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对鲁迅的观念

2024-09-22 鲁迅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谈我对鲁迅的观念，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谈我对鲁迅的观念

　　身在我们的地方，不读鲁迅是近乎不可能的。因为倘你不读，老师也要你读；老师不要，考试也要你读；不要考试，便进不得学校的门——是以中国的学生，读到大学这层面的，多少知道一些鲁迅；所区别者，不过深浅、高低、好恶等琐碎的问题。

　　然而琐碎的问题很要紧。从小到大，随着我阅读鲁迅的阶段区别，我对鲁迅的认识也有大的区别——其实往往是这样的：小时候不想看鲁迅，就跟人家传些什么“三怕周树人”之类的鬼话，纯属好玩；后来既知道鲁迅是个人物，就强迫自己读，可仍旧似懂非懂，只晓得：噢！鲁迅是个伟大的文学家。再后来，看他的作品多了，则读他不同的文章，见到的又是不一样的鲁迅——看杂文，宛如是猛士；看诗歌，好像是幽鬼；看小说，又恰如一个无地可去的孤魂。那么鲁迅毕竟是谁？他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以下我权结合这两个月来阅读鲁迅作品的经验，提些自己的一知半解。

　　鲁迅从哪里来？

　　这里我想先谈谈鲁迅写作的“目的”。今天早晨外国文学课结课考试的时候，陈晓兰老师给了一道题，问我们怎样理解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我于是想到人写作，多少是有些目的可言的——譬如这里的“为人生”、“为社会”，就不失为一种功利。可是鲁迅的写作，难道也是由这种功利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吗？

　　以前我们总觉得是的。首先因为他在《呐喊·自序》里这样说：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然后《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又重申了类似的观点：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乍看之下，似乎已经毋庸置疑，鲁迅的作文章——至少是作小说，无疑是怀着康梁一类的功利主义，或者说“启蒙主义”的。然而在这一点上，鲁迅的说辞也自相矛盾，在他的《自选集·自序》一文中，又可以看见这句话：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于是竹内好这样解释鲁迅，他说：

　　“对于新的运动，他最初常常并不表示赞同。所以他不是先驱者。”

　　这句话其实非常有理。在历史上，我们很容易发现，那些能够“为人生”、“为社会”而写作，刻意捏造出一些警醒世人之句子的文人们，总是多少有些趋同的——他们总是信仰坚定，或者豪气而天真，或者狂妄而自大，但简而言之，都是从来不去怀疑自己所走之道路的正确性的。惟独那些冷静而良心的文学家们，他们在落笔之前，总要战战兢兢地对自己的思维审视再三，生怕犯了什么问题，而错误地去影响别人——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处处可见这样的矛盾，用钱理群先生的话来说就是：

　　“鲁迅有一种‘内攻性冲动’，对自己拥有的全部观念、情感、选择，都要加以‘多疑’的审视。”

　　试问，一个有着这样情怀的长者，又怎么可能去作什么“为人生”、“为社会”的文章，来驱赶他最深爱的青年去做那些他自己都不再相信的事业呢？他自己也说：

　　“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

　　是以最终我对比观看了竹内好《鲁迅·关于作品》一章及国内学者高远东的驳论文《“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之后，我仍然倾向于认同前者的观点，即鲁迅是出于一种文学的自觉而写作的，“为人生”、“为社会”之类的，并非他写作的主观意愿——至少不是主要意愿。但对于高远东“思想者鲁迅先于文学者鲁迅出现”、“自我肯定和强调反抗的浪漫主义……变为五四时期自我质疑、侧重否定性思考的深沉的现实主义”等论述，我还是赞同的。确实，在鲁迅开始写作以前——或言之他开始写作的最初，我们还能够捕捉到些许传统文人“文以载道”的思潮以及充满自我优越感的道德审视。

　　所以我认为鲁迅的文章，更多地还是“自觉”的产物；甚至可以说，他的许多作品正是从他心底掏出来的污垢，随意丢弃在这地上的——但这种“垃圾”的思辨价值，无疑还要高于一般“为人生”、“为社会”而写作的二流文人殚精竭虑想出来的寓言。倘使一定要问它，里面到底有没有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我想还是有的——但这种“思考”绝对不同于现在的权势者扣上去的大红帽子，说是出于什么“思想家、革命家”的思量而产生的。鲁迅文学里的功利主义因子，就好像拉斐尔画中的人文主义一般，只是他们追求纯粹目的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副作用，追究到底，不过因为他们作为情结高尚者的“自觉”本身就高人一筹，包含了不可胜计的人文关怀罢了——这就是说，他们作品中的社会性，是寓于他们作为文艺家的自觉之中，不能单独而存在的。他们的遭遇与民族国家的遭遇是高度统一的，他们心底的郁结极端反应了全人类的郁结——我想这应该就是所谓文学家与二流文人的区别吧！一个用心写，写自己，却好像写了全世界；另一个用笔写，写全世界，却好像只写了自己。

　　鲁迅往哪里去？

　　初读鲁迅，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或者是小学，或者是中学罢——其实又无关紧要，因为横竖看不懂，读来读去，不过一些字面文章，捎带一点低级趣味。所以那时候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只晓得园子很大，以及看不懂；读《故乡》，只晓得猹很机灵，以及看不懂；读《社戏》，只晓得人家田里的豆是可以拿的，以及看不懂——然而最看不懂的还是这一句：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时候最没有办法领会的，便在于这希望，到底怎么会“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因为仿佛从小到大接收的教谕，都是要我们去希望的：要希望好的环境，希望好的生活，从而才可以有努力、有奋斗，有一切进步和积极的事物。然而鲁迅——这个我们心目中的强者——却宛如不是这样的，他好像了无希望，却在这种前提下一路前行，如他所谓的：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我于是更加不理解了，直到最近受了挫折，有了近似的感受，才突然有所顿悟。本来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家，小时候想要救国救民，长大了便要拯救世界，且从真心里以为好的世界是存在的，而通过历史学的手段，我们就能到达那个世界。结果我不断鞭策自己，做了许多自以为好的事情，来救这样的人，救那样的人——凡见不理想的，我就把它变成理想的；没有理想的，也让他去有理想，结果我之所谓理想并没有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却给他们带了无比的苦痛。我于是看见顾准说革命家的一句话：

　　“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标，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标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标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这真是何等的掷地作金石声！在世界的历史中，何尝少有这样的人物呢？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推广开来，则理想家最初都是理想主义者，历史家最初都是忠于史实者，而惟当他们都有了那个“终极目标”后，理想家可以放弃理想主义，不择手段；历史家可以放弃忠于史实，曲解材料。对于前者，就有了罗伯斯庇尔；对于后者，就有了康有为。

　　我突然意识到“终极目标”的可怕。这种最高级的理想，不正是《影的告别》里所谓的“黄金世界”吗？所以理想家最终极的恐怖，就在于理想高远的人是无所谓践踏当下的——他们可能为了未来的某个人，要眼前的人流血，则一旦现实的刺激迫使其放弃了作为理想尺度的理想主义，那他们甚至就不惜为了未来的某个世界，彻底把眼前的这个世界打碎！无疑，鲁迅看见了这一点。从那时刻起，他改变了做法。竹内好对此评价说：

　　“他不退却；也不追随。首先，他让自己与新时代论辩，由于“挣扎”而清洗自己，再把清洗后的自己从中脱出身来。”

　　鲁迅自己则在《墓碣文》里这样写：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前三句是极好理解的，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可是最后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要如何计算？这与最初我们提出的《故乡》中的理想观，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不妨再读读《过客》，以及他写给友人的一段书信：

　　“《过客》的意思……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我认为，鲁迅之所以选择从绝望中走，有两层意义：第一是因为绝望比希望更可靠。因为希望迟早要绝望，倘习惯了绝望，便无所谓希望之有无，也不会为此而迷惘。这应该就是鲁迅在《呐喊纷孕颉诽峒暗母?约捍虻穆橐??且恢衷诰?持斜３肿晕遥?菇挪讲恢廖?纯嗨?Ｖ偷摹懊挥邪旆ǖ陌旆ā薄５??匾?囊庖寤乖诹硪徊忝妫合惹拔颐且丫?黾埃?小爸占?硐搿钡娜耸且子诜复淼摹??逞改昵崾币灿泄?妊?哪钔罚?罄从智籽垩橹ち诵挛幕?谋?в朊つ浚皇且运?安蛔匪妗保?辉溉ァ盎平鹗澜纭保??坝谔焐峡醇?钤ā保???糇约旱乃?健跋Ｍ?薄Ｕ馐且恢挚思旱谋Ａ簦?且恢衷诓荒苎橹ふ胬淼那榭鱿拢?殉肿约翰蝗グ炎约旱乃枷肭考佑谌说囊?谭āＲ蛭?Ｍ?丫?挥辛耍?司筒换嵩倨?唇峁?恢灰?辞逖巯碌木???巴酚谐舐??揖痛蛩??笸酚泻诎担?乙泊蛩??患平现盏悖?患平稀肮?獭庇搿暗毕隆闭庑┳畋菊娴亩?鳎?敲椿翰角敖??钟凶阋云诖?奈⑿∠Ｍ?Ｎ也唤?肫鹎按怂???孪壬?囊欢温凼觯?

　　“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

　　这种思想法也是历史学与文学共通的。所以有良心的历史家，他不先怀政治宣传的导向，“无所希望”，而要使“治史目的”产生于治史的过程；有良心的文学家，不“为人生”、“为社会”写作，同样“无所希望”，而要把矛头转向自己的自觉。呜呼！不向希望，而向绝望，没有顽强而不屈的意志，何尝能够办到！鲁迅自己选择了反抗绝望，只为使青年有所希望，这难道不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慈悲心吗？

　　我于是想要追随他，也写了一首小诗，题作《希望》，祈求能够更贴近先生的白心：

　　啊！过路的人，你可曾有过希望？

　　没有。

　　啊！多么可怕。

　　那，可曾有过希望？

　　有。

　　啊！多么凄伤。

　　希望照在树上，

　　化成了残光。

　　在风里摇曳，在地里摇曳。

　　摇出来的，不是希望。

　　已经无梦可做了吧！

　　已经无路可走了吧！

　　回头可以绝望。

　　但我不能绝望！也不能希望。

　　因为希望终归要绝望，

　　我要学会绝望。

　　我向着绝望行走。

　　绝望的尽头，是炮烙吗？

　　绝望的尽头，是火狱吗？

　　绝望的尽头，是无间吗？

　　绝望的尽头，是黄泉吗？

　　不对，

　　绝望的尽头，还是希望！

　　鲁迅毕竟是谁？

　　最后剩下的只有这个问题——鲁迅毕竟是谁？其实按照上面两点论证下来，我想，这个题目恐怕也已经搞清楚了。前面我说我们看鲁迅的杂文，就宛如他是猛士；看鲁迅的诗歌，就好像是他幽鬼；看鲁迅的小说，他又恰如一个无地可去的孤魂——其实这些都是鲁迅身形的一个侧影，但又都不是鲁迅。现在我们宣传的一样也不是鲁迅，因为他自己也说：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我想，揭露真实的鲁迅，最好还是从《在酒楼上》跟《孤独者》入手。犹记得在课上初识它们之时，那种前所未有的氛围给我带来的震撼——颓丧、挣扎、不屈、放达及所谓的魏晋风度等彼此矛盾或不矛盾的纠结在一起，织成了一个我前所未见，甚至不曾想到的鲁迅的世界。钱理群先生说，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其实都是鲁迅，我似懂非懂，却又“心有戚戚焉”——在这一个刹那里，他的冰冷，他的炽热，他的愤激，他的颓唐，他的深沉，他的天真，这许许多多看似对立实则又统一的情感全部涌了出来，充满文章的这里，充满文章的那里，充满读者的脑髓。我看见一个完满的鲁迅，他向我走来，他向我笑，他安慰我：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记得前些日子有先生的130周年诞辰。我题了一首五言律诗赠给他，云：

　　梦醒灵台去，秋心存故园。

　　文章何速朽，孤语尽难传。

　　浪起息伤逝，风平问乂安。

　　花间闻鬼魄，泣血对轩辕。

　　后来论坛的一位版友对我颇有意见，说：“可惜了一尊金刚怒目的鲁迅，平添了几句鸡零狗碎的浮云。”我当时这样回答他：

　　“你当可以有你的哈姆莱特，但我自己这样想——鲁迅本不是金刚，毋庸神化，也不愿被神化，而要淡淡地安歇、速朽。他期待自己不被人记住的那一天，正如同他期待黑暗消褪的那一天。

　　“以前看他的杂文，也道他只要杀这个，杀那个，就好了。后来看多了小说，才晓得他的彷徨和苦痛——这是一个怎样孤独而又慈爱的兄长啊！我要作他的兄弟、作他的伙伴，同他一起赴汤蹈火，承担他担过的一切东西——那自然他生了，我就高兴；他死了，我就吊祭；好过仰他的鼻息，而惟独将他视同金刚，淡漠他身上所受的苦痛——

　　“因为我实在心疼他，我们的兄长，那个一直替我们接受箭矢，却无以为报的，国民真正的健儿——周树人。”

　　现今我对鲁迅的亲情，大抵如是。

　　鲁迅的个性和思想观念

　　个性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个人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包括性格气质、禀赋、才能、处世态度、思维习惯、表达方式、兴趣爱好等等。在中国，现代鲁迅是最具个性的作家。也是最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作家。关于鲁迅的性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眉股，是最可宝贵的性格。但也有人认为鲁迅多疑，神经质，偏激，阴郁。将鲁迅嫉恶如仇看作是个性的好斗。甚至认为鲁迅“阴狠疾毒”。但不管从哪种角度看，鲁迅极具个性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鲁迅的个性形成，与他的家庭变故、人生经历、生活体验、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家庭状况及其变故对鲁迅个性气质形成影响，从少年时代起。找到中路的困顿处境，是陆逊尝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辛酸滋味。因为祖父涉嫌科场案（科举开考时行贿主考官，监押于狱中多年），家道中衰。从小康坠入困顿，鲁迅寄居外婆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期间，鲁迅出入于药铺和当铺。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也看够了世人的冷眼和侮辱。这种处境和童年经历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了沉重的压抑感和孤立无助感。在他的个性气质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使他从小就带着怀疑、清醒和冷静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积累了大量的否定性情绪。鲁迅的童年、少年受到的精神压抑，心灵创伤和家属性格的影响，是形成他敏感、内向、沉默、孤独而坚强的个性的重要原因。鲁迅的人生经历及其情感体验是形成个性特征的直接原因。1898年，青年鲁迅离开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南京。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思想影响，特别是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他进一步看到了分线社会腐败和国家贫瘠的现实。1902年鲁迅去日本留学。学医时期，身处异域的多种刺激迫使他对民族前途思虑对民族性反思。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后，所经历的社会的变迁对它的思想和形成刺激很大，对他的性格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前后及五四运动之后的几次从希望到失望的现，都对他的个性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的影响。传统文化对鲁迅歌星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鲁迅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主要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而是越文化和楚骚文化，包括民间文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对外国现代思想的接受对于他后来的个性气质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鲁迅是中国近现代。较早接受外来思想的人。对一切有利于中国实现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学历。思想观点。鲁迅都积极的汲取。特别是对于当时还在发展中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如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观点和超人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费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等等，都有所吸收。

　　中国传统的人格观念偏重于伦理道德方面，着眼于对个人的品行操守等的品评。鲁迅是特别重视对于国民人格的思考，这种思考根本不同于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角度着眼于思维框架，而注重从国民精神的改造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着眼，在人格观念中注入了历史发展意识，这是人格观念内涵发生的根本变异。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的精神战士和“民族魂”，他把毕生精力倾注于国民性的改造和民族精神的重建，倾注于对中国现实和人生问题的思考。他没有去有意识地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但在他的文学活动和创作中处处闪耀着新的思维光辉。他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影响了整个民族精神的当之无愧的思想家。是我们民族进取精神和力量的象征。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由他对近现代新的思想成果的吸收，更有他结合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的独立见解。它不像其他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和学习的仅仅是西方的学理，鲁迅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的精神发展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中国现代建立了最紧密的联系。作为思想家，他是最懂的中国的本土的思想家。从1881年出生到1918年的五四前夕为鲁迅思想发展的前期。1908年加入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1909年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等学校教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欢迎和支持革命。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彻底反封建的任务使鲁迅感到十分失分失望。鲁迅的思想对于20世纪的中国思想历程。对于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建设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提出的改造国民性从建精神系统等思想至今还是重要的文化和精神领域的重要课题。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朝着多样统一的社会发展。人们更多的依靠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思考进行选择。自己对自己负责，在现代社会中求生存，求发展。鲁迅所体现的人生哲学倾向不是越来越为我们所不能理解，而是越来越会成为中国人的实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念。鲁迅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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