是他向着更为深层的苦难迈进。对于陌生的城市，他是一个没有自尊的廉价劳动力，即使后来进入了煤矿，成了煤矿工人，他也只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作交换的筹码。再说他的爱情，也是历尽磨难。与郝红梅的初恋，刺痛了他稚嫩的心，但是反思之后又支撑了他与生活抗争的勇气，也变得更加成熟和坚毅。与田晓霞的相爱让孙少平一度获得了理想中的爱情，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但是当田晓霞意外去世后，孙少平经历了撕心裂肺般的悲伤，来到了他们曾经相约的杜梨树下寻求寄托。面对如此深重的精神创伤他只能靠牛马般的体力劳动来医治，重新唤起生活的信念支撑着他昂起头，迎接未来的生活。所以，苦难对于他来说，成为了人生实践的主题，并在不断的“变奏”中，加深了他对生命的理解。
二、纯真善良的人性完善
雨果说过：“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善良是人性的本质，宽容大度、无私奉献等品质都是以善良为基础的，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原动力。但是人性并不是完美无缺，同样具有美丑二重性。理性的人性是扬美抑丑，非理性的人性是无节制的自我膨胀。反思人性，洞察人性的弱点，才能避免人的行为堕入罪恶的深渊。小说中孙少平的个性价值和人性美则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生命的磨难与挫折后体现出来的。
因为贫困，使他过分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2]例如，孙少平在班长顾养民点名时，以不作声对班长进行有意挑衅，显然这完全是孙少平内心的嫉妒在作怪，并不关乎班长的对错。作家从现实主义出发，刻画人性的本能，展示人的性格裂变的过程。当孙少平的朋友打了顾养民，别人问他受伤的原因，他却以自己的不小心为脱口。当顾养民以自己的善良宽容化解了这场风波之后，孙少平陷入了对人性的困惑，他开始拷问自己的自私与否。他在反思中遏制、淡化着人的私欲，而增强、充盈着人性的美好与善良。当郝红梅出于自尊心的满足，发生了“偷盗事件”后，孙少平则尽己之力进行保护，平息了事态，此时的孙少平已经忘记了郝红梅当初的“背叛”，仅仅是出于本性的善良使然。这种对人性的拷问，对良知的回归与坚守，使他的仁爱精神在苦难中得以高扬，使他的灵魂在初恋的波折中获得了升华。越是在苦难的环境中，就越能体现平凡人身上那种真实的人性美。所以，在心灵上超越苦难的孙少平，突破了现实生活的苦难，为自己构建了一种理想的心灵模式，一种求真、求善、求美的人性完善。
三、自我实现的人格升华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人”会不断地产生诸如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基本需要，其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需要层次中最高层次的需要，即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聪明才智的需要。但是现实社会在允许一部分人自我实现的时候，又是以抑制甚至剥夺另一些人的权利和机会为代价的，因此，当整个社会的道德律令――公平与正义受到忽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由此便会加剧。
孙少平无奈地处在了个人与社会焦灼的状态中。在小说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子弟想要改变命运的几率是极其微小的。但是这种不良的现实犹如弹簧一般，在给孙少平造成阻力的同时，也成了他奋斗的推力。一方面，农民身份的叛逃，形成了内在的“精神冲力”;另一方面，投奔城市之后，该何去何从，他又很茫然。这种“冲力”与“茫然”一直促使着他由农民变成工人的理想的实现。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激发了人的全部潜能，并给予极大的自由度去适应个人奋斗的程度。孙少平虽然活在低下阶层，做着最沉重又卑微的劳动，然而对此他却有自己的看法：“职业的高低贵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在这个过程中，孙少平抛开了农村人固有的自卑与自尊，忍受了城市漂泊的巨大恐慌与失落，挺住了超越身体极限的艰辛劳作等意志、智慧、体力考验，执著地创造并实现着自己的人生追求。他以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怀和不断超越自我作为动力，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全新的自我，他的人格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得到了超乎完美的升华。 四、性格背后的精神归属
一部《平凡的世界》就是一幅苦难的生存画卷，但是作家的目的并不在于透过苦难“消费”现实悲悯的情感。主人公孙少平历经诸般磨难，这个过程中的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性的相互调和与融合是他实现精神归属感的最终缘由。
(一)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归属
理想作为人生理念的体现者，在现实中有其存在的理性基础，而当理想脱离现实，两者力量的反向撕裂就会造成巨大的悲剧力量，这正是《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中为何充满苦难的原因，相反，当面对现实，始终不放的理想，则是孙少平获得精神归属的支撑。透过孙少平的苦难命运，不难发现孙少平其实是一个富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双重气质的人。他生长的极端贫瘠的黄土地培养了他现实主义的底蕴，而闯荡城市的魄力又赋予他理想主义的追求。无论是在原西县城上高中时的孙少平或是外出打工的孙少平，他都在为生计而发愁与奔波。到铜城煤矿工作是孙少平生活的转折点，虽然无须顾及生计，但要应对随时出现的意外，残酷的现实让他变得异常的冷静，每次的下井对他就意味着一场生命的洗礼。黑暗的矿井里谈不上理想，生活的全部便是尽可能延长生命的长度，尽情地享受稀少的人世温情。就连曾经无数次给他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挚爱的女友田晓霞也突遭厄运，理想的爱情就此陨落。生命的严峻与冷酷，爱情的不幸与失落，这些都培养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
但孙少平同时又是一个极富理想主义精神的人。孙少平生长在一个理想狂热的年代，尤其知识分子的狂热理想成为这个时代的标记。贫穷苦难的生活逼迫着他要闯荡城市的勇气与理想。而他丰富的阅读体验更提升了他的理想主义价值观。正是凭借这理想之力的推动， 孙少平以犹如牛马般的勤奋，一步步走向了自己建构的理想。可以说，孙少平就是这样一个富有理想精神的现实主义者， 也是富有现实底蕴的理想主义者。而这两者的相互调和与融合使他放下了现实的负担与理想的虚妄，现实在理想的召唤下显得不那么艰涩，理想在现实的付诸中变得愈加美丽，原本压抑的精神内涵在现实与理想的相互合作下找到了终极关怀的归属感。
(二)情感与理性的双重归属
“一般来说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容易产生历史和道德，理性和感性的悖反，产生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不一致的作品，具体表现在作家意识形态深处感到历史发展与道德完美的分离，合乎道德要求的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却没有道德的合理性。”[3]但是在《平凡的世界》中塑造了一系列既符合历史理性又符合道德情感的人物形象，孙少平便是其中的代表。
高中时期，孙少平曾冒着生命危险勇救遭遇洪水围困的侯玉英，虽然她曾经伤害过自己;他也曾因郝红梅因偷手帕被抓时主动营救，虽然她曾经抛弃了自己。外出闯荡时期，孙少平进城做了揽工汉，他靠着自己的吃苦精神赢得了工头的信赖，在城里立住了脚跟，但当他发现工头欺侮可怜的小翠，他不惜丢掉工作，把工头教训了一顿并把自己的收入全部给了小翠。工作对他来说虽然很重要，但是亵渎做人的道德是不能容忍的。孙少平是我们社会呼唤的理想式人物，他的善良是情感上的自发之举，他的选择是理性上的审慎而为。对于孙少平而言，情感是传统的，而理性是现代的。这传统的情感实际上是其植根于土地的心理倾向、价值取向和人生经验，而现代的理性则是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现代人格及观念。它们共同构成了孙少平外在的精神气质和内在的人格魅力。从一定程度上说，传统性的情感以其深厚的精神性，抵御着理性的侵蚀与颠覆，而现代性的理性以其包容的先锋性，修整了情感的不适与坚守，在现代文明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命运的苦难不可选择，但情感与理性的互补使得精神力量回归到了它们本身最不可替代的一面。最终，铸就了孙少平的丰富性格和完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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