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34〕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像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35〕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36〕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Bednii)〔37〕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38〕，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39〕，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40〕，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41〕。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42〕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43〕但这好像“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44〕(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45〕，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46〕(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47〕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48〕，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49〕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50〕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51〕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52〕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53〕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54〕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而世间纸张还多，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志大力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上海的《申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55〕，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Z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56〕，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57〕(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生却只嫣然一笑，扫荡无余，真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不仅自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
然而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原是最为适宜的了，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间》〔58〕，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59〕尼采的则只有半部，〔60〕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像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六
我在开头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这些话，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就作为本篇的收场。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61〕，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62〕，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2〕《新月》月刊团体指新月社。参看本卷第8页注〔7〕。
〔3〕争“言论自由”的文字指《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上刊载的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政府政府》、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和编者的《敬告读者》等。后者以同人的名义说：“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当时新月派虽然高喊“争‘言论自由’”，但实际上却反对人民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4〕梁实秋参看本卷第92页注〔3〕。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中写道：“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所以我以为，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5〕《文艺与批评》鲁迅翻译的苏联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6〕仂句语法术语，指一个大句子中的小句子，现多称作“主谓词组”。
〔7〕新月社的声明指《新月》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三月)所载《新月的态度》。其中说：“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8〕Proletary英语：无产者。下文的“普罗列塔利亚”是英语Proletariat的音译，即无产阶级。
〔9〕《韦白斯特大字典》美国诺·韦白斯特(1758—1843)编辑的一部大型英语辞典，一八二八年初版。下面英文的意思是：无产者是最低阶级的公民，他们不是以财产而只是以生孩子为国家服务。
〔10〕“舍密学”即化学。舍密是德语Chemie的音译，来源于希腊语Chemeia，意为“炼金术”。
〔11〕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作家。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他们当时经常在《新月》上发表小说。后面提到的《搬家》，是凌叔华写的短篇小说。
〔12〕闲话指陈西滢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上发表的文章，他后来结集为《西滢闲话》，一九二八年三月新月书店出版。
〔13〕潘光旦(1899—1967)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新月社成员。他曾根据一些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宣扬优生学。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优生学是英国遗传学家哥尔登在一八八三年提出的“改良人种”的学说。它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只有发展“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会问题才能解决。
〔14)白璧德参看本卷第92页注〔4〕。梁实秋在《新月》上经常介绍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理论，并将吴苾等人译的白璧德的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由新月书店出版。
〔15〕两首译诗指郭沫若译的苏联马林霍夫的《十月》(见一九二九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新俄诗选》)，和苏汶译的苏联撒莫比特尼克的《给一个新同志》(见一九二九年水沫书店出版的波格丹诺夫《新艺术论》中的《无产阶级诗歌》)。
〔16〕《史》指《史记》，西汉司马迁著。《汉》，指《汉书》，东汉班固著。《书经》，即《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17〕唐译佛经，元译上谕我国自东汉时起，即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到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玄奘主持译出的佛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元朝统治者曾强制规定诏令、奏章和官府文书都必须使用蒙文，而附以汉文的译文。唐代和元代这类翻译多为直译，保存了原文的一些语法结构，有的词还用汉语音译，对当时及后来的汉语词汇和语法，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18〕“于我如浮云”语见《论语·述而》。含有轻视、无关的意思。
〔19〕厨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艺评论家。著有文艺论文集《出了象牙之塔》和《苦闷的象征》等。
〔20〕《古文观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收入先秦到明代的散文二二二篇。
〔21〕梁实秋这段话的原文如下：“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翻成中文的我已经看见约十种了，专门宣传这种东西的杂志，我也看了两三种。我是想尽我的力量去懂他们的意思，但是不幸的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得懂。内容深奥，也许是;那么便是我的学力不够。但是这一类宣传的书，如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婆格达诺夫之类，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读天书还难。宣传无产文学理论的书而竟这样的令人难懂，恐怕连宣传品的资格都还欠缺，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点的材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