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惟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主题思想
《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批判精神胜利法。
“人民性”、“民族性”显然不是“国民性”,均应该有“进步”与“落后”两个方面。国民性,它不科学,按字面讲,那就是中国国民都有的性,这是不可能的。鲁迅所讲,是指“国民劣根性”,某些国民的落后性,不是指的进步思想。
《阿Q正传》是鲁迅对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精神胜利法贯穿阿Q的一生,阿Q要被杀头了,也还在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忘记杀头的苦楚。用鲁迅的话解释精神胜利法:“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精神胜利法的主要功能:是维系奴隶的心理平衡,用自欺、瞒自己、骗自己的方式使自己麻木。阿Q的精神胜利法纯然是奴隶们在失败面前闭上眼睛,用瞒和骗制造胜利的幻觉麻醉自己,把奴隶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变成精神上的自满自足,从而使自己麻木不仁、安安心心地做奴隶。阿Q好赌,但总是输,然而有一回却福星高照,终于赌赢了,他居然“赢了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可惜的是,“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阿Q也挨了几拳几脚,到头来“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不见了”。然而,阿Q毕竟是阿Q,他还是能拿出与众不同的解除痛苦的办法来。阿Q忽然“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便心平气和起来,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又觉得“心满意足得胜”了。鲁迅用近乎漫画的夸张的手法,将精神胜利的荒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在阿Q们的灵魂里有着四千多年积淀下来的沉重的奴隶意识,这也是鲁迅对旧中国国人灵魂的一个重大发现。所有的中国人,上自宰相、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一律都得跪下来称臣。王公贵族、大官小吏、乡绅地主,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皇帝的奴仆,又是他们以下的百姓、仆役的主人。只有最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板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受的封建文化奴役最深,灵魂里积淀的奴隶意识也最沉重。阿Q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安于做奴隶,把做稳了奴隶视为最大的满足。面对压迫,面对肉体和精神的欺凌,他敢怒而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阿Q精神的麻木,是因为做了几千年的奴隶习惯。在等级制中,被强者欺凌似乎顺理成章,欺负弱者也似乎理所应当。鲁迅曾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显凶兽样。”阿Q头上的癫疮疤虽然是比他强的闲人们欺侮和取乐的材料,然而,阿Q还有又癫又胡的王胡可以嘲笑取乐。阿Q打不过王胡,但还有更弱的人向他求饶,他也得势不饶人。
鲁迅通过阿Q性格的塑造,突出地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1、批判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2、指出了阿Q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与必然性;3、与此相联的是深刻地评价了辛亥革命。
鲁迅不仅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方面对封建制度加以揭露,而且着重揭露了封建制度用其整个反动思想体系,给劳动人民套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批判,就是为了砸烂这个精神枷锁,使人民觉悟起来。吕俊华从“自尊心”分析出发,指出“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就有了自尊心”、“奴隶也要保持奴隶的尊严才能活下去”。阿Q的“自尊心很强,甚至达到自负自傲的程度”,因与实际相脱离,就变为“虚荣心”,即所谓“面子”。阿Q在一次次实际生活中所受的打击、欺凌中,在“自尊”无法维护的、屈辱的境遇中,只得求于“追求思想上的安慰”,阿Q就用精神胜利法来弥补他的实际失败。精神胜利法使阿Q在挫折、屈辱中“转败为胜”,尽管是虚幻的,但也得到一些快慰的效应,所以就成了他“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说精神胜利法是“自卫的反应”和“求生的本性”。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失败虽然是相反而实际都是为了保全自己,都是出于生物的本能。但是,虚幻的精神胜利究竟解决不了“生存要求”的实际问题。如阿Q的“恋爱悲剧”及其引起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进城谋食,尽管一度“中兴”,令未庄“侧目”。这就说明了“阿精神胜利法的失败”。阿Q的精神胜利是变态的反抗,是愚昧麻木的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是“被逼出来的”,也就是说阿Q的病态是旧社会造成的,是旧社会病态的反映。阿Q正是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愚民的政策、等级制度的产物。
《阿Q正传》充分反映了赵太爷一伙就是愚民的政策的代表者、受益者,他们虽然也有阿Q精神,但他们并不是愚民,而是愚民的愚弄者、制造者。他们自发或自觉地、有意和无意地体现和实现着愚民的政策,他们君临着、主宰着阿Q和未庄居民,他们垄断着做人的资格、权利而把阿Q置于非人的地位,他们不准阿Q姓赵,不准阿Q恋爱,不准阿Q革命。总之,不承认阿Q是个人,也决不允许阿Q企图争为人的地位。
阿Q性格、阿Q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有如大石重压下的小草一样地扭曲生长、畸形萎黄、枯死。
《阿Q正传》通过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阿Q的塑造,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旧中国国民的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支柱的种种精神劣根性,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失败的根本原因,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暴露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的弱点,而且也揭示了民族衰败的根源。阿Q的失败不仅是国民性的失败史,也是民族的失败史。通过阿Q这个典型,鲁迅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渗透了作者对民族和人民伟大的爱。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语言鉴赏
(1)诙谐、幽默的讽刺语言
鲁迅先生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非常擅长运用的就是诙谐、讽刺的风格,善于创造出冷幽默的氛围,因此,众多的学者对于鲁迅先生小说的评价都是“嘻笑之怒,甚于裂毗”,以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1。在《阿Q正传》这部小说当中,鲁迅先生也延续了这种语言使用风格,不断讽刺当时的依稀社会现象。比如对对于赵太爷等剥削阶级的尖锐讽刺和嘲笑。在小说当中介绍赵太爷与阿Q关系的时候,小说当中说:“……哪知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沫地喝进:“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阿Q不开口。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大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通过这一段落短短的对赵太爷的描写,就将一个嚣张跋扈的剥削者的形象展现了出来。描写赵太爷使用的语言,比如“满脸溅沫”、比如“抢进几步”等的动作描写,以及赵太爷的说话内容“混小子”、“胡说”、“你也配姓赵”等等,都非常准确和深刻地描写除了赵太爷的人物形象,介绍了赵太爷身份比较高的阶级背景,说明赵太爷嚣张跋扈的丑恶行为——欺凌弱小,嚣张霸道等等,都是通过对赵太爷语言和实际行动的讽刺,表现了出来。但是更加讽刺的是,在《阿Q正传》当中,阿Q被赵太爷打了一顿之后,竟然被众人更加尊崇了起来。这就是鲁迅先生运用讽刺运用的更加神奇之处了。按照一般的道理,阿Q被打之后,应该是会被众人嘲笑。但是因为打人的是赵太爷,也就是阿Q与赵太爷联系到了一起之后,在无形之间竟然身份有所提升,使被赵太爷打也成了一种荣耀。这是非常深刻的讽刺手法,说明在当时社会当中,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的无知愚昧,对上层阶级人们的盲目崇拜的社会现实。
(2)语言诙谐幽默,描述沉重现实幽默
众多的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当中,都愿意使用到得语言表达方式。一方面,幽默可以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幽默的语言也更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是同时,幽默在某些时候也有可能会被使用来描述一些令人感到非常无奈的现实,使现实情节与语言上的幽默形成强烈的对比,凸显出人力的微小和事件的悲哀性质。 鲁迅先生就非常擅长使用幽默的语言,而且是利用嘲讽、调侃似的幽默语言,来揭示出丑恶黑暗的社会现象,以及人性的悲哀,可以说,鲁迅先生在创作的小说当中,将幽默的语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在《阿Q正传》中,通过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与高度挖掘,他塑造了令人喷饭的阿Q,不伦不类即象小丑又似魔鬼的假洋鬼子、带兵把总等人物形象,从这些人物自身的形象到他们生动诙谐的语言和滑稽可笑的行动,都不仅构成了使人捧腹的幽默氛围,还产生了震憾人心的思想力量,给这幽默氛围染上了一层深厚庄严的色彩1。 比如,阿Q常常在被人欺负之后,能够自轻自贱地将劣势地位转化成为思想上的优势地位,在思想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种方式是阿Q所创造的,因此他是“第一个”能够做到自轻自贱的人。“自轻自贱”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但是阿Q却能够认为是“第一个”而感到光荣,因为“状元也是第一个”,那么不论是在哪方面,只要能够取得“第一”,就是决定性的胜利。鲁迅先生在描写阿Q的这种思想的时候,能够使阅读的人感觉到强烈的嘲讽信息;还有,阿Q的处处比他人弱小,但是却更加喜欢攀比的个性,也让人感觉到非常滑稽可笑。比如阿Q看到王胡在光着上身捉虱子,也过去跟他一起捉虱子,并且暗自以捉虱子为标准与王胡比赛,甚至在捉虱子也输给王胡之后,气疯地要与王胡打架。阿Q的行为被鲁迅先生表写的非常幼稚可笑,但是也正是从这些幼稚可笑的行为当中,体现出了阿Q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哀和苍凉——不论是在什么时候,对他人来说都没有价值,而为了提现自己的生存价值,阿Q这才不断做出引人注意,但是却非常荒唐可笑的各种行为。
阿Q在最终临死之前,鲁迅先生也同样是使用非常轻松幽默的语言来表写了阿Q临死之前的表现,以及周围看客的气氛。似乎没有慌张、没有悲伤,阿Q甚至面对死亡还想着用“精神胜利法”给自己大气,想要唱戏,想要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是最终刽子手手起刀落,将阿Q所想的一切都彻底结束了。在死亡的情节当中,鲁迅先生也用幽默语言来描写,但是却反而更加凸显除了主题的悲剧性,使阅读者能够体会出痛苦和悲惨,不断思考关于社会的黑暗的严肃问题,这也是鲁迅先生希望通过使用幽默语言来达到吸引读者思考的最终目的。
艺术成就
(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
(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
(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
(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
(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
阿q正传 鲁迅 赏析二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二心集》、《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等。
《阿Q正传》写于1921年,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鲁迅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华盖集·俄文译本<阿q症状>序即著者自叙传略》)。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在辛亥革命中的贫苦农民,这说明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同他关心革命,关心农民对革命的态度以及革命给农民带来的利益等种种问题间的一致性。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阿Q。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贫无立锥之地,只能靠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连一个姓名也没有,受尽了剥削和欺凌。但是,他却不正视现实,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以求的“精神上的胜利”。这种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此外,阿Q头脑里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封建的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这种精神状态,使阿Q显得十分麻木、可笑。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农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不觉“神往”革命,希望从此能够翻身。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
与此同时,鲁迅高度真实地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场的面貌,为阿Q这一典型人物提供了典型环境。尤其是,鲁迅子啊作品中深刻反映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注意到农民的革命要求和力量,没有去启发和发动他们,终于被封建势力篡夺了胜利果实,而没有发生真正的变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Q最终被所谓革命政府诬指为抢匪,被帮上法场,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小说通过对阿Q的形象和悲惨一生的描述,鞭挞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落后、麻木的精神状态,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提出来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和国民觉悟的重要性。这就是《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及其意义。
《阿Q正传》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子啊具体的艺术手法上,鲁迅运用传神的白描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采用叙述体的结构和夸张的讽刺性的语言,也是十分成功的。
解析:
1.分析阿Q形象及典型意义。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典型。他是赤贫的雇农,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阿Q的性格十分丰富、复杂。他有农民的有点:“真能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上又有农民的弱点:主观、保守、狭隘、愚蠢。他还受到封建思想的种种影响,严于“男女之大防”及排斥异端等等。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手法来自欺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无真正的不平。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人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就想“投降革命党”,希望从此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的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并没有真正觉醒。
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的弱点。所以,阿Q又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同时,由于人类各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的病态心理,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弱点的形象概括。另一方面,通过阿Q这一典型新形象与革命的关系,也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鲁迅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性。
2.分析阿Q的革命及其大团圆的结局。
阿Q虽然是一个贫苦农民,但他对革命毫无认识,甚至盲目的“深恶痛绝之”,但是辛亥革命的风刚刚吹到未庄,赵太爷就威风扫地,连城里的举人老爷也悄悄地连夜把家私运到乡下来。阿Q从他的阶级地位出发本能地感到,革命既然使统治者惊恐万状,那么革命对他肯定有利,于是,他就强烈地“神往”革命。但是阿Q对革命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睡”。在他的心目中,革命就是把地主的财产转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闯进赵太爷、钱太爷家里随意地占有他们的一切财物,还可以选一个女人做自己的老婆。另外,阿Q的革命还包含着农民式的狭隘报复,要把自己的仇人都杀头,取统治者而代之,当然,这是一种落后的农民革命观。但如果革命党能够正确引导,他们是会真正觉悟起来的.。但是,阿Q对革命“神往”之后,还是那么糊涂。直到临死之前,他那可悲可笑的精神胜利法和封建正统观念依然没有改变。阿Q至死也没有觉悟。
阿Q的悲惨结局,既表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也显示出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应该是民族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应该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然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却忽略了这些,结果让封建势力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小说真实地描写了这场“换汤不换药”的情景,“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捞把总。”很显然,这场革命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农民阶级的命运并没有丝毫的改变。阿Q想参加革命,而不得其门,反而称为革命党与封建势力妥协的牺牲品,被推上了断头台,落了个“大团圆”的下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如阿Q“大团圆”的命运一样,落了个失败的结局。因此,阿Q“大团圆”的结局,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作用正是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而也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
3.分析《阿Q正传》的艺术特色。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宝库中的经典作品。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艺术描写的高度典型化。作品将阿Q放在未庄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从而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和滋长找到了合适的土壤。一方面,未庄及其周围的世界,是非常封建和闭塞的。这里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封建伦理道德在其中居绝对统治地位,封闭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静茹死水般的传统生活方式,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陷于愚昧、落后而不自觉。正是在这种封建闭塞的环境中,阿Q的质朴、愚昧、狭隘、迷信、守旧的思想性格,才显得真实可信。另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称为赤贫的雇农或无业游民。正是在这种情形和环境中,作为一个无业游民的阿Q就沾染上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等毛病。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当时虽然有极大的普遍性,但表现在作为流浪雇农的阿Q身上却有其特殊性。因而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极其个性化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而非抽象观念的化身。
(2)精彩的细节描写。如关于阿Q的肖像画即是突出的例证。同时关于赵太爷的吝啬贪小的性格的描写,一层深一层从三个“例外”里反映出来。这种精细入微的描写,活画了地主阶级卑污的灵魂。
(3)悲剧和戏剧相互交融,形成悲剧内容与戏剧形式的有机统一。阿Q一生的命运,是一个悲剧;辛亥革命的失败,更是一个悲剧;但这两者本身,又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造成它的悲剧的原因,也确实有许多可笑、可气又可叹的戏剧成分。
(4)剧烈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文章不仅有头尾两部分的议论,而且其他许多地方也都穿插着议论成分。这些议论诙谐而精辟,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批判、讽刺色彩,显示了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思想家的特色。
(5)在语言上,《阿Q正传》中语言准确。鲜明、生动、精炼,饱含幽默感,且好用反语,喜欢夸张,显示了卓越的语言艺术。
4.简析《阿Q正传》的创作思想。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写于1921年。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说,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他们经常讨论“怎么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最缺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关注唤醒整个民族的觉醒。在创作《阿Q正传》之前已经写了几十篇批判精神胜利法的文章。后来,鲁迅曾在《再谈保留》中明白地说:“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在《俄文译文<阿q正传>》序里,鲁迅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是要写出“作为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要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
鲁迅作为一个深切理解和关系人民疾苦和前途命运的作家,他不仅注意暴露其弱点,而且非常关系启发农民的革命性,提高农民的民主主义觉悟。所以,他在《阿Q正传》中把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精神上的弱点当作国民性来批判,揭示我国民族的某种潜意识,揭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约定俗成、习惯成自然,乃至看似天经地义的行为模式。鲁迅把这些潜隐性的模式挑到理性意识的层面上来进行反省,进行批判,也正是为了提高国民的觉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揭示这些弱点正是为了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为中国人进行心灵改造竖起一面明镜。
鲁迅把毫无政治气质的农民阿Q放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中,正说明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同他关心革命、关心农民的对革命的态度及革命给农民带来的利益等问题的一致性。
5.举例论证《阿Q正传》批判与讽刺特色及卓越的语言艺术。
《阿Q正传》突出的艺术成就,除人物塑造的典型化、情节结构安排巧妙、细节描写精彩等以外,还突出地表现在犀利的讽刺性及卓越的语言艺术上。
在小说的批判和讽刺的特色方面,小说中不仅有头尾两部分的议论,而且其他许多地方也都穿插着议论成分,这些议论都具有批判与讽刺的特色,是突出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所谓“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人进行讽刺,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另如第四章“恋爱的悲剧”第一段的那些议论,不仅直接批判了阿Q的麻木、糊涂、健忘,而且抨击了中国固有的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爱憎及作品的中心思想。总之,作者那些诙谐而精辟的议论,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思想批判色彩,显示了作者作为一位战斗的思想家的特色。
文章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也能准确地表现人物的身份、教养和突现人物独特的精神面貌。其次,作品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斯亦不足畏也矣”等等,不仅言简意赅,富于表现力,并给作品增添了一种特有的诙谐性与讽刺力,是古语活用的范例。第三,小说的语言饱含幽默感,并且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浅闺”以及“田家乐”、“大团圆”和关于动用众多的人马、枪炮捉拿阿Q的那段描写等等。第四,是小说使用了不少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放倒头便睡”等,一讲出去人家就懂。最后,《阿Q正传》中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精炼等特色,也是同样十分突出的。
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宝库中的经典作品。它还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成为了世界进步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6.简析《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
《阿Q正传》通过阿Q的悲剧命运,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显示面貌,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尖锐地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本质问题:农民问题。小说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中国的民主革命才会有光明的前景。小说特别透过阿Q身上“精神胜利法”,在更为深广的层次上,揭露了中国民族劣根性,揭出了病态社会不幸人们的“痛苦”,以此“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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