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日本人为何推崇鲁迅
在很多人眼中，鲁迅与日本人的关系，似乎一直难以说清的是“改造国民性”与“民族立场”之间的区隔。在中学课文《一面》中提到的内山书店老板——鲁迅的日本好友，在他的回忆录《我的朋友鲁迅》中，则披露了很多以前不为人们所熟知的细节——当年内山老板被人称为日本间谍，月薪高达50万元，鲁迅先生对他说不必在乎这些谣言。正如谣言同样曾攻击鲁迅先生领过日元或卢布一样，鲁迅先生也不屑一顾。而在先生去世后，许广平被日伪汉奸76号抓去，内山老板多次与日军交涉，即便是送去的毛毯，许广平也未曾收到，及至放回家，归还的物品中仍然少了一本日记。我想此时，谣言的散布者已经不知所踪，而温暖我们的则是两个朋友之间的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的温情。
这本珍贵的历史资料，记录了鲁迅“谜一样的最后十年”中许多真实的思想碎片，内山老板与鲁迅交往的前后经历，以及日本作家喜爱鲁迅的原因。在《先生说过的话》一文中，我们还能感受到先生无畏的牺牲精神、尊重真理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以及他对青年和自由一以贯之的热爱和鼓励。先生去世后，6000多名青年自发前来送葬，在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便在全世界，也属罕见。我想，今天再来看《先生说过的话》，回顾先生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具有震动灵魂的力量。
文中，鲁迅先生问内山老板，“孔圣人还在世的话，他是亲日派还是反日派？”对此，鲁迅先生没有直接回答，但我想借用他在《拿来主义》中所说的观点，任何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国也好，日本也罢，包括对中国同样影响深远的美国和苏联，都有其思想和文化的长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不是科学的做法。后世知识分子往往热衷于“胡适还是鲁迅”的论证，但往往忽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们并肩作战的基石。比如，鲁迅对内山老板直言，中国最需要学习的日本人的长处——认真；对此，胡适先生在《差不多先生传》中同样表达了对中国人马马虎虎的深恶痛绝。而这一点，正体现了鲁迅先生所特具的医生的冷静和理性。
作为一名医生，鲁迅对人类的痼疾下刀既快又狠，但对于人类的生命和尊严，则充满了爱护和尊重。医生是“良药苦口”、“治病救人”，而骗子则甜言蜜语后谋财害命。所以，鲁迅最痛恨暴力与屠杀，最无情地揭露各种“富人秘史”、“登龙妙术”，最不能容忍的是青年学生的非正常死亡。这也是他之所以屡次著文批判蒋xx政府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想见，任何试图屠杀人民的政府，都是鲁迅先生的死敌。而对于新生事物，他都充满爱护和鼓励。他最喜欢的是新的文艺方式，比如，欧洲的木刻版画，鲁迅就曾多次举办其展览，无论是德国的豪放，还是俄国的纤细，无论是革命的激情，还是颓废与寂寞，他都欣赏把玩不已。
张学良痴迷鲁迅作品
在张学良被囚禁的几十年中，以在贵州几年最为不幸。1938年进住修文阳明洞后，因缺乏思想准备，张学良在精神上一度极为痛苦。1941年7月，因所患阑尾炎被误诊，差点要了性命。病好后他于1941年10月1日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整整病了三个月，本是一开刀十天可好的病，误于庸医误诊断，延误时间，误吃错药，不但空费光阴和金钱，几乎送了小命”。以后又先后迁往灵山麒麟洞、开阳刘育（刘衙）、息烽快活岭、桐梓华湖，直到1946年10月经重庆迁往台湾。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鲁迅的著作在精神上给了张学良很大的刺激和鼓舞，以至他要全面研究鲁迅的思想。
张晓夫在《张学良与鲁迅》一文中，披露了张学良在这一时期制订的《鲁迅先生研究纲领》。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资料，无论对我们理解张学良还是鲁迅，都有很大的帮助。但由于作者接触张学良的资料有限，因此该文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现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张学良档案，对该文略作改正和补充，以便人们对张学良与鲁迅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张学良何时对鲁迅的著作发生兴趣，至今尚无人涉及。在张学良留下的两盒文摘卡面中，有两张卡片值得注意：一张正面为“鲁迅论读书”，下面注有“《读书月报》一卷九期419页，何鹏”；背面摘抄了三句话：“读书有两种：职业读书，嗜好读书。”“读什末书：泛览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读外国书，外国书与人生接触。”另一张正面为“从鲁迅学习些什么”，下面注有“《读书月报》一卷五期420页，罗荪著的《谈鲁迅精神》”。背面摘抄五句话：“学习鲁迅的战斗的精神。”“宁愿战死，莫做奴隶。”“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 “而鲁迅从不意识的做一个青年的领导者。”“先生遗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战斗精神，是持久不断、坚韧不懈的战斗的‘鲁迅精神’”。
另外，从张学良抄录的卡片内容看，第一张卡片基本摘抄自何鹏的《鲁迅论读书》一文，第二张卡片上只有四句话摘自罗荪的《谈鲁迅精神》，其中“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这句话在《谈鲁迅精神》一文中并未出现。也就是说，在读到《鲁迅论读书》和《谈鲁迅精神》二文前，张学良可能已经接触过鲁迅的著作，至少看过《坟》，因为这句话出自鲁迅的《写在〈坟〉的后面》一文。换句话说，从种种迹象来看，张学良接触鲁迅著作的时间，可能要更早一些。
就目前所知，张学良至晚在1941年已经在系统研读鲁迅的著作。使他对鲁迅产生浓厚兴趣的，并不是景宋的《鲁迅的创造方法及其他》，而是何凝编的《鲁迅杂感选集》。1941年10月27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
读何凝编的《鲁迅什（杂）感远（选）集》，感觉有些生气，同时感觉着鲁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气生生的，活跃于纸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荡你的神精；我从来不惧怕什么的，可是在鲁迅文字之前，我有点发抖了，一方面是惭愧，一方面是热血沸升，好像鲁迅枯脸，显于我的面前，那末，可以说——确是得说他是永生。
《鲁迅杂感选集》对张学良的影响可能不止这些。1941年10月9日，张学良就在日记中写道：“文学这东西，有时使你烦燥，烦愠，但也会使你快活，快乐；会使你糊涂，也会使你清醒。”张学良所谈的对文学的感受，包括烦燥与快乐，糊涂与清醒，或许是读了鲁迅的杂文后产生的。1942年2月3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又写道：“中国人做一事，喜欢人家说他对，如果人家批评他的错，他就不大高兴了，到底他所做的事是对或是不对，连他自己也模模糊糊地。不求真实，欺人欺己，中国人的大毛病。”1942年3月2日，张学良在读书笔记中以《咱们的一点小毛病》题，记下了与2月3日日记中内容大致相同的话。张学良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也应该受到了鲁迅的启发。
这段时间，张学良有点迷上了鲁迅。1942年5月23日，他在读书笔记中写下了《鲁迅的伟大》这段话：
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刻薄，我觉得他的文章真实透彻。他的话是敢说，是不留情的，所以人觉得他是刻薄。要知道中国习俗的糟糕就在此等处，总认为虚伪点是忠厚，说老实话的就是刻薄。譬仿说，有人叫你批评批评他，或者批评批评旁人，你总得留点余地，否则你赤条条的把他们的短处全盘说出，那你这个人就得算不忠厚了，并且你会招人家怨恨，或者招了祸来；所以在现在中国一般人，认为虚伪点是忠厚，也是自保的上策；也就是中国今天政治上和社会上一般的糟糕原因根本的来源。鲁迅他不怕一切，大声急（疾）呼，敢说敢写，是为了什末？……他是为了想救中国大众人们“出水火，登衽席”。这正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地方，也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处所。
1942年7月当刘乙光从贵阳买到《鲁迅全集》后，张学良喜出望外，决定研究鲁迅的思想。8月27日，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我晓得我弄这本东西，是不够资格底，我的文学，我的历史，那真是不佩（配）的。”这里所说的“那本东西”，可能就是张学良写于《鲁迅全集》扉页上的《鲁迅先生研究纲领》。既然无论从文学修养看，还是历史基础来看，张学良都认为自己不配来研究鲁迅，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张学良写道：“因为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文章，我喜欢她，而又烦恶她。我弄这本东西，由于烦恶的成份比喜欢的成份多。”张学良倒是很坦率，他研究鲁迅，不是因为喜欢鲁迅的文章，而是因为嫌恶他，至少是嫌恶的成份比喜欢的成份多。他接着写道：“从先我喜欢弄‘雅片’烟玩，到后来弄上了瘾，我深知到了牠的毒害是什末，也了解了牠怎样的毒害了大众，为了戒除牠，我可吃了一吓（下）苦痛。我有‘脚气’病，大夫给我注射‘维他命’，我烦恶这注射，因为牠刺我痛，可是牠能治疗我的病，不是滋养品。‘维他命’是人身上的必需品，我缺乏牠，我就成了一个病人。穷苦的人们因为吃的不好，缺乏‘维他命’，我是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纯白米，竟（净）吃肉少吃素菜，厨子把东西煮的太熟，因为调和滋味的原故。”在他看来，鲁迅的文字虽然刺痛了他，但鲁迅的思想就“维他命”，是生命的必需品，须臾不能离开，所以他继续写道：“鲁迅先生的文章是刺了我的伤痕，刺了我的隐疾——我是烦恶他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她以后，感觉上有些不同了，好相（像）我吸收了‘维他命’一样。她不是‘雅片’，可以麻醉你一时，他是‘维他命’，人生永远的必需品。她不是高贵的补品‘芙蓉膏’，她是平平常常的东西。不过由他提炼发现了，好相（像）大夫们由米糠里提炼‘维他命’一样。”最后他指出：“我以十分的诚意，把我的这时候的感觉，清清白白的写出来，供献给和我同病或不同病的参考，也许有些好处……。”张学良在这里对鲁迅思想的比喻极为形象——是“维他命”而非“芙蓉膏”。在不断有人对鲁迅非难的今天，仔细品味张学良的这段话，不免使人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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