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的圣经，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深奥的医学理论，从诞生那天起一直沿用至今。伟大、传奇和未解之谜这些词汇数千年来与之如影随形。书中记载的阴阳、五行、藏象和针灸经络等这些古老的神秘学说，虽然已广为流行，但仍然牵绊着许多未解的谜团。
其中针灸的起源和经络之谜更是为人们所乐道。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我同医学、生物物理和考古方面的专家，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和考古论证等手段深入探索。
多少年来，有关《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同样，这些问题也首先摆在了专家们的面前。
《黄帝内经》到底出自于哪个时代呢?
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系主任、《黄帝内经》研究专家刘光亭教授认为，《黄帝内经》在公元前8世纪，即春秋之前就已经出现。《黄帝内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著作。
几十年来，刘光亭教授对《黄帝内经》的研究着重于针灸学方面，他在挖掘和探索《黄帝内经》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科研工作。他从书中获得启发，发明的巨针针刺法，使他在针灸领域独树一帜。他希望从寻找针灸起源的方向入手，通过对大量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的研究，进一步解读《皇帝内经》的秘密
对于刘光亭认为《皇帝内经》成书于春秋之前的说法有人持不同看法。目前中医学界普遍的一种观点是成书于西汉初期。
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马继新认为，《黄帝内经》和西汉时代的文字特别接近，它不会早于这个时期但也不会晚于这个时期。
马继新是中国著名中医史专家，他花费十几年时间完成的百万字著作《中医文献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中医文献研究理论的专著。他曾是1972年震惊世人的湖南马王堆医书整理和发掘小组的负责人，并亲自命名了《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这两本千古奇书。
但是，成书于西汉初期的说法，作为学术权威的马继新却受到了自己学生的挑战。
原广西壮医研究所所长黄汉儒是中国医史文献和民族医药学方面的专家，从事医史研究长达40年。黄汉儒教授认为：内经的写作年代定在西汉或者是略前的年代还是晚了一点，推到西周都不过分。
这与刘光亭的观点相似，为什么黄汉儒会无视权威，把《黄帝内经》成书的年代更加提前呢?
这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一次充满传奇色彩的考古发现。这次发现不仅为《黄帝内经》的年代判断提供了某些依据，同时也为探索针灸的起源拉开了序幕。
1985年8月的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马头乡一位村民，前往离家不远的后山元龙坡打柴。
这是一座泥土裸露的小山坡。当这位村民在一处小土丘挖枯树根时，突然锄头碰到了一件硬物，起初他以为是石头，可是当刨出这件东西后，发现这是一个裹满了泥土的圆形器物，样子很像谁家丢弃的锅盖，他不经意地把它丢进筐里。下山时他对这件东西产生了疑惑，因为这座山坡不仅荒芜，而且还有很多毒蛇，谁会把不要的东西扔到这里来呢?(图2)
到家后，他立刻清理这件东西。当一层层拨开泥土后，发现竟然是一个青铜盘，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文物。
经过侧面打听，他得知这件青铜盘具有一定的价值。是卖给文物贩子还是上交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最终还是把青铜盘送到了文物站。
文物站的工作人员接到铜盘后，立刻送到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物鉴定处。
铜盘的出现引起文物考古部门的高度重视。
广西省文物考古部门立刻组织考古队进驻马头乡，展开了全面、仔细的考察。考察的初步结果令考古队员们非常吃惊，原来这里是一处规模庞大的墓葬群遗址，而且时间非常早。这些发现让考古队员感到兴奋，因为这么大规模的墓葬群在广西考古历史上罕见。于是，他们立即向有关上级部门报告，请示挖掘。
不久，考古队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在发掘过程中，有村民在不远处，挖到了一件青铜剑。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考虑，考古工作人员们决定对这两处遗址同时进行挖掘。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他们初步判定，遗址的年代最晚应该在战国时期。
此后，这两处遗址中不断出土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文物。尤其是青铜器的出现，更增加了这个庞大遗址的考古价值。
整个发掘工作进行了4个多月，接近尾声时，已清理出300多座墓葬。墓葬群的年代被确定为商周时期。
此时，队员们以为不会再有新的文物出现。一天下午，他们在泥土中发现了两件奇怪的东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博物馆馆长、研究员黄云忠介绍：在发掘到墓群北部时，在编号101号墓里，发现了两件似铜碎片。
考古人员把这两件东西取出后，进行了仔细清理。发现是长度不到3厘米、宽0.6厘米、厚只有0.1厘米的扁长方形器物。
当把这座编号为101号的墓清理完毕后，工作人员发现，这两枚器物竟然是墓中仅有的陪葬品，而且是遗址群中最小的陪葬品。
这是两件什么器物呢?
在随后的文物整理过程中，两件器物逐渐露出真实面貌。
黄云忠介绍说，清理后，认为是两枚造型比较特殊的铜针，其中一枚针尖已经断了。(图3)
虽然有一枚针尖已经残断，但针身受到腐蚀的程度却很小，这令负责发掘工作的黄云忠感到意外。
黄云忠说，针的截面是方形的，针尖非常锋利，这两枚铜针出土时很坚硬，表面还发亮，保存基本完整，我们认为，它含锡量比较高。
为什么两枚如此特殊的针会出现在墓中呢?黄云忠对这两件器物开始了研究。
刚开始他认为，这可能是古人用来纹身的工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他推翻了这个判断。如果是一件普通的用品不足以用来做陪葬。他推测，这很可能是商周时期古人作为医疗用途的器物。
黄云忠说，这两枚铜针这么短小，而且比较锋利，它的用途是什么呢?是缝衣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针尖很锋利，扎硬的下去肯定会断，只有扎一些软的东西。
两件器物的真正用途是什么呢?如果是治病的工具，古代医生会如何使用呢?这两件文物给黄云忠带来极大的兴趣。为了确定它们的真正用途，他找到了广西医史文献专家黄汉儒。
20多年后，黄汉儒与黄云忠再次来到当年的考古现场，他们站在当时两枚铜针出土的地方。过去光秃秃的山坡如今已长满了杂草和绿树。
当黄汉儒第一眼看见这两件文物后，就肯定这是古代医用器具。可是，这是什么性质的器械，为什么会这么小呢?黄汉儒并没有马上做出断定。但是，他的一个意外发现，为以后的研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黄汉儒教授说，这两枚针很短小，是扁形的，针柄和针体的'比例大概是4比1。
为了弄清楚这两件东西的真正用途，黄汉儒在黄云忠的帮助下制作了一件复制品。虽然尺寸很小，但复制过程却非常艰难，经历了几次失败后出土器物终于复制成功。
出土器具的复制品一端是扁平的四方形，似乎便于用来拿捏。另一端则是尖锐的锋针，明显是用来戳刺用的。
为此，黄汉儒作出了几种推测，这是一把手术刀、铜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物。但不管是哪种结论，这两件
东西都是中国出土的最早古代青铜医用器具。
因此，黄汉儒断定，《黄帝内经》的书写年代最早应该在春秋以前。不仅如此，他还在西晋时期的历史学家皇甫谧的史书《帝王世纪》中找到了有力的支持。(图4)
书中记载：黄帝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
书中所说的经方就是《黄帝内经》中的《素问篇》，本草指的是另一本医书《神农本草经》。皇甫谧所记载的时间比成书于西汉时期的说法早了2000多年。
为此，有人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推断，岐伯就是《黄帝内经》的作者。但是，这一观点引起很多人的质疑，同时，也引起了刘光亭的极大兴趣。很早之前他就对构成《黄帝内经》这本书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疑问：是否这本书本身就隐藏着答案呢?
在书中，黄帝和他精通医术的臣子们，以问答的形式完成了164卷的《黄帝内经》。其中，岐伯就占了107篇。
难道《黄帝内经》的作者真是岐伯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带着这个疑问刘光亭在浩瀚的史书中找到了有关岐伯的记录。
其中，《皇汉医学》中提到：昔者岐伯以授黄帝，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历经汤、太公、文王、医和，到秦越人始成章句，以授华佗。
这段记载不仅清晰地反应出中国古代医学的传承脉络，而且证明历史上岐伯确有其人，并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
至今，在四川盐亭和陕西、甘肃等地还有岐伯故里的说法。
不仅在史书中，岐伯的形象还出现在汉代的画像石上，这块画像的拓片上带有神话色彩的半鸟半人就是岐伯，他手里拿着针具正准备给病人扎针。也许这幅图像所记载的场景，是证明岐伯身份的最好证据。(图5)
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概是皇帝和岐伯共同完成了《黄帝内经》这部最早的医用教科书。所以，后来从事中医的人称自己为“歧黄传人”，同时把中医学也称为“歧黄之学”。
但是，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黄帝内经》的成书不是一躇而就的，他们断定这本书应该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写，直到西汉初期才全部完成，时间横跨了数百年。因而，作者并不是一个人。
中医学博士、明代大医学家龚廷贤的第9代后人龚洪海在为病人诊治时，其手法与众不同。他擅长于双手把脉，这样做的目的是利于寻找病人体中的某种变化，在中医里这种变化正是导致人生病的最根本原因。(图6)
龚洪海所遵行的这个理论就来自于《黄帝内经》中一个古老的学说――阴阳。
阴阳是产生于中国远古时期一种古老的学说，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事物变化规律的概括和认识。最初涵义是朴素的，表示阳光照射下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和运动状态的动静等。并认为对立、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进而他们把这种变化看成是宇宙的基本规律。(图7)
《黄帝内经》是如何把这种抽象的学说运用到医术当中的呢?
《黄帝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因此，人体本身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联系是以五脏为中心，五脏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生命系统，这种整体观念贯穿《黄帝内经》始终。
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认为，人的阴阳必须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才能达到阴阳平衡。如果失去这种平衡，人就会生病、甚至死亡。
龚洪海的双手把脉就是在寻找人体中阴阳的异常变化。
从历史上华佗、张仲景和李时珍等古代医学大家，到今天的现代中医名家，他们的医术和学说的基础都来自于《黄帝内经》。
刘光亭教授认为：学中医、学针灸，内经是必读之书，而且不是一时读，而要终身读、终身探索、终身发现它的奥妙。《黄帝内经》的理论、临床价值是很深奥的。
过去几十年来，刘光亭致力于在《黄帝内经》中深入挖掘针灸的内容。在经过反复临床观察和科学实验后，终于在传统针灸领域有了新的突破。他的新学说：巨针交刺法，根据阴阳对立理论，认为人体中如果阴阳或某个部位的经络阻塞，身体就会出现病症。(图8)
刘光亭教授说，中医认为，血是入阳之体，入阳脏腑的精微物质，哪个部位的气血不行了，就丧失了它应有的作用。图8刘光亭根据内经记载发明巨针
基于这种理论基础，在过去20多年间的临床中，刘光亭通过对数万例患者的观察，发现这种巨针交刺法，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具有良好的效果。这种特殊针灸疗法的基础完全来自于《黄帝内经》。
刘光亭教授说，根据《黄帝内经》的两点记载，大针治大病;左病刺右，右病刺左，通俗讲就是对应交叉刺法，左边有病扎右边，右边有病扎左边。
《黄帝内经》中论述的这些理论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把阴阳的运行规律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首次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从这以后的2000多年来，《黄帝内经》给中国人对生命和健康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阴阳学说不仅成为中医看病的理论基础，似乎也向我们透露了《黄帝内经》的秘密。因为据史书记载，早在4000年前的夏朝，人们已经在运用这种学说观察天象、气候变化和进行占卜等活动。
因此有人推断，至少在商周时期阴阳就已经开始运用在医学领域。
黄汉儒教授认为，《黄帝内经》上溯年代久远。从远古时期，中医起源时期开始，恐怕已经为内经的学说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黄汉儒在他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把《黄帝内经》的断代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1976年，在距武鸣县一百公里外的贵港市罗泊湾汉墓中，出土了3枚针灸用的银针。银针的主人是西汉初期当地一位高级官吏。生前这3枚银针一定为他祛除过病痛，以至于死后还要带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为其所用。可以看出针灸在当时已成为重要的治疗手段。(图9)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有记载，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利用针刺疗法使一位太子起死回生的故事。
大约2500年前的一个早上，虢国的太子像往常一样在花园中散步。突然，他没有任何征兆发病倒地。这引起了宫中一片惊慌，以为太子已无药可治。当虢国沉浸在悲哀之中，准备为太子举办丧事时。扁鹊正好西行途经虢国。他听到太子的死讯后，详细询问了太子发病的经过和“死”去的时间，便请人报告国君，说自己可以救治太子。
刘光亭教授说，扁鹊为太子治病，是中医中很典型、很古老的记载，也是很传奇的记载。好多人认为，中医针灸不能治疗急性病，扁鹊治的这个病非常急、非常重。
在虢国官员的带领下，扁鹊师徒到了宫中。在场的所有人都期待着，看扁鹊如何救治太子。
扁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太子细心地切脉。随之又周到而仔细地对其作了观察。在诊断过程中扁鹊发现太子脉搏紊乱，虽静如死亡，但仍面带血色，最后判断太子只是暂时假死。
刘光亭教授说，扁鹊发现太子脉搏还存在，还有微弱的呼吸，但没有神智，听不见，不能说话，这是中医说的晕厥。
在确认太子只是晕厥后，扁鹊选了太子“三阳”和“五会”两个穴位，分别进行点刺和按摩。在刺破病人的井穴，疏放血后，太子很快苏醒过来。
刘光亭教授说，扎一个穴位，不到5分钟，他会苏醒过来。扁鹊治疗太子的尸厥，就是现在的晕厥，确实是真实的病例。现在医学临床中，也能够获得同样的效果。
从扁鹊这次治疗可以看出，早在战国时期中医就已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类似于这样的许多历史记载，为刘光亭和黄汉儒研究针灸起源以及《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黄汉儒对罗泊湾出土的银针经过初步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
这3枚银针针柄被制作成绞索状，目的显然是为了便于拇指拿捏。最令黄汉儒感到惊奇的是，针的形状已接近现代毫针。这与《黄帝内经》中所记载的一种针具非常接近。于是，黄汉儒对武鸣出土的青铜针和罗泊湾的银针进行了大胆的联系。
从西周到西汉，这两种针之间会有某种联系吗?如果有，武鸣的青铜针会是汉墓银针的前身吗?假如证明了这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那么，这一带将会是中国针灸最早的发源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有关《黄帝内经》的身世之谜，很有可能会在这里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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