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文人大多涉及理学，陆游也不例外。与杨万里一样，陆游也被清人黄宗羲列入《宋元学案》，分别隶属于“武夷学案”“赵张诸儒学案”和“荆公新学案”。但事实上陆游与这些“学案”的关系相当松懈，比如最后一例，仅因其祖父陆佃乃王安石门人，遂将其父陆宰列为王氏一脉的“陆氏家学”，又从而将陆游列入“元钧家学”(陆宰字元钧)。其实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陆游都不大认同王安石，将他列入“荆公新学案”甚为牵强。更重要的是，杨万里的思维模式与治学路数都与南宋理学家如出一辙，比如其《庸言》和《诚斋易传》，皆与其他理学家的著作相类似。
陆游则不同。陆游对理学家空谈性理的学风是深为不满的，他有一段名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表面上这是对宋代儒学的客观论述，字里行间却深有不满。陆游对当时的学风屡有讥评：“儒术今方裂”(《示儿》)，“千年道术裂”(《书意》)，“道丧异端方肆行”(《书感》)之类的话，在陆诗中屡见不鲜。那么，什么是陆游心目中的“异端”呢?他说：“唐虞虽远愈巍巍，孔氏如天孰得违?大道岂容私学裂，专门常怪世儒非。少林尚忌随人转，老氏亦尊知我稀。能尽此心方有得，勿持糟粕议精微。”(《唐虞》)锋芒所向，显然正是那些偏离儒学传统并自诩独得千年不传之秘的理学家。陆游还指出产生异端的原因是疏离了传统的儒家经学，他说：“俗学方哗世，遗经寖已微。斯文未云丧，吾道岂其非?”(《书感》)这对以“六经注我”自诩的二陆等人，不啻是当头棒喝。即使是与二陆势若水火且与陆游私交甚笃的朱熹，其实也与陆游的思想貌同实异。简而言之，朱熹最看重的是性理之学，他说：“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
朱熹虽然熟读儒家经典，但对之并不尽信，甚至说：“《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陆游则不然。陆游极为尊崇六经，在诗中反复道之：“六经万世眼，守此可以老。”(《冬夜读书》)“六经圣所传，百代尊元龟。”(《六经》)“六经如日月，万世固长悬。”(《六经示儿子》)“六艺江河万古流，吾徒钻仰死方休。”(《六艺示子聿》)陆游终生读经，至老不倦，其诗中自称：“正襟坐堂上，有几不敢凭。陈前圣人书，凛如蹈渊冰。”(《晨兴》)“半升粟饭养残躯，晨起衣冠读典谟。莫谓此生无用处，一身自是一唐虞。”(《读经》)在疑古疑经风气甚嚣尘上的宋代，陆游的这种态度堪称特立独行。
陆游重视六经，是为了通过经书与古代的圣贤直接相对：“残编幸有圣贤对。”(《独立》)“窗间一编书，终日圣贤对。”(《北窗》)这样，他就可以从经典中获知从周公、孔子以来的圣贤之道：“唐虞邈难继，周孔不复生。承学百世下，我辈责岂轻!”(《书感》)“唐虞未远如亲见，周孔犹存岂我欺?”(《后书感》)陆游心目中的圣贤之道，其首要内涵当然是儒家的仁政爱民之说，邱鸣皋先生的《陆游评传》中专设一章《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论之已详，本文不再重复。
笔者想要论述的是，在陆游崇经重道的思想中，儒家诗教说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陆游对此语服膺备至，视为诗学的金科玉律，他说：“古声不作久矣，所谓诗者，遂成小技。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答陆政伯上舍书》)又说：“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何君墓表》)这些话或论诗之重要意义，或论诗须以博物为基础，都是对孔子诗论的引申发挥。其二，汉儒的《诗大序》虽然来历不明，但向被视为儒家诗教说的纲领，《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陆游对此心领神会，他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知，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绌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
(《澹斋居士诗序》)他又说：“古之说诗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谓志也。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伤，忧时闵己，托物寓情，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难矣。至于安时处顺，超然物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怼，发为文辞，冲澹简远，读之者遗声利，冥得丧，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岂不又难哉?”(《曾裘父诗集序》)还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跋花间集》之一)这些话或论诗之缘起，或述诗所言之志有不同内涵，或论诗风与时代之关系，都与《诗大序》一脉相承。我们或许可以说陆游的诗论沿袭儒家诗论甚多，故而不像其他宋代诗论家那样自成一家，但将其置于宋代诗论在总体上偏离传统诗学精神的背景下，也不妨说陆游重新肯定了儒家的诗教说，在复古的外表下蕴藏着鲜明的革新精神。
陆游的主要文学活动是诗歌创作而不是理论阐述，要想全面考察陆游与儒家诗论的关系，必须将注意力转移到其创作实践上来。
陆游作诗，多及山水风月，且为时人所习知，他六十岁出任严州知州前赴朝面辞皇帝，宋孝宗竟当面对他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他六十六岁罢归山阴后，即以“风月”命名小轩，且作诗抒慨，题作“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难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其一曰：“扁舟又向镜中行，小草清诗取次成。放逐尚非余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从表面上看，“嘲咏风月”确是陆诗的一大主题，其实不然。陆游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时，即自觉地遵循儒家文学思想的指导。他三十七岁时上书给宰相陈康伯，自称：“某小人，生无他长，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遗文，先秦古书，昼读夜思，开山破荒，以求圣贤致意处。虽才识浅暗，不能如古人迎见逆决，然譬于农夫之辨粟麦，盖亦专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别如是，机杼如是。
自《六经》《左氏》《离骚》以来，历历分明，皆可指数。不附不绝，不诬不紊。正有出于奇，旧或以为新，横骛别驱，层出间见，每考观文词之变，见其雅正，则缨冠肃衽，如对王公大人。”(《上执政书》)这决不是因上书朝中大臣，故言有夸饰，因为陆游始终如此持论，至老未变。例如他七十五岁时寄书给仕途屯蹇的友人陆焕之说：“古声不作久矣!所谓诗者，遂成小技。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答陆伯政上舍书》)可见对于陆游而言，写诗决不是吟风弄月、舞文弄墨的小技，而是意义重大的严肃事业。“六十年间万首诗”(《小饮梅花下作》)的写作生涯，是陆游在儒家诗学观念指导下度过的庄严人生。
儒家极其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孔子说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由于这两句话是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相连的，后代学者往往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阐释，比如清人刘宝楠说：“学诗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言‘诗故不切’，其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也就是将诗的讽谏美刺功用视为“事父事君”的途径，意即运用诗歌来对君父进行委婉曲折的讽谏规劝。但是讽谏规劝只是“事父事君”的一个方面，如果将诗之用局限于讽谏规劝，就会降低其意义，所以学者又寻求更深刻的阐释，刘宝楠在上引那段话后又说：“《诗序》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明诗教有益，故学之可事父事君也。”这样，不但使孔子原话的意蕴更加丰富，也更符合儒家诗学思想的完整体系。其实早在宋代，朱熹对“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二句就有非常清晰的解析：“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从陆游的创作实践来看，他对“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诗学思想也是如此理解的。我们先分析“远之事君”的方面。
陆游说：“吾友吴梦予，橐其歌诗数百篇于天下名卿贤大夫之主斯文盟者，翕然叹誉之。末以示余。余愀然曰：‘子之文，其工可悲，其不幸可吊。年益老，身益穷，后世将曰：是穷人之工于歌诗者。计吾吴君之情，亦岂乐受此名哉?余请广其志曰：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丈夫盖棺事始定。君子之学，尧舜其君民，余之所望于朋友也。娱悲舒忧，为风为骚而已，岂余之所望于朋友哉!’”(《跋吴梦予诗编》)此语虽为安慰怀才不遇的诗友而发，但也是陆游自己的心声。唐人杜甫终生情系君主，自述其志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清人仇兆鳌注引应璩《与弟书》“伊尹辍耕，郅恽牧羊，思致君于唐虞，济斯民于涂炭”以及《孟子》“伊尹使是君为尧舜之君”，甚确。儒家诗论中所谓“事君”，即为此义。陆游对杜甫十分崇敬，对杜甫的忠君爱国之心感同身受，曾说：“少陵，天下士也。……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正观、开元之治。”(《东屯高斋记》)又作诗称扬杜甫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从孔子所云“远之事君”，到杜诗所云“致君尧舜上”，再到陆游所云“尧舜其君民”，是古典诗学中一脉相承的重要观念。
在陆游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谓“尧舜其君民”，具有特别的意义。靖康之变以来，大宋王朝丢失了半壁江山，连祖宗陵寝都沦陷于敌国，这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要说“远之事君”，抵御外侮，收复失土，即恢复宋王朝的国家主权和原有疆域，就是对大宋王朝的最大忠诚。所以陆游诗中关于抗金复国主题的大声疾呼，就是南宋诗坛上“远之事君”的典型表现。请看其《金错刀行》与《寒夜歌》：“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陆子七十犹穷人，空山度此冰雪晨。既不能挺长剑以抉九天之云，又不能持斗魁以回万物之春。食不足以活妻子，化不足以行乡邻。忍饥读书忽白首，行歌拾穗将终身。论事愤叱目若炬，望古踊跃心生尘。三万里之黄河入东海，五千仞之太华磨苍旻。坐令此地没胡虏，两京宫阙悲荆榛。谁施赤手驱蛇龙?谁恢天网致凤麟?君看煌煌艺祖业，志士岂得空酸辛!”
虽说抗金复国的爱国主题是南宋诗坛上的主流倾向，但主题如此鲜明、语言如此激烈、风格如此雄壮的作品并不多见，而这样的诗在陆游笔下却是屡见不鲜。这种主题甚至从陆诗旁溢到陆词中去，例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全词皆咏报国灭胡之志，与其诗几无二致。陆游作词不多，却被后人归入辛派词人之列，即因此故。
需要指出的是，陆游诗中的抗金主题，并非如后世学人所说是“好谈匡救之略”的“官腔”，而是具有深刻严密的具体内涵的爱国呼声。陆游生逢国难，自幼受到父辈忧国精神的熏陶，对南宋的偏安局面忧心忡忡。他曾对好友周必大说：“窃以时玩久安，名节弗励。仁圣焦劳于上，而士夫无宿道向方之实;法度修明于内，而郡县无赴功趋事之风。边防寖弛于通和，民力坐穷于列戍。每静观于大势，惧难待于非常。至若靖康丧乱，而遗平城之忧;绍兴权宜，而蒙渭桥之耻。高庙有盗环之逋寇，乾陵有斧柏之逆俦。江淮一隅，夫岂仗卫久留之地;梁益万里，未闻腹心不贰之臣。文恬武嬉，戈朽钺钝。”(《贺周丞相启》)虽有四六文体的限制，话仍说得恺切周详，其对时局的深刻洞察，昭昭在目。
可贵的是，陆游诗中的爱国主题有极为丰富的具体内容，全面覆盖了南宋爱国诗歌的题材范围。对于南宋小朝廷的苟安国策，陆游深表痛心：“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关山月》)对于主和派把持朝政的政局，陆游严词痛斥：“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对于朝中不顾国事只谋私利的大臣，陆游直言讥刺：“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追感往事》)对于朝野士气不振的现实，陆游忧心忡忡：“中原乱后儒风替，禁兴来士气孱。”(《送芮国器司业》)对于南宋选都不当之事，陆游诗中再三叹息：“鸡犬相闻三万里，迁都岂不有关中?广陵南幸雄图尽，泪眼山河夕照红。”(《感事》)“孤臣老抱忧时意，欲请迁都涕已流。”(《登赏心亭》)……忧国伤时之念如此深沉恺切，尚谓之“官腔”，可乎?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就是陆游的忧国总是与忧民紧密相连。陆游长期生活在农村，亦曾亲事农耕，他对农民生活之艰辛有近距离观察乃至切身体会，这在陆诗中有生动的描写：“鱼陂车水人竭作，麦垅翻泥牛尽力。碓舂玉粒恰输租，篮挈黄鸡还作贷。归来糠粞常不餍，终岁辛勤亦何得!”(《记老农语》)“贫民妻子半菽食，一饥转作沟中瘠!”(《僧庐》)必须指出，外族的侵略是对宋朝人民和平生活的致命破坏，不但中原沦陷区的人民亲受铁蹄的蹂躏，南宋的农民也因兵役和岁币的沉重负担而处于雪上加霜的窘境，农民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南宋农民自觉的爱国情怀，在陆游诗中留下了可贵的实录：“几年羸疾卧家山，牧竖樵夫日往还。至论本求编简上，忠言乃在里闾间。私忧骄虏心常折，念报明时涕每潸。寸禄不沾能及此，细听只益厚吾颜!”(《识愧》)五六句之后有陆游的自注：“二句实书其语。”所以说，陆游诗中的忧国与忧民这两个主题紧密相连，从文学的发生背景而言，这是南宋的社会现实造成的结果。陆游继承了杜甫忠君意识的积极意义，他与杜甫一样，忠君即为爱国，忠君也即爱民。如果说“远之事君”这句话自身也许会使人误解为片面提倡忠于一家一姓的“愚忠”，那么经过陆游诗歌的形象化阐释，它的意义就有所升华，更臻高境。所以说，陆游的诗歌创作对儒家诗论中“远之事君”的内涵不但有所补充，有所扩展，而且有所提高，这是陆游对儒家诗论的重大贡献。
那么，“迩之事父”的精神在陆游诗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与“事君”相似，“事父”的内涵并不止于侍奉父亲。孔子倡导孝道，其实就是倡导以“孝悌”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所以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到了孟子，遂进一步将孝道从家族扩展至整个社会，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著名命题。无论后世的反儒之徒如何歪曲孝道的内涵，都无法驳倒孔、孟提倡孝道进而建设以和睦亲善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安定社会的伦理学主张，因为那本是善良人民的共同愿望。历代抒写以孝道为核心的亲情的作品极为感人，例如《诗·小雅·蓼莪》抒写“民劳苦，孝子不得终养”的悲痛心情，朱熹云：“晋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受业者为废此篇。《诗》之感人如此!”这是“迩之事父”的最佳例证。唐人杜甫推己及人从而关爱天下苍生的感人诗篇，其实也是诗歌“迩之事父”功能的扩展和提升。陆游对此心领神会。
陆游二十四岁丧父，丧母当在他二十六岁之前，所以他四十岁时回忆说：“某不天，少罹闵凶，今且老矣，而益贫困。每游四方，见人之有亲而得致养者，与不幸丧亲而葬祭之具可以无憾者，辄悲痛流涕，怆然不知生之为乐也!”(《青州罗汉堂记》)正因如此，陆游也曾在诗中表露与晋人王裒相似的感情。陆游四十七岁时在夔州看到乡人扫墓，思念双亲：“松阴系马启朱扉，粔籹青红正此时。守墓万家犹有日，及亲三釜永无期。诗成谩写天涯感，泪尽何由地下知。富贵贱贫俱有恨，此生长废《蓼莪》诗!”(《乡中每以寒食立夏之间省坟客夔适逢此时凄然感怀》)他五十岁时在蜀州通判任上，看见考生在登科录的“具庆”栏下填写“孤生”二字(意即父母双亡)，悲慨不已：“人生富贵不逮亲，万钟五鼎空酸辛。”(《五月五日蜀州放解榜第一人杨鉴具庆下孤生怆然有感》)同年陆游投宿通津驿，夜闻大风吹木，遂想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古语：“木欲静风不止，子欲养亲不留，夜诵此语涕莫收。吾亲之没今几秋，尚疑舍我而远游。心冀乘云反故丘，再拜奉觞陈膳羞。……哀乐此志终莫酬，有言不闻九泉幽。北风岁晚号松楸，哀哉万里为食谋!”(《宿彭山县通津驿大风邻园多乔木终夜有声》)“吾亲之没”二句，感人至深。孟子云：“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陆游之诗是对孟子所倡孝道的生动阐释，也是“迩之事父”诗学观念的生动展现。
此外，“迩之事父”的诗学精神在陆诗中还有其他体现。首先，陆游诗中经常写到他的家人，尤其是其儿孙。今人钱锺书批评陆游“好誉儿”，其实陆诗中写及儿辈的诗很少夸耀他们，要有也只是说他们与父亲一样喜爱读书而已，比如：“到家夜已半，伫立叩蓬户。稚子犹读书，一笑慰迟暮。“(《夜出偏门还三山》)陆游经常指导儿辈读书：“六经如日月，万世固长悬。……我老空追悔，儿无弃壮年。”(《六经示儿子》)陆诗中父子同灯夜读的景象反复出现：“自怜未废诗书业，父子蓬窗共一灯。”(《白发》)“父子更兼师友分，夜深常共短灯檠。”(《示子聿》)贫家爱惜膏油，故父子同灯共读，其情可悯可感。陆游年登耄耋之后，还由教子转为教孙：“诸孙入家塾，亲为授三苍。”(《小雨》)除了读书之外，陆游也希望儿孙勤于稼穑：“仍须教童稚，世世力耕桑。”(《村舍》)甚至希望业已出仕的儿子早退归农：“更祝吾儿思早退，雨蓑烟笠事春耕。”(《读书》)陆诗中有不少对儿辈的训诫之诗，感人最深的是《送子龙赴吉州掾》。
这是诗人七十七岁时送别其次子陆子龙而作，诗中先说明家境贫寒是父子分离的原因：“我老汝远行，知汝非得已。……人谁乐离别，坐贫至于此。”然后惦念着儿子途中的艰难：“汝行犯胥涛，次第过彭蠡。波横吞舟鱼，林啸独脚鬼。野饭何店炊，孤棹何岸舣?”诗的主要篇幅用来训导儿子到任后应该忠于职守、廉洁正直。最后嘱咐子龙勤写家书：“汝去三年归，我倘未即死。江中有鲤鱼，频寄书一纸!”读了此诗，恍如亲闻一位慈祥的老父亲对儿子的临别赠言，那些话说得絮絮叨叨，周详恺切，至情流露，感人至深。陆游安贫乐道，儿孙满堂是其晚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病卧湖边五亩园，雪风一夜坼芦藩。燎炉薪炭衣篝暖，围坐儿孙笑语温。菜乞邻家作菹美，酒赊近市带醅浑。平居自是无来客，明日冲泥谁叩门?”(《雪夜》)风雪之夜，合家围坐在火炉边说说笑笑，世间乐事，孰能逾此!有了天伦之乐，即使是贫寒的生活也会增添几分暖意：“夜深青灯耿窗扉，老翁稚子穷相依。齑盐不给脱粟饭，布褐仅有悬鹑衣。偶然得肉思共饱，吾儿苦让不忍违。”(《书叹》)父子情深，一至于此!
其次，陆游与前妻唐氏的爱情悲剧凄婉动人，他的一曲《钗头凤》不知惹出了后代读者的多少泪水。在他被迫与唐氏离婚以后的四十多年里，他始终难忘他们之间的真挚爱情，即使是唐氏留下的某些普通物品也会触动他的愁肠，例如唐氏亲手缝制的菊枕：“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闭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作》)当然，感人最深的还是陆游重游沈园时的感怀之作，因为沈园正是当年他重逢唐氏后题写《钗头凤》的地方。陆游七十五岁时所作的《沈园》二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近人陈衍评曰：“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的确，在宋诗乃至整个古典诗歌中，爱情主题都是发展得不够充分的。这两首“绝等伤心之诗”尤其是宋诗中不可多得的瑰宝，永远受到后人的珍视。七十五岁的老人笔下尚且如此深情缱绻，可见陆游对爱情是何等忠贞。
除了描写家人之间的天伦之情以外，陆游诗中还有两个内容值得关注。其一是对友情的歌颂。陆游性喜交游，多有挚友，他与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朱熹、韩元吉等人物交往甚密，时时见于吟咏。不但如此，他还与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留下了许多歌颂友谊的佳作。陆游在蜀地盘桓八年，与蜀中的贤士、奇人结交甚笃，东归后仍时时思念。例如《感旧》诗中，他接连回忆两位蜀中贤士李石与师伯浑：“君不见资中名士有李石，八月秋涛供笔力。”“君不见蜀师浑甫字伯浑，半生高卧蟆颐村。才不得施道则尊，死已骨朽名犹存。”最感人的是诗人与独孤策的友情。独孤策其人除了陆诗以外不见于任何典籍，但他是陆游心目中可共大事的一位奇士。独孤的生平略见于陆游的一首诗题：“独孤生策，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击剑，一世奇士也。有自峡中来者，言其死于忠涪间。感涕赋诗。”诗中推崇独孤：“气钟太华中条秀，文在先秦两汉间。”陆游有多首诗写到独孤策，从那些诗可以看出独孤是与陆游一样怀有报国壮志和雄才大略的志士，而沉沦下僚、报国无路也是两人共同的遭遇，无怪他们会倾盖如故，成为披肝沥胆的生死之交。可惜的是独孤策终于老于草莱，赍志以没，这怎么不让陆游为之悲愤!这种悲愤交加的情思一再在陆游诗中出现，写得最好的是《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买醉村场半夜归，西山落月照柴扉。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诗人在夜半孤寂之时忽然想到故友，不禁回忆起当年两人邂逅相逢、意气相投的经历。此诗意境沉郁，读后一位笃于友情的诗人宛在目前。
其二是对村居睦邻关系的描绘。陆游曾在山阴农村生活了二十年，他与附近的农夫渔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由衷喜爱山阴农村淳朴纯良的风土人情，他笔下的绩女、牧童是多么可亲：“放翁病起出门行，绩女窥篱牧竖迎。酒似粥醲知社到，饼如盘大喜秋成。归来早觉人情好，对此弥将世事轻。红树青山只如昨，长安拜免几公卿!”(《秋晚闲步邻曲以予近尝卧病皆欣然迎劳》)陆诗中常写到邻居对他的关爱：“东邻膰肉至，一笑举新醅。”(《舍北摇落景物殊佳偶作》)“野人知我出门稀，男辍锄耰女下机。掘得茈菇炊正熟，一杯苦劝护寒归。”(《东村》)诗人也诚心诚意地投桃报李：“东邻稻上场，劳之以一壶。西邻女受聘，贺之以一襦。”(《晚秋农家》)陆游还常至邻村施药，与村民们亲切来往：“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
“耕佣蚕妇共欣然，得见先生定有年。扫洒门庭拂床几，瓦盆盛酒荐豚肩。”(《山行经行曾施药》)陆游还对村民们纯朴敦厚的家庭关系极表赞赏，陆诗中曾描写一对努力赡养老亲的夫妇：“蚕如黑蚁稻青鍼，夫妇耕桑各苦心。但得老亲供养足，不羞布袂与蒿簪。”(《农桑》)陆诗还记录了一位农夫主动请求学习《孝经》的经过：“行行适东村，父老可共语。披衣出迎客，芋栗旋烹煮。自言家近郊，生不识官府。甚爱问孝书，请学公勿拒。我亦为欣然，开卷发端绪。讲说虽浅近，于子或有补。耕荒两黄犊，庇身一茅宇。勉读《庶人》章，淳风可还古。”(《记东村父老言》)《孝经》的《庶人》章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这正是陆游愿意为农民讲解的内容，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思考对象的儒学本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此诗真是“迩之事父”诗学观念的生动事例!陆诗反映民间疾苦时也涉及农民的纯朴品质，例如《农家叹》：“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牛领疮见骨，叱叱犹夜耕。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门前谁剥啄，县吏催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榜。人孰不惮死，自计无由生。还家欲具说，恐伤父母情。老人倘得食，妻子鸿毛轻!”这位农民被官府催租逼得走投无路，依然一心挂念着父母。又如《喜雨歌》：“不雨珠，不雨玉，六月得雨真雨粟。十年水旱食半菽，民伐桑柘卖黄犊。去年小稔已食足，今年当得厌酒肉。斯民醉饱定复哭，几人不见今年熟!”在屡遭饥荒后终逢丰年，死去的亲人却已不及得见，这是怎样的哀伤遗恨!这首诗堪称民间版的《蓼莪》诗，也是“迩之事父”诗学观念的灵活表现。
总而言之，陆游的诗歌深情地歌颂了家人之间、朋友之间以及邻里之间等各种类别的敦厚感情。唐人杜甫因感情深厚而被后人誉为“情圣”，陆游也当得起这个称号。一个理想的社会，必然是以和睦亲善的人际关系为基石的。而要想实现整个社会的和睦亲善，以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为始点然后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地进行扩展，则是最符合人类本性、也最具可行性的切实途径。儒家重视诗歌“迩之事父”的功能，其终极目的和深层意义即在于此。陆游用其创作实绩对儒家诗学观念进行了生动、全面的阐释，陆诗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为了论述的方便，上文从“远之事君”与“迩之事父”两个角度对陆游诗歌进行分析。其实，陆游写诗当然是遇事即书，有感即发，他对儒家诗学观念的把握和运用都是从整体着眼的，不可能分门别类地区别对待。如果从创作主体的视角来看，对陆游创作影响最大的儒家诗学观念即是“兴、观、群、怨”之说。
陆游论诗歌创作，最重二端：一是诗人的主观情志，二是诗人的人生阅历，先看前者。在陆游的诗论中，“养气”是一个重要的范畴，以至于邱鸣皋先生在其《陆游评传》中专设一章题作“以‘气’为灵魂的文学思想”。陆游认为：“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方德亨诗集序》)既然“气”比“才”更为重要，所以“气”就是诗歌创作的首要条件：“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蜺。”(《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陆游所说的“养气”，与理学家所倡的反省内敛的修身功夫有很大的区别。在陆游看来，“养气”就是培养一种至大至刚的精神力量，也即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高洁的情操。陆游心目中的“养气”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评价傅崧卿的文章说：“某闻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韩柳之不敌，世所知也。公自政和迄绍兴，阅世变多矣。白首一节，不少屈于权贵，不附时论以苟登用。每言虏、言畔臣，必愤然扼腕裂眦，有不与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缩者，辄正色责之若仇。一时士气。为之振起。”(《傅给事外制集序》)
反过来，陆游也认为南宋士气不振的局面对文学创作极为不利：“尔来士气日靡靡，文章光焰伏不起。”(《谢张时可通判赠诗编》)陆游晚年回顾南宋诗坛风气日下的过程说：“我宋更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帝受命中兴，虽艰难颠沛，文章独不少衰。得志者司诏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娱忧纾愤，发为诗骚，视中原盛时，皆略无可愧，可谓盛矣。久而寝微，或以纤巧摘裂为文，或以卑陋俚俗为诗，后生或为之变而不自知。”(《陈长翁文集序》)陆游心中的“养气”，不但不求内敛，而且应喷薄而出，他说：“夜梦有客短褐袍，示我文章杂诗骚。措辞磊落格力高，浩如秋风驾秋涛。起伏奔蹴何其豪，势尽东注浮千艘。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气死岂埋蓬蒿!”(《记梦》)显然，陆游的“养气”，是与南宋爱国军民抗金复国的正义呼声桴鼓相应的，具有植根于时代潮流的独特精神内涵。
再看诗人的人生阅历。陆游所说的“养气”，绝不是闭门慎独式的修身养性能奏效的，而是必须以丰富的人生阅历、深沉的人生感慨为基础，他认为好诗都是产生在道路行役、跋山涉水的过程中：“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丐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当然，更重要的则是包括羁旅行役在内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充满愁苦悲辛的人生遭际，陆游说：“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不属僧窗孤宿夜，即还山驿旅游时。”“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读唐人愁诗戏作》)他甚至说：“文章无所秘，赋予均功名。吾尝考在昔，颇见造物情。离堆太史公，青莲老先生。悲鸣伏枥骥，蹭蹬失水鳞。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邦家志忠孝，人鬼参幽明。感慨发奇节，涵养出正声。故其所述作，浩浩河流倾。”(《感兴》)若是落实到南宋的时代背景中，陆游认为亲身经历铁马冰河的战斗生涯，乃至壮志不酬、悲愤填胸的人生感慨，更是磨炼意志、增益诗才的利器，他说：“书生本欲辈莘渭，蹭蹬乃去为诗人!”(《初冬杂咏》)“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
陆游终生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他的诗歌始终豪情激荡，正是上述诗学观念的实践，也是对儒家“兴、观、群、怨”的诗学观念的印证。如上所述，陆游的诗学观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样，他的诗歌创作也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陆游自幼受到曾几等前辈爱国诗人的深刻影响，抗金复国的思想就是使他诗思如潮的主要因素。朱熹释孔子“诗可以兴”曰“感发志意”，使陆游“感发志意再看诗人的人生阅历。陆游所说的“养气”，绝不是闭门慎独式的修身养性能奏效的，而是必须以丰富的人生阅历、深沉的人生感慨为基础，他认为好诗都是产生在道路行役、跋山涉水的过程中：“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丐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当然，更重要的则是包括羁旅行役在内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充满愁苦悲辛的人生遭际，陆游说：“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不属僧窗孤宿夜，即还山驿旅游时。”
“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读唐人愁诗戏作》)他甚至说：“文章无所秘，赋予均功名。吾尝考在昔，颇见造物情。离堆太史公，青莲老先生。悲鸣伏枥骥，蹭蹬失水鳞。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邦家志忠孝，人鬼参幽明。感慨发奇节，涵养出正声。故其所述作，浩浩河流倾。”(《感兴》)若是落实到南宋的时代背景中，陆游认为亲身经历铁马冰河的战斗生涯，乃至壮志不酬、悲愤填胸的人生感慨，更是磨炼意志、增益诗才的利器，他说：“书生本欲辈莘渭，蹭蹬乃去为诗人!”(《初冬杂咏》)“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
陆游终生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他的诗歌始终豪情激荡，正是上述诗学观念的实践，也是对儒家“兴、观、群、怨”的诗学观念的印证。如上所述，陆游的诗学观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样，他的诗歌创作也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陆游自幼受到曾几等前辈爱国诗人的深刻影响，抗金复国的思想就是使他诗思如潮的主要因素。
朱熹释孔子“诗可以兴”曰“感发志意”，使陆游“感发志意”的正是火热的抗金斗争以及报国无路的悲怆情怀。请看其《书悲》：“今日我复悲，坚卧脚踏壁。古来共一死，何至尔寂寂。秋风两京道，上有胡马迹。和戎壮士废，忧国清泪滴。关河入指顾，忠义勇推激。常恐埋山丘，不得委锋镝。立功老无期，建议贱非职。赖有墨成池，淋漓豁胸臆。”故土沦陷，恢复无望，壮志未酬，年华空老，陆游因而感慨万千，只能在诗歌中倾吐胸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写诗不是被动地等待灵感的到来，而是积极主动地寻求“感发志意”的良机。
陆游长达六十年的诗歌创作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在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中获取更高境界的诗兴的过程，诚如”的正是火热的抗金斗争以及报国无路的悲怆情怀。请看其《书悲》：“今日我复悲，坚卧脚踏壁。古来共一死，何至尔寂寂。秋风两京道，上有胡马迹。和戎壮士废，忧国清泪滴。关河入指顾，忠义勇推激。常恐埋山丘，不得委锋镝。立功老无期，建议贱非职。赖有墨成池，淋漓豁胸臆。”故土沦陷，恢复无望，壮志未酬，年华空老，陆游因而感慨万千，只能在诗歌中倾吐胸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写诗不是被动地等待灵感的到来，而是积极主动地寻求“感发志意”的良机。陆游长达六十年的诗歌创作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在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中获取更高境界的诗兴的过程，诚如他晚年对儿子传授学诗经验所云：“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遹》)
陆游一生中最重要的“感发志意”的机会就是他四十八岁从军南郑的那段经历，他对之念念不忘，在诗中反复追忆，其中以六十八岁所作的《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最为著名：“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毬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论者都认为这首诗是陆游自述其创作道路上的关键节点，但对其具体内涵则言人人殊。笔者认为，陆游从军南郑，亲临抗金战场的最前线，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而军中的豪壮生活则使他精神激昂，意气风发，他终于在浏漓顿挫的舞姿和急节繁音的乐曲的启迪下悟得了雄浑奔放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诗歌风格。
在从军南郑以后的数年间，陆游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金错刀行》《胡无人》《长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谒诸葛丞相庙》《楼上醉歌》《中夜闻大雷雨》《夜读东京记》《关山月》《出塞曲》(“佩刀一刺山为开”)《战城南》《秋兴》(“成都城中秋夜长”)《醉中下瞿塘峡中流观石壁飞泉》《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正是这些雄浑奔放的七言歌行奠定了陆游诗风的基石。陆游的此类作品，热情奔放，喷薄而出，是“诗可以兴”的诗学原理在南宋诗坛上的最佳表现。
从客观效果来看，陆游的诗歌也是南宋诗坛上最充分地发挥“兴、观、群、怨”各种功能的作品。为免词费，我们借用朱熹对“兴、观、群、怨”的简明释义来对陆诗进行功能的分析。朱熹释“兴”为“感发志意”，如从作者着眼，上文已经论及。如从读者着眼，则陆诗不但为南宋的爱国军民鼓舞士气，而且对千年之下的读者仍有激励作用，诚如近代梁启超所言：“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朱熹释“观”为“考见得失”，陆诗题材广阔，时代性强，堪称南宋社会百科全书式的风俗图卷。陆诗对南宋和议之后时局的反映，如朝廷之苟安而无远虑，大臣之自私而不图进取，将士长期不战而斗志渐销等情形，都有真切的描写。又如陆诗对北方沦陷区人民心怀故国的描写也相当真切，有些细节完全可以补充史书之不足，例如《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关辅遗民意可伤，蜡封三寸绢书黄。亦知虏法如秦酷，列圣恩深不忍忘。”诗后自注云：“关中将校密报事宜，皆以蜡书至宣司。”即使是那些次要的内容，比如对各地节俗的描写，对镜湖水利的记录，也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若要论“考见得失”的价值，则陆诗在南宋诗坛上首屈一指。
朱熹释“群”为“和而不流”，释“怨”为“怨而不怒”，下面合而论之。“和而不流”，就是增进人际关系的和善敦睦，“怨而不怒”就是适度地抒泄愁怨情绪，都与诗歌在感情上对读者的感染、疏导有关。必须指出，陆诗在这方面的功能是南宋诗坛上无与伦比的。试举一例。描摹农村生活以及农民疾苦，是南宋诗歌重要的主题倾向。比如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就是这方面的名篇，宋人吴沆甚至说：“且如农桑樵牧之诗，当以《毛诗·豳风》及石湖《田园杂兴》比熟看。”然而范诗虽然生动地描写了农事生产，也涉及农家疾苦，但诗人基本上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陆游则不同。陆游长期村居，常以老农自居。“夜半起饭牛，北斗垂大荒。”(《晚秋农家》)这样的诗句，非亲事农耕者岂能道出!陆游与邻舍的田夫织女亲如家人，忧乐与同。农民的纯朴善良，使陆游衷心赞叹。农民的悲惨生活，使陆游忧心如焚。上文中论及陆游描写农民的天伦之乐及善良本性的作品，真的可起到“和而不流”的效应。
陆诗中也有许多描写农家疾苦的作品，如其《太息》三首：“太息贫家似破船，不容一夕得安眠。春忧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过年。”“祷庙祈神望岁穰，今年中熟更堪伤。百钱斗米无人要，贯朽何时发积藏?”“北陌东阡有故墟，辛勤见汝昔营居。豪吞暗蚀皆逃去，窥户无人草满庐。”词意哀怨，恻然动人，但并无剑拔弩张之态，可称“怨而不怒”的典范。陆游论《诗》，最重《豳风·七月》之篇，他曾不胜仰慕地说：“我读豳风七月篇，圣贤事业在陈编。岂惟王业方兴日，要是淳风未散前。”(《读豳诗》)又说：“西成东作常无事，妇馌夫耕万里同。但愿清平好官府，眼中历历见《豳风》。”(《村居即事》)《七月》生动地描写了一年四季的农事以及农民的辛勤劳苦，《诗序》则释曰：“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从总体上看，陆游描写农村生活的诗的写作动机也是如此，陆诗与《豳风·七月》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整个宋代诗坛上，陆游堪称最自觉地遵循儒家诗学精神的诗人，他的诗歌是儒家诗学的积极影响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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