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的儿童形象

　　导语：鲁迅作品中的配角儿童，虽然刻画不多，但却是不可缺少的。鲁迅以一个忧国忧民的思想家的眼光探视中国的国民性，并以先觉者敏锐的眼光揭示：昏庸的群众因愚昧麻木而成为可悲的看客，历史的积淀使幼小无辜的孩子不仅承受了这苦难的命运并继承了造成这苦难的愚昧麻木。以下是文学网小编整理鲁迅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欢迎大家阅读!

　　鲁迅小说中的儿童形象 1

　　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战士，鲁迅一生都在为民族解放而奋斗，他用他手中的“投枪”创作出了孔乙己、狂人、祥林嫂、魏连殳、单四嫂子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都在为他的理想而跳跃着最耀眼的光芒。但不可否认他作品中处于次要地位的配角——儿童，同样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刻画了许多的儿童，虽然大多仅仅出现了几笔，但这简单几笔就将这些孩子在这个“吃与被吃”的历史上所面临的处境描写了出来。鲁迅以此表达了他对这个腐朽的社会对无辜孩子在物质和精神上双重戕害的愤懑。

　　鲁迅出生于一个有着百年历史，曾经显赫一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的幼年生活可以说是很幸福的。十三岁时，祖父因科场案发而被下狱，鲁迅兄弟避难乡下，父亲久病不愈，随之是长辈的怨恨，亲友的辱骂，同族的倾轧，世人的冷眼。坎坷不幸的童年使他很早的在饱尝世态炎凉中认识了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鲁迅少年时代的特殊经历成为了他关注儿童命运的起点。在鲁迅的作品中，虽然也不乏对淳朴善良的儿童形象的歌颂，但更多的是批判和揭露。在鲁迅笔下，儿童成为了苦难的承受者，他们不仅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而且精神生活同样受到压抑，在他们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已经在封建历史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中沦为了愚昧麻木与封建迷信的牺牲品和帮凶。

　　鲁迅小说中的儿童，大多在无意识间沦为了封建势力下的祭品，成为了那个时期最无辜的苦难承受者。如《药》中的华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流下，夹袄也贴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起，印成一个阳文的‘八’ 字。”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已经被疾病折磨的不成样子的孩子。他的父亲华老栓为了给他治病，用他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买回沾染了革命者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给他治痨病。华老栓怀揣着人血馒头，“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经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把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华老栓同他周围的人都愚昧麻木的相信只要有了人血馒头就能治好小栓的病，同样的，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子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吃了人血馒头却茫然的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木偶”一样听从父母的安排。“人血馒头”最终没治好华小栓的病，而华小栓终于还是病死了。华小栓表面上是死于病痛，实际上却是死于父母和周围人的愚昧和封建迷信。《祝福》中的阿毛，他死的令人心寒。由于生活所逼，阿毛过早的分担了家庭的重负。两三岁的幼童，竟能对母亲的话“句句听”，这是何等难能可贵。但他被狼吃后，不但没有得到周围人的一声悲啼，更成为了人们看热闹、听故事以达到满足自己的空虚和无聊的工具。而听过之后，也就感到了厌倦，人性的冷漠无情在此得到了惊人的表现。

　　鲁迅笔下这些可怜无辜的孩子，在周围人冷漠麻木的对待下，过早的成为了封建道德、封建迷信下的祭品，他们的父母、周围看热闹的人群，这些人在几千年封建历史积淀下，早已成为没有自主思考能力的麻木的人。他们的行动都无意识的传承着历史上的封建迷信与愚昧麻木，而他们的孩子，则成为了他们封建迷信和愚昧麻木的承受者，毫无意义的死去了。

　　鲁迅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写了苦难的承受者，同时又写了一批受历史和环境所影响而成为新的如他们父母一样的麻木的继承者。在小说《示众》里，鲁迅用形象生动的笔墨刻画了几个不同的小看客。卖包子的十二岁的胖男孩，在炎炎夏日里，他昏昏欲睡地细着眼，可当对面马路边刚出现“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和“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时，他睡意全消“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飞在马路的那边了。”接着，他挤在人群的最里面看犯人的脸、白背心和上面写着的一行行不认识的字。当他看到被示众者正研究着一个读他白背心上字的秃头时，他便也跟着研究，当人群中挤进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学生时，他又去看学生，后来又随着学生的眼光去看红鼻子胖大汉的奶子和奶头四边几根很长的毫毛，最后由于看得兴起而忘了卖包子，被掌柜的在人群中一掌几乎打到。而那小学生按着自己雪白的小布帽，也向围观示众的人群中挤去，这个学生受过教育是人群中除了秃头老头外识字最多的一个人，但他却偏偏不看犯人白背心上其他人看不懂的字，只顾出神地盯着胖大汉的奶头。而最令人可悲的却是老妈子抱在怀里的小孩子，当这个小孩子被人碰了一下嚷着要回去时，老妈子却把他转过身来，面对着被示众者的白背心，一手指着说：“啊，啊!看呀!多好看哪!……”如此幼小的一个孩子，却因老妈子把这无聊的示众当成一件好看的东西而灌输到孩子的心里，这个孩子的未来可想而知。

　　儿童是一个人人性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一个人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这样一个成长的重要时期，他们被环境和封建麻木的父母用自身的行动教育成了一个又一个象他们父母一样麻木的吃人者与看客。鲁迅以一个忧国忧民的思想家的眼光探视中国的国民性，并以先觉者敏锐的眼光揭示：昏庸的群众因愚昧麻木而成为可悲的看客，历史的积淀使幼小无辜的孩子承受了这苦难的命运并继承了造成这苦难的愚昧麻木。《狂人日记》中的“恶狠狠的看着我”的一伙小孩子、《白光》中七个学生对于落榜的先生陈士成的“小觑”、《长明灯》中从嘴里吐出清脆的一声“吧”的孩子等等，他们本应是未来的主人、是民族的希望，但他们被生存环境和身边的愚昧无知、麻木迷信所毒害，变成了同他们父母一样没有灵魂，没有意识的“吃人者”。鲁迅这些形象的塑造，是对社会提出的最有力的控诉。在《故乡》中，他把少年闰土描写成一个活泼可爱的生命，是鲁迅生命中的“小英雄”，但在经历了30年的艰难生活之后，“小英雄”变成了一个面貌苍老、灵魂呆滞的“木偶”。强烈的对比，愤怒的揭露了社会对美好人性的戕害，这也使鲁迅看到了孩子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他不愿看到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榨下变成封建势力“吃人”的帮凶。所以在《狂人日记》的最后，他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希望以此挽救那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孩子作为生命的延续、时代的承接，作为一个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如果继续这样因袭着几千年固有的“吃与被吃”的历史，那么国家将随着这些愚昧麻木的小继承者走向灭亡。

　　鲁迅小说中的儿童形象 2

　　摘 要: 鲁迅在作品里刻画了许多孩子形象，令人回味无穷，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审时度势，关注着孩子的命运，寄希望于孩子，表现了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他还运用了高超的艺术手法，把孩子形象描写得活灵活现。

　　关键词: 鲁迅文学作品 孩子形象 艺术手法

　　鲁迅文学作品往往对孩子情有独钟，其中刻画、描绘出许多机智聪明、天真无邪的儿童形象，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作者对孩子们命运的关注，并体会到作者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

　　1.《社戏》中描绘了一群机智聪明的少年

　　双喜是孩子们的头领，他聪明能干，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而且反应灵敏，考虑周到，办事果断，充满自信，又有组织才能和号召力，是孩子们的当然领袖。桂生――机灵勤快，阿发――憨厚无私。以双喜为首的农民孩子是招人喜爱、令人敬佩的。他们具有天真活泼、幼稚顽皮的孩子气，同时又聪明机智。他们热情诚恳，爽直无私，既爱劳动又会劳动。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农民孩子所具有的性格和美德。“我”是一个热爱农村生活、热爱劳动人民的孩子。“我”与农家孩子和睦相处，由于受他们的熏陶，在思想上和他们有相同的地方，热爱农村这一片自由天地。“我”到平桥村这片“乐土”，不仅“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之类艰涩难懂的诗文，而且受到优待，和小伙伴嬉戏，看社戏。这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孩子被束缚在私塾里，过着枯燥无味的学习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也表现出孩子们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只有在这片“乐土”，孩子们的聪明才智才得以充分展示，而封建教育扼杀了孩子们的灵性。文中说:“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这种“轻松”和“舒展”正反映了孩子们追求自由生活的真情实感。

　　《社戏》中以双喜为首的农村少年那迷人的人性之美，使作者领悟到人与人之间的质朴、温馨的情谊，正是这种人性之美，使作者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时刻关注着孩子成长的社会环境的优化。

　　但“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可以看出作者对当前社会的担忧。他的确不希望像双喜一样淳朴的少年无辜地又变成像闰土那样失去青春活力的新一代的奴才;他真切地希望所有的中国孩子能够永远保持那迷人的人性之美。只有这样，中国的孩子们才有真正的希望，中华民族才会有广阔的前途。作者塑造这一群机智聪明、朝气蓬勃的孩子形象，寄予新一代美好的希望和深切的关注。

　　2.《故乡》中刻画了少年闰土、宏儿和水生的形象

　　《故乡》中的少年闰土，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红活圆实的手，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说话滔滔不绝，和“我”亲密无间，是健康活泼、富有活力、勇敢机智的小英雄形象。而中年闰土变得迟钝、愚昧、麻木，与“我”之间隔了一层厚障壁，使“我”无限悲哀。

　　活泼可爱的少年闰土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希望。闰土的变化，根本原因是“兵匪官绅”造成的，但作者似乎在呼吁人们，更多地关注孩子们的命运，救救这些孩子，不要使闰土的悲剧重演，不要使希望破灭。

　　《故乡》中还写到了宏儿和水生，“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和闰土少小关系融洽，后来产生隔膜，变成陌生人，所以作者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宏儿和水生的出现正反映了“我”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事实上，作者在设置人物时独具匠心，在安排人物关系上也用心良苦，顾及这两点，对作者的创作意图才可能了解得更透彻、更全面些。那么《故乡》究竟好在哪里?《故乡》这篇小说的主要艺术手法就是比照，小说精心设置了宏儿和水生这一重关系。这里的宏儿和水生恰是过去的“我”和闰土的缩影，从时差比照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预见性思考:现在的宏儿和水生之友谊将要成为“我”和闰土式的隔膜，这是新一代关系的回归，也是老一代关系的重现。因此，作者虽然说:“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但马上又清醒地认识到:“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希望，不也是我手制的偶像吗?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事实上，在整个旧秩序未铲除之前，在封建的道德观念、等级观念，以及一切封建思想意识未铲除之前，谈希望，的确是茫远的、空洞的，同求神拜佛有相似之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希望的份量是多么沉重，消除人间隔膜又是多么艰难，这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这实际是一个应由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必须是“走的人多了”才会实现的。这就是作品所要告诉我们的。因此，宏儿与水生是“我”和闰土亲密关系的延伸。“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文中“我”与宏儿的对话，是寄希望于下一代，表达了打破彼此间的隔膜，再探人生新路的执著信念与追求。

　　3.《孔乙己》中描写了“小伙计”的形象

　　咸亨酒店的掌柜是一个圆滑世故、欺下媚上、惟利是图的奸商。小伙计在掌柜看来，“性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说明小伙计本来有着纯洁的心灵，不会阿谀逢迎、巴结讨好那些有权有势的长衫主顾，酒店的大生意将要受到影响。金钱是一方面，酒店还要依仗长衫主顾的势力生存，小伙计不会应酬，自然不会讨他们的欢心，于是掌柜给他换了工种，要小伙计对付那些地位低下的“短衣帮”。但小伙计又不会弄虚作假，或者说搞欺骗的本领不高，没有学会用遮眼法在酒中“羼水”，这样也不能在“短衣帮”身上榨取金钱，所以过了几天，掌柜说小伙计干不了这差事，考虑辞退小伙计。“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掌柜对长衫主顾唯恐侍候不周，对短衣帮则能欺则欺，他的这一嘴脸肯定影响到小伙计的成长。小伙计在酒店受到如此的折腾，不能不感受到世态炎凉，不能不受到掌柜的“熏陶”，不能不使自己的心灵受到创伤。“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小伙计由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本来天真无邪的心灵也被玷污，变得圆滑世故，鄙视像孔乙己一样地位低下的人。孔乙己教小伙计识字，小伙计才十二岁，便受社会影响，也有了等级观念。“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小伙计的心理活动正反映了他受封建等级制度的毒害，对不幸者冷酷无情。

　　由于人们对孔乙己倾注了太多的感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小伙计便被人遗忘在了角落。黑暗的封建社会造就了小伙计，他的清纯的心灵被扭曲变形，他有了尊卑贵贱的.观念，学会了媚上欺下，这是多么可悲、可叹，多么值得人们关注。

　　由此可见，小伙计不仅是小说中的线索人物，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对塑造孔乙己的形象起到了衬托和渲染作用，而且是孔乙己悲剧的见证人，通过对孔乙己凄惨遭遇的讲述，启发读者去思考这个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貌似平淡轻松，实则蕴涵着深沉的批判力量。

　　《孔乙己》选取小伙计的所见、所闻为艺术布局的出发点，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小伙计虽然也取笑孔乙己，但也有对孔乙己同情的一面，因此由他来讲述故事，最能表现悲、喜剧交织的气氛。如果《孔乙己》中的第一人称“我”，不是小伙计，而是作者自己，那么小说的气氛可能就会显得过于沉重，因为作者对孔乙己的遭遇痛切太深。而且，也很难表现酒店里那些生动的细节和真实情景，因为读者必定要怀疑作者为什么老是到酒店里去。如果作品中的“我”，不是小伙计和作者，而是酒店掌柜，那就更难有喜剧气氛，也更难写出悲剧气氛。因为，他对孔乙己缺乏起码的同情心，他必定要渲染那些不该渲染的场面，例如酒店背后孔乙己被污辱的场面等。如果小说是孔乙己的自述，也很难具备悲喜剧性质，那也许只能有一些肤浅的哀叹。总之，鲁迅选取了一个最好的艺术布局的中心，这也正是他艺术匠心的所在。

　　综上所述，孩子是将来的成人，作家在关注孩子的成长问题;孩子代表未来，作家把现实的希望寄托在未来。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是礼教吃人的社会。不过，他又说，中国的孩子还很淳朴，还是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他们长大后被吃或也学会吃人，所以他大声呼吁:“救救孩子!”因此他以手中的笔为匕首、为投枪，义无反顾地杀向压抑和残害人性――特别是青少年淳朴天性的礼教，并第一个向社会呼吁:“救救孩子!”“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