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看鲁迅小说的民族忧患意识

2024-10-24 鲁迅

　　导语：鲁迅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觉醒而疾呼呐喊，他关心社会低层民众的生存现状，其作品以封建制度下旧中国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批判地揭露了愚昧陈腐思想对人们精神的束缚与摧残，具有很高的现实性和民族性，小说《故乡》就是其中的代表。

　　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坛上有极大成就的作家之一。他出生在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旧中国，自幼跟随乡村保姆的生活，让他有机会接近并熟悉农民的困苦处境，更使得日后的从事文学创作中倍加关注受封建旧思想、旧观念影响最深的农村社会，对广大农民的生存疾苦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和最炽热的同情。鲁迅是一个善于把农民问题放在重大社会事变中表现的作家，创作了很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反映农民深受剥削压迫和急需革命又缺乏民主主义革命意识间的矛盾，提出一个摆在革命者面前的现实问题：如何把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农民从混沌中解放出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引导他们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总能看到一幕幕“吃人”与“被吃”的人生悲剧，尽现旧中国“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激发人们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宴、毁坏这厨房”，体现了其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下面就以《故乡》为例来看鲁迅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民族忧患精神。

　　《故乡》是一篇描写20世纪20年代辛亥革命前后农民生活和精神现状的作品，写于1921年1月，发表于5月的《新青年》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呐喊》。作品取材于1919年返乡举家北迁时与童年时的农民朋友章运水见面的亲身经历。以进步知识青年“我”回故乡的见闻为线索，透过二十年间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性格的巨大反差，对比出两个不同时期的生活画面，同时又将这种差异加以烘托和渲染，反衬出现实故乡的萧条和惨败，揭示了动荡社会中人们精神面貌的可悲变化及造成这种变化的深刻社会根源。

　　小说一开始就是两段景物描写，营造出弥漫全篇的环境氛围。家道中落，“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也已经变卖，不得不搬家，于是“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却看到“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勾勒出旧中国农村破产后的衰败景象，让“我的心不禁悲凉起来”。这与“我”记忆中那个有着“深蓝色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西瓜”的童年故乡完全不一样了。童年故乡是美丽的，“但要我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言辞了”，或许是儿童纯真心灵的直接感受，只因有着“我”和闰土孩提时代难忘的稚趣生活而异常的美丽，深植于心底。作品通过“我”对儿时美好回忆的概述，呈现出一幅童年唯美的意境画，是作者对真、善、美理想世界无限渴求的自然流露，更是对儿童天性与成年世界认识间矛盾冲突的揭示，体现了鲁迅对儿童问题的深切关注。

　　小说写“我”回到家里，见到了许多亲属和故人，尤为着重描写儿时的伙伴、贫苦农民的典型――闰土。相隔二十年后再见闰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先前的紫色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粗又笨而且开裂似树皮样”。二十年前的闰土，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朝气蓬勃、生机焕发的“小英雄”，“他见人很害羞，只是不怕我”，“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事，都是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眼前这突然呈现的外貌变化不仅再现了一个人由稚嫩到衰老的生理过程，而且暗含着一个纯朴农民可悲的精神裂变。小说有两处细节描写揭示了闰土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及这巨大精神变化之后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一是二十年前的“我”与闰土是哥弟相称，但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在与闰土见面后仍旧称呼他“闰土哥”时，他的表现却是“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没有出声，态度终于是恭敬起来，分明的叫道：‘老爷’……”。刹那间的神态变化，包含了丰富的内心活动。原本两个童年挚友几十年后的重逢，喜悦与兴奋不言而喻，本可以尽情释放的情怀，在此刻嘎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二是写闰土不但以“老爷”这样称呼“我”，而且还让其子水生也这样“给老爷磕头”，对此“我”打了一个寒噤，说不出话来。“我”的母亲让闰土随便一些，与先前那样“哥弟相称”，闰土却绝对不肯答应，说：“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现在则不成”。小说正是通过这些朴素无华又细致传神的描写，让读者清醒地看到封建制度所形成的礼法关系及维系这种礼法关系的封建等级观念已深深扎根于这个被压迫、被奴役农民的精神和思想，成为不可动摇、无法改变的生活准则。

　　小说里写闰土，并没有细致地描述他二十年来的辛酸经历，只有寥寥几笔，将他前后两个时期的两幅肖像和两种性格展现了出来，让人物漫长的生活道路和辛酸历程高度而集中地压缩在这外部特征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之中，如：在“我”搬家剩下的东西中选香炉和烛台等细节描写，看起来虽只是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却正好表明了闰土受封建旧思想侵蚀的程度和无法与自己命运抗争的悲哀。生长在旧中国的农村，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因循守旧、没有文化，使得成年闰土对社会现实和个人苦难不能正确地认识，只好将社会动荡和苦难困境归咎于天地鬼神，希望用服从和祭拜的方式来感动“神灵”，寄予“神灵”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封建宿命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写闰土不仅承认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最根本的制度，相信阶级地位的不可动摇，上下界限的不可逾越，尊卑观念的不可破坏，而且还依赖于统治阶级愚民政策最得力的工具――鬼神，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物性格和命运发展的主观必然性，深化了人物的悲剧色彩，让读者能更深层次的去理解人物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内涵。

　　此外，作者还试图透过闰土这样一个普通农民前后二十年的巨变来找到复杂社会变迁及人物悲惨命运的深刻社会根源。闰土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过失，也不是因为他比别人特别不幸，和其他农民一样，他辛苦繁忙地劳作着，诚实安分地生活着，却仍免不了遭此惨变。闰土他不到四十岁就有了六个孩子，并且“孩子们都会帮忙了”，但全家还仍是“不够吃”，“种出的东西都折了本”。小时候的闰土戴着银项圈，童年生活也有着天真活泼的欢乐气氛。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不断加深，国内阶级矛盾日益锐化，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地主阶级加紧剥削，处在社会低层的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童年那个有生命力的闰土也伴随着成长的磨难消逝了。所以作品在写二十年后的闰土时完全没有了田园牧歌式的轻快笔调，而是换以低沉伤痛的笔触抒发出自己的愤恨与忧虑。如对四十来岁闰土的景况是这样描写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通过对人物环境的客观分析，得出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像闰土这样贫苦农民的悲惨遭遇并非他个人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欺压所致，且这种悲剧命运具有很明显的普遍性。因此，作者在讲述回乡故事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向读者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解决亿万贫苦农民困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并不是他们个人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民族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要想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就必须先解放被压迫在最低层的农民阶级。

　　小说最后以“我”在离开故乡的船上的思考作为全篇的结束。在想起与闰土隔绝般的相见时，“我”希望后辈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直截了当地指出了闰土之前数辈农民的生活境遇不能再这样一代代的延续下去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废除旧制度、打破封建枷锁束缚的革命斗争迫在眉睫。这种亢奋情绪的大胆流露不正是鲁迅强烈民族忧患意识最纯粹的表现吗?他跨越了历代文人对百姓关注只停留在物质生活层面的思想局限性，选择了一条从精神层面为苦难百姓探寻解放的新路。尤其是小说结尾那句经典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力图唤起像闰土一样的旧中国低层百姓的觉醒，“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从只有荆棘的地方践踏和开辟出一条路来”。

　　鲁迅就是这样一个“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黑暗中前行，在风雨里战斗的猛士，作品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是“在高的意义上写实主义者”。在他看来，“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第一要著就是在于改变他们的精神”。因此，他一生致力于文化批判和社会政治批判，专心于对人的心灵剖析和疗救，不仅是《故乡》，而且还有《祝福》、《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Q正传》等，都不同程度地描写了旧中国农村破产的惨败景象，揭露当时的“吃人”社会，痛斥旧思想、旧礼教带给农民精神上的伤害。正是因为有着对国家、民族和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他选择东渡求医、治病救人;正是因为有着对中国社会现状深刻的思考和大丈夫救国救民的宏图伟愿，他后来又做出了弃医从文、拯救灵魂的惊人之举。在鲁迅身上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影响和激励着无数有志于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的人们，他是我们民族旧思想斗争中的一面旗帜，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不愧为“二十世纪最忧患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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