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内经》是古人的智慧，就是注重学经。把经学好了，其它的知识都可推演了。
这个宇宙太空里本来空的，没有这个地球。地球生命的形成，是一股动能动起来，这股动能的力量，在印度叫做“风”，中国叫做“气”。其实“风”和“气”，中国两方面都用。风和气，不要听错了，以为真的有个风，有个气。其实就是能量。虚空中这个生命的能，忽然一动，形成地球物理的第一个是水。这个水在我们人体方面属于肾。《黄帝内经》中的天癸，属于癸水，就是有关生命的来源。
刚才我所引用乱七八糟一堆，再合拢在一起，你就明白上古阴阳家，天文家，讲五行的，讲干支的，配上阴阳，到身体里头都是同一个原理。所以本篇里讲天癸，讲肾气，就是从这个道理来的。
所以生命的来源要想补回去，就要修了。道家的神仙之学，一定懂得医理，不过这种书你们没有看。汉朝第一个写神仙传记的，名叫刘向，是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其实司马迁在《史记》上就承认有神仙。不过，司马迁提到神仙，几句话就把它排开了，因为很难讨论。《史记》上写到这些古代的神仙，就是“列仙之俦，其形清癯(音渠，瘦也)。”每个都很瘦。不晓得司马迁看过这个神仙没有。而中国人画的八仙，只有汉钟离是个大肚子，胖子。
司马迁写了“列仙之俦”，后来刘向写了《列仙传》，是中国道家神仙的全部记史，可靠不可靠，不知道。如果你读了那些书啊，会读得神经病了。不过，我虽然读了很多，好在我有没有神经病，现在还没有检查到。不过我是相信这些古书的。若有假的话，大概三七开吧，有三成说得太过分了，七成关于生命哲学是真的。所以关于天癸的问题，因为上次讲课以后，有人提问题，到现在才解答。
关于这个天癸，我现在大胆的假设，这属于内分泌的问题，内分泌同三焦，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学神仙的讲，女性要想用功修道，达到返老还童，长生不老，必须要在四十九岁更年期以前修成。修成功之后，那比父母生的形象更漂亮。所以古人讲修神仙，要赶快下手速修，就怕太迟了。
男性呢?超过五、六十岁再来打坐修道，想维持生命健康长寿，怕太迟了。说怕太迟，也不太迟，万一过了年纪界限来修，不必怕太迟，只要加两倍的功夫，一样可以做到，就看你决心如何了。
这个是中国文化里，关于生命的一种科学理论，千万不要骂它是伪科学啊!至少你听听也好嘛。
拓展阅读：略谈【内经】的断代问题
任何一个词汇、概念的形成，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而被打上烙印，几乎都可以拿来溯源，也就是断代。
如芃澜先生言，“把内经的每一句话，拿出来溯源”的方法，是不得不承认应该使用并正在用的，实际因个人的能力和见识所限，并不能“每一句话”而只是能被抓住的那些话---绝非谦词，而是芃澜先生的过誉，弄不好会变成锅一般的负担，先甩为妙。至于其他的方法，比如“完全分类”之下的“等价原理”、从“守株待兔”到“塞翁失马”是如何被古人上升到了“定理”般的智慧，认知的联系问题，则是认识论的核心或基础问题，到最后只剩下“奥卡姆剃刀”可以一论。闲话少说，就溯源的问题略述几句。任何一个词汇、概念的形成，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而被打上烙印，几乎都可以拿来溯源，也就是断代。
黄帝内经不叫轩辕、有熊或其他内经，那肯定已有了黄帝之名。而黄帝之名得之“因土德之瑞”，这已是“五德”概念之后的事情，而“五德”是阴阳家邹衍提出的，这或许是汉代学者的说法，比如司马迁曾这样说过，但是其他的汉代诸子似乎并不附议或曾引用，汉初诸大佬争论汉代该当何德，哪有半个字提及邹衍，皆各执一词，因此也是悬案。再加上“自秦推五胜”，再加上刘氏父子不承认相克反而用相生哪管“五胜”还是“从所不胜”都扔到一边，这个五德理论到底何时开始的，有无固定法则，到底是否邹衍这个阴阳家之作，还真是个谜。倘属实，则五行理论居然是阴阳家发明的，然后又被汉代儒家改造结合了所谓的思孟五行即后来的五常，所以班固曰“五行者五常之形气……其法亦起五德终始”五行方法论是起源于五德终始的，并且定义与五常关系至为密切。
【史记封禅书】曰：“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於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於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邹子之徒论著”是否邹衍本人，这得问司马迁。司马先生的措辞“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并不能说明阴阳主运等于“五德之运”理论，且“传其术不能通”“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又是在说谁?而“故始皇采用之”说明“自秦推五胜”是同意的附议，始皇是五德使用的上限。当然学术界考据的结果是黄帝之名始于战国，这都是可信的。
黄帝虽然在先秦出现了，但是“内经”却是西汉的词汇。虽可以说是后来取名而某些内容早有，但内经外经这个分法，芃澜先生在庄子系列中也曾提到，与庄子内外杂篇划分法一样，是因于“至汉惠四年，始除挟书之律。其后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是依据中秘与外宦、甚至民间之藏书来源的划分，此说较为允当。因此黄帝内外经乃至七家医经的成编当然都在西汉晚期。而这些医经的藏书地点天禄阁，其他书的藏馆石渠阁等，均在未央宫外经历了王莽之末的两次战火即便未央宫殿也完全毁坏，幻想门前的两个馆阁还能完好是不现实的，班固写【汉志】也仅仅是对于刘向【七录】刘歆【七略】的“今删其要，以备篇辑。”并未得见经典原著，因目录书是要上奏而有副本的才能得见，经典本身并无副本。正是因为经典俱毁，才会有白虎观会议。不仅汉唐之际，基本每次兵祸都伴随着书厄，除了“破四旧”不算兵灾。关于医经尽毁的史实，除了【隋志】略带一笔“王莽之末又遭焚烧”之外，别书无人提及，甚是奇怪。以后另文在李柱国考里面补述。【素问】【灵枢】仅仅是“辑复本”或再创作的作品，每见扁鹊医经的内容，而并不完全是黄帝医经。何况八十一难初冠以黄帝众难经，后又说扁鹊秦越人所著，可见也不必当真，起码唐代以前，古人对于黄帝扁鹊医理的叙述，还真没那么明确，片言只语的说“扁鹊彻见府藏”--脉诊法厉害，“黄帝施于针灸”主要讲针灸，而“神农使于草石”各有侧重罢了。
比如在上一篇曾提到“余”欲以微针，通常都不会注意到这个第一人称是啥时候开始用的，看看段注【说文】：
余，語之舒也。語、匡謬正俗引作?。左氏傳。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此正?之舒。亏部曰。亏、於也。象气之舒亏。然則余亏異字而同音義。(尔雅)釋詁云。余、我也。余、身也。孫炎曰。余舒遟之身也。然則余之引伸訓爲我。詩書用予不用余。左傳用余不用予。曲禮下篇。朝諸矦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云。覲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凡言古今字者、主謂同音、而古用彼今用此異字。若禮經古文用余一人。禮記用予一人。余予本異字異義。非謂予余本卽一字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不達斯恉。且又以予上聲余平聲爲分別。又不知古音平上不甚區分。重悂貤繆。儀禮漢讀攷糾之詳矣。
所以用“余”这个字，是【礼记】以后的事。所谓“古文”用余，正好说明古文经学的不靠谱，《诗》《书》都被否定，表示作者已经是汉代的人，并且晚于【礼记】写作的.时间。至于有人会注意到【左传】也用“余”，那还得解释，今所见的左传，并非汉代所见，班氏【汉书】中，左氏经、传、说，是分列，并非一书，而被后人混编为一书，并且晋代的注家都编进去了，如晋代【杜子春秋】的注解也编进了左传，已经无法区分哪些是经文原著、原著的传、说(两种注释)，继续当做先秦之书的依据，是难以成立的。因此左传出现“余”毫不奇怪，是汉晋以及之后的手笔。《易传》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而【针经】首篇【小针】的作者使用了余，已经不是西汉早中期的事件，所以这个作者只能是西汉晚期，李柱国即东汉初期的涪翁，是最早的【针经】作者，针刺学的始祖，医学分科的开山鼻祖。当然还存在其他旁证，此略。但是内容上，有汉代的写作但不完全是汉代的，继承了先秦的一些内容，但是如果要谈“主体”内容，还是需要继续分辨的，哪些是主体哪些是陆续的发明，还需要分别。
比如标榜黄帝的目的，并非是真为黄帝所传，《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已经是很直白了，今人崇拜古典大概也有这因素。但是更有文化的说法还是刘向：《汉书·艺文志》载阴阳家者流，有《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刘向《别录》注曰：“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
所以一谈到道术，就得高标黄帝和神农，神农是农神，除了农业，黄帝代表的意义就更多了，但不要忘了，黄帝这名字都是因为“土德”，黄帝的名字在多家出现，但又尤其在道家、阴阳家，五行家基本是秦汉之际晚出，因先秦无五行之名，且【汉志】阴阳家属诸子而五行家属术数，地位有高低。汉武帝殿上阴阳家还与五行家同台辩论，可见其时也不是一家。所以拿邹衍来说阴阳五行已经结合，也是不成立。最早的结合是董仲舒的“天人十端”，其推动原因却有汉武帝的“制曰：以五行为主”的政令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