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作品赏析

2024-08-11 骆驼祥子

　　引言：“钱会把人引进恶劣的社会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开，而甘心走入地狱中去。”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下面是小编分享的作品赏析，欢迎大家阅读。

　　《骆驼祥子》作品赏析：

　　祥子曾经是个正直、热爱生活的劳动者。小说一开始，关于他的外貌的描写，关于他拉车的刻画，都写得很有光彩，简直成了青春、健康和劳动的赞歌。小说又以更多的篇幅，描绘祥子美好的内心世界。当他在曹府拉车，不小心翻了车，车给碰坏了，主人也给摔伤了;他引咎辞工，情愿把工钱退给主人作为赔偿，表现出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在严冬夜晚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小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充饥，又倾注着对于苦难的伙伴真诚的关切和深沉的同情。这些段落，用朴实无华的笔墨，描写了祥子好的品质。作家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形容这个人物：“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

　　然而在这个地狱里都会是个好鬼的祥子，在人世间却没有能够始终成为一个好人。随着生活愿望的破灭，他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他掏坏，打架，占便宜，为了几个钱出卖人命。拉车曾经是他唯一的指望，后来却憎恨拉车，厌倦拉车。连他的外貌，也变得肮脏了。小说结束时他已经沦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而在祥子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他从来不是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更不是什么英雄，但买辆车做个独立劳动者的愿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命运的反抗，和改变低贱处境的努力，他不向命运低头，他要强，他追求自己的理想。最后却完全安于命运的安排，“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他向生活屈服了，忍受着一切侮辱与损害，而没有任何怨尤。

　　祥子被剥夺掉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在这里，美好的东西的毁坏不是表现为一个品格高尚的英雄在肉体上的死亡，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丧失殆尽，即精神上的毁灭。

　　祥子的悲剧，是他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环境产生的。小说，真实地展现了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面目，展现了军阀、特务、车厂主们的丑恶面目，如果不是他们的迫害，祥子也不会从充满希望走向堕落。

　　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受着社会的制约。他的道路，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属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决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画面上，在他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凸现出来的。他的悲剧，主要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最使祥子苦恼的，是无法摆脱虎妞的纠缠。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这种强加于他的关系，想方设法避开她。虽然比起大兵和特务，虎妞没有可以任意置他于死地的权力;他把接受虎妞的安排，看作是“投降”。在这件事上，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力：“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这对于腐蚀他的生活意志，打破他的生活愿望，从奋发有为到怀疑自己进而自甘堕落，起了比前面几次打击更为严重的作用。

　　在这里，阶级对阶级的压迫，不是表现为政治上的迫害或者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表现为深入人物身心的摧残和折磨。祥子不仅不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无法拒绝自己所厌恶的。这些都充分地刻画出生活的复杂内容和祥子的卑微处境，是全书最能表现出老舍特长的部分。

　　主题思想

　　《骆驼祥子》的主题思想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悲苦命运是共同的。

　　旧中国的军阀势力，为了抢夺利益而引发战乱，人民生活困苦，处于社会底层的祥子等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艰辛。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是造成祥子悲惨命运的根本。[2]

　　《骆驼祥子》通过人力车夫“祥子”一生几起几落、最终沉沦的故事，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悲苦命运。祥子的遭遇，证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里的劳动人民想通过自己的勤劳和个人奋斗来改变处境，是根本不可能的。

　　小说刻画了许多像祥子一样的小人物形象。那些小人物中有的因战乱导致家人离散而不得不相依为命，有的不堪家庭重负，有的为养活兄弟而出卖肉体。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悲剧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悲剧，身处其中的每一分子到头来都逃脱不了祥子一样的命运，除非他们认清楚自己的现状，联合起来推翻那吃人的社会与制度。

　　祥子的一生，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破产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的沉沦，因而祥子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和时代因素。作者带着对民族、文化的出路的关切来剖析祥子的命运，既从传统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出发批判现代畸形文明的负面效应，为传统美德的沦落而痛惜，又不满于祥子身上所积淀的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既诅咒那个“把人变成鬼”的黑暗的社会和制度，又痛心于无知、愚昧的善良民众在病态的旧社会的堕落。[5]

　　作品创作

　　一、突出祥子的好人性格

　　《骆驼祥子》文本中，初进城的祥子几乎是完美的，是个绝对好人，他善良、勤劳、坚毅，并且又有着强健的身体和明确的生存目标。正如作品所写：这个小伙子“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和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

　　祥子不仅有充满青春活力的健壮外表，而且有一个劳动者、一个淳朴农民的善良本性：“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知足、不争，拉车从不与别人争生意，有时候甚至不肯要价，只说声“坐上吧，瞧着给”；他对生活的要求十分简单，他不吸烟、不喝酒、不近女色，甚至连包好茶叶也不喝，为的是每月能多攒下俩钱。同时他也有自己的追求，那就是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然后做个独立的劳动者。他知廉耻、明善恶，在第一次丢车后，他为再买车拼命抢活，落得一片骂声时，心里很惭愧。在曹先生家拉包月不小心摔了曹先生后，他是那么内疚并主动辞职承担自己的责任，希望自己能够补偿曹先生的损失。

　　二、突出社会现实的不合理

　　祥子是个绝对的好人，同时他的生活愿望又是那么普通，但是这样的祥子在当时的社会里却无法生存。为此，作品设计的四个关键性情节决定了祥子的悲剧，它们分别是被军阀抢劫、被孙侦探敲诈、被虎妞强行占有以及小福子的死亡。作品设计的其他情节，比如夏太太勾引祥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丑恶腐烂。这些都是社会外部环境的因素，是社会现实，把祥子逼到了绝路，使他堕落。

　　老舍先生谈到《骆驼祥子》的创作时强调：他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老舍试图找到其根源，通过写出劳苦社会好人没好报的故事，质问“好人”所生存的社会环境。

　　老舍说：“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不是他自己的过错。”老舍在小说中感慨万分地说出“一个拉车的，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道出了祥子的毁灭与整个旧社会有着莫大的关系。纵观祥子生活的社会现实，既有反动统治下政治的黑暗、时局的动荡；又有战乱、天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挤压，致使下层劳动者生活在罪恶的地狱里。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层面上、在他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凸显出来的，他的悲剧是社会的产物。作为一个农村破产的失地农民，想要实现在城市拥有一辆自己的洋车做一个自食其力的独立劳动者的梦想，在当时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简直比登天还难。黑暗的社会环境终究击垮了祥子美丽的梦想。祥子的悲剧就产生于他生活在地狱般非人的环境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同命运搏斗，所有的幻想和努力都化为泡影，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

　　《骆驼祥子》对社会的批判，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批判。老舍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寄寓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对于摧残人的社会进行无情的否定。

　　作者开篇写道：“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骆驼——在口内负重惯了——是走不快的，不但是得慢走，还须极小心的慢走，骆驼怕滑；一汪儿水，一片儿泥，都可以教它们劈了腿，或折扭了膝。骆驼的价值全在四条腿上；腿一完，全完！”老舍把祥子比喻成骆驼，对骆驼的描写不是纯客观化的，而是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

　　骆驼的性情、骆驼的脆弱折射了祥子的命运。祥子为卑微的生活苦苦挣扎，他是那么不起眼，“不但吃的苦、喝的苦，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尽管他身上沾染了各种各样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有时甚至是可恨可憎的，但所有的那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生活的风雨刻印出的深深印记。

　　祥子与虎妞之间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之间的冲突，带有人性、文化的复杂冲突。作家老舍没有深入地开掘，而是以平庸的“平民思想”价值尺度去进行单纯的道德判断，把虎妞看作是非道德的黑暗社会的一部分，是造成祥子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虎妞也就成了被老舍丑化的一个市民女性形象，在作品中老舍对虎妞进行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丑化。虎妞相貌丑陋，是个38岁的老姑娘，而且雄性化。虎头虎脑，黑铁塔似的，长着虎牙，这是老舍对虎妞身体的丑化。道德上丑化则是：流氓成性、引诱祥子、威胁逼迫祥子结婚、不是处女等，特别是用枕头装成怀孕，更是极端化的笔法。在作者笔下，虎妞完全是泼妇流氓。

　　在祥子与虎妞的婚姻生活之中作者完全把虎妞写成了一个好吃懒做的妇女。而正是由于这种好吃懒做，才导致虎妞的难产而死。特别是，老舍把祥子与虎妞结婚以后的正常的性生活，看作是肮脏的、不洁的，是对祥子的肉体摧残，譬如，新婚第二天，祥子很早就起来，然后去了澡堂子，要把女人的肮脏洗掉。作者还一再强调性对祥子的肉体摧残，认为性生活对劳动者身体具有破坏性，譬如，结婚以后，祥子拉车就没有力气，弓腰驼背等。最后，虎妞死了，祥子什么也没有剩下。老舍在这里告诉读者的是，女人是祸水，只能给人带来灾难和不幸。后来的夏太太，勾引了祥子，祥子面对夏太太的时候，只觉得她和虎妞是一路货。作品中的女人，都是男人的灾星。

　　虎妞固然有缺点，她沾染了市井社会的流氓气；但是，她又有勇敢、可爱，精明强干的一面。虎妞首先是职业女性，是一个女强人。虎妞虽然在家里，但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而是企业管理者，是城市的白领阶层，带有女强人的性格特点。在工作上，她具有管理才能和经营意识，她有能力管理车厂。她父亲主外，她主内，把车厂管理得有条不紊。在和祥子结婚以后，虎妞也并没有丧失职业女性的思想性格，譬如，她要买几台车，租出去，吃车租，而不喜欢祥子拉车卖苦力，可以说她是靠管理挣钱。

　　虎妞对祥子的爱情，是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具有一定的个性解放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是市井社会中自发的个性解放精神。虎妞对祥子的爱情虽然手段上卑劣，但是感情上却是真诚的、是义无反顾的。虎妞告诉祥子，怎样去先认刘四为干爹，然后一步一步地实现他们的爱情，这些都体现了她的真诚。她宁可和父亲决裂，也要死心踏地地和祥子生活在一起，这种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结婚以后，她全心全意地关心、照顾祥子。

　　在家庭生活中，虎妞未必就是一个坏妻子。虎妞有追求世俗的幸福生活的渴望。自己给自己操办结婚大事，租房子、装修房子，都是虎妞一个人张罗。同时，虎妞也有妇女的勤劳，她也并不是好吃懒做的，她总是把饭菜都作好，等着祥子回来吃。过节就张罗着煮元宵、包饺子、逛庙会、灯会等。新婚她要祥子好好休息，要祥子陪她上街。这一切，都是市民社会的生活追求。但是，在老舍看来，这些却是贪图安逸的腐败生活。

　　祥子与虎妞的冲突，更多的是农民与市民的冲突。祥子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是他的心态和价值观念完全是农民的心态和价值观念。“一方面祥子完全失去了与农村的联系，而且再也不愿与之发生任何联系了，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扎根于城市生活，甚至还不知道与新的社会环境建立应有的联系”譬如祥子既拒绝了刘四主动借钱给他买车的建议，也拒绝高妈给他的放贷、储蓄和起会的建议，坚持靠自己的劳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从这些地方虽然可以看出祥子的质朴，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体现在他身上的那种农民式的根深蒂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以及他与城市生活的隔膜，对商品经济的无知。祥子是一个“在新的环境里还能保留着旧的习惯”的人，而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如果祥子真的把钱存进银行或放了债，那么孙侦探的讹诈也不会对祥子造成致命的打击；如果祥子真的听从虎妞的安排坐吃车份子，那么祥子的身体也不会因饱受烈日、暴雨的打击而衰竭”。

　　在祥子与虎妞的冲突中，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人性的含义。但是，老舍却没有深入挖掘，而是以那种素朴的膨胀的平民意识，对这种冲突进行了简单的道德评判。老舍当时完全站在农民、底层市民的立场上，对于虎妞缺乏应有的理解和认同。这样，虎妞作为中层市民就成了“恶”的化身，而祥子作为底层贫民成为了“善”的化身。在善与恶的两极对立中，老舍把自己的爱都给了祥子，而把自己的恨、憎恶都给了虎妞。这样虎妞就被老舍漫画式地丑化了，她成为黑暗社会的一部分，成为祥子悲剧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之一。

　　作品中祥子形象意义，就在于体现老舍对普通人的悲悯、关怀，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批判，体现了老舍的人性关怀。[6]

　　艺术手法

　　1、艺术结构

　　老舍长篇小说在结构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写人为中心，围绕人物的命运来展开情节。《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命运便是全书的中心线索。作品中，祥子的主角地位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写到的所有其他人物，都因祥子而存在。人即以祥子为主，事情当然也以拉车为主。这样，作者便让一切的人都和车产生关系，从而也就把祥子拴住，像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小说以主人公祥子的生活遭遇为描写重点和结构中心，以祥子买车、卖车“三起三落”的奋斗、挣扎、堕落过程为叙事线索，一线串珠地组织材料，安排情节，显得不枝不蔓、紧凑集中。这种单纯、集中、明晰的结构，不仅使小说情节完整而谨严，而且有力地展示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完整过程及其悲剧性结局的必然性。同时，又通过祥子与周围人们错综纠葛的复杂关系和各种生活场景的描绘，展现出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环境，单纯中有复杂，从而在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揭示了祥子悲剧命运的社会意义。

　　《骆驼祥子》整部作品没有过多的铺排渲染，也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作家或介绍，或描绘，或评论，把故事的来龙去脉、人物的喜怒哀乐通过叙述娓娓道来。但故事有头有尾，情节的展开前后呼应，既符合人们的欣赏习惯，又使人物更加突出，作品主题更加明确、集中，显示了作者纳繁复于单纯的艺术功力。

　　老舍也要写社会，不写社会无以塑造人物。但那些社会生活，是被卷入主人公命运中的，是事随着人走。不仅如此，一些次要角色，如刘四、虎妞、曹先生、夏太太、老马祖孙以及孙侦探等等，也都围绕着祥子的命运而出现，都服从于祥子形象的塑造。这种构思方法的优点是，线索明了集中，不枝不蔓，而且能使人物形象显得丰满厚实。

　　《骆驼祥子》虽众星拱月般地突出了祥子的形象，但并没有忽略其他人物的塑造。与祥子关系密切的人物，如虎妞、刘四等，也都刻画得相当出色。同时，作者围绕着祥子，描绘了车厂、茶馆、大杂院、白房子等生存环境，叙写了军阀战争、工人受剥削、进步知识分子受迫害等等事件，给读者提供了一幅五光十色的具有浓郁故都色彩的风俗画卷，为人们认识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提供了有益的锁钥。

　　2、人物形象

　　《骆驼祥子》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祥子和虎妞是最为耀眼的两个。祥子是在农村破产后进城的农民。他用老实农民憨厚的眼光看待城里的一切，用谋求个人发家的观念来攒钱买车，以图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他拼命出卖劳动力，像一只“饿疯的野兽”般抢生意；生活过得极其节俭，甚至忍饥挨饿，在都市的花花世界面前毫不动心。在祥子身上，农民的性格、气质、心理被刻画得十分准确、逼真。

　　大量细致动人的心理描写，是作者刻画祥子的重要手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使祥子养成了憨厚口讷、不善言谈的个性特点，作者针对主人公的这一特点，灵活运用多种心理描写手法，或内心独白，或第三人称叙述，或通过景物描写，或通过他人的眼睛，立体多维地刻画人物。从《骆驼祥子》中可以认识到，祥子的沉默寡言，正是他受压抑、孤苦无告的社会地位的反映。他勤劳、淳朴、善良，连阿Q那点狡猾也没有，他只是一个在北京城里拉洋车的农民。同时，他又同所有小生产者一样，眼光狭窄，除了为改变个人境遇的挣扎之外，几乎不关心任何别的事情，甚至连一个哥们儿也没有。由此，我们便可以认识到这是造成祥子悲剧的一个主观方面。

　　在祥子的生活中，虎妞的出现是个大灾难。作家对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从外貌的丑陋到个性的泼辣、厉害、粗鲁，都描写得淋漓尽致。虎妞的每一句话都是个性化的。她为了勾引祥子，在强迫他喝酒时，骂祥子“窝窝头脑袋”，说如果不喝就“揪耳朵灌你”，而这正是虎妞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以粗暴的形式表现温情。她既没有闺秀千金的生活环境，又没有时髦女性的教养，她所目睹的只是父亲刘四对平民女子的污辱，她所了解的男女关系不过如此而已，再加上她长期帮助刘四剥削车夫，养成一身江湖气，因而虎妞的言行便不难理解了。

　　作品通过虎妞的畸变心理、行为，恰到好处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四这一类半殖民地社会里地痞恶棍的生活。虎妞这个成功的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揭露力量，比直接描写刘四的罪行更要强些。

　　老舍把堕落的祥子称为“社会病态的产儿”，此话送给虎妞也是再恰当不过的。丑的环境培养了丑的人物。但在家庭内部，虎妞又与刘四有矛盾。自私的刘四为了维护车厂的财产而漠视女儿的幸福，既不让她出嫁，又怕招赘让家产落入他人之手，致使虎妞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虎妞又是一个受害者。虎妞爱祥子，爱他是个老实强壮的男子。她肯下嫁洋车夫是带有大胆的叛逆色彩的，当然，这也仅仅是一种变态的反抗。虎妞爱祥子，但又摆脱不了三十多年间所养成的种种恶习。她对刘四抱有幻想，总天真地幻想着把祥子提拔到剥削阶级的行列里去。后来与刘四闹翻了，明白回家继承产业已没有希望，便又反转过来折磨祥子（当然，虎妞主观上或许并非如此，这是虎妞表达爱情的特殊方式），对同情祥子的小福子竟狠心地要绝其生路。所有这些，都说明虎妞反抗刘四，其主观意识是极为落后的，与五四时代的妇女解放精神是大相径庭的。

　　《骆驼祥子》中的其他人物，大多都生活在社会低层，他们——洋车夫、老妈子、车厂老板、妓女、摆小摊的等——出入大杂院、小茶馆和街边巷口。这样的人文环境及生存模式，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不屑一顾的，可在老舍笔下，他们都有了生命，都有了魂灵，并且活色生香！他们也有梦想，也有奋斗，也都活鲜鲜的惹人爱、惹人愁，可悲可叹！俗云“点铁成金”，又所谓“化腐朽为神奇”，《骆驼祥子》当之无愧。刘四的奸猾狠毒、虎妞的专横难缠、曹先生的思索斟酌、高妈的好出主意、杨太太的苛刻尖薄、二强子和小福子的潦倒不堪，都和祥子的性格相映成趣。

　　《骆驼祥子》的成功在于老舍先生用狮子搏兔的全力，来写一群被遗忘在社会角落里的人物，把一个每天和大家见面而为大家视若无睹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显现在纸面上，读者将因此而第一次认识每天在马路上所要看到的人物。

　　3、语言成就

　　“京腔”，清脆快当，俏皮生动，漂亮活泼。老舍来自社会低层，在语言运用上得天独厚。他不用刻意走大众化、通俗化的道路，便已经“化”在其中了。“五四”以后，西方的幽默传入中国。西方的幽默，章回小说的讽世，民间文学的情趣，加上北京话的俏皮，使老舍的白话语言别具一格。老舍又是一个严肃、冷静的人，他每写一个字都力求精炼和准确，力戒拖泥带水和平摆浮搁。他的目标是：争取用两句话就把一个人的性格交代清楚；争取能用洋车夫的或糊棚匠的最俗浅的语言描写晚霞或者刮风，读了使人身临其境。他要求不加任何酱油、味精，诸如专用名词、比喻、典故、诗句，就把白话文的真正香味烧出来，而且永远地朗诵出声来。精湛的语言艺术技巧，是老舍文学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老舍拥有大量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老舍的语言显然是借鉴了说唱艺术，老舍的小说多由作家来叙述故事。《骆驼祥子》就是可以当作评书来说的。而在老舍的作品中，叙述者常常与人物打成一片，不仅讲述人物的各种际遇，而且帮助他们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叙述者的语言常常变化着，当他以作家的身份交代矛盾的发展，描写特定的情景时，用的是一种语言，一种平易的、色彩浅淡的知识分子语言；当他描写到具体人物，特别是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时，便根据不同人物的不同个性，采用各具特色的人物语言。写虎妞使计谋，语言成了虎妞的；写刘四发火，又变成了刘四的语言。因为作家能熟练地驾驭笔下各种人物的语言，所以尽管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叙述，也好像人物自己在说话。待到直接描写人物的对话，那语言的地方色彩和个性化，就更其鲜明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老舍的叙述中常常夹着描写，有时甚至是十分细致的描写。如对北京的风光、风俗，作者娓娓道来，含情脉脉，细针密线地勾织，具有工笔画的效果。另如写人力车夫春夏秋冬的生活，也极为真切。祥子婚后在烈日下、暴雨中拉车的一节，作者用车夫的眼睛和感觉，写尽了祥子的无限痛苦。

　　老舍认为文字要极平常，澄清如无波的湖水，但又特别强调如何在平易中而不死板，他喜欢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司徒珂曾在《评〈骆驼祥子〉》一文中说：老舍善用北京话，他是用纯粹的本国语言写小说的中国第一个作者。

　　老舍写《骆驼祥子》时决心不用幽默，幽默变成了深沉的讽刺或者诅咒，文字与血泪淋漓的现实相谐合拍。不过在不少片段中仍透着几分幽默，如对吝刻而善骂人的杨家，对蛮悍的张妈“受作亲军”的描写；对虎妞逼祥子喝酒，那“一股辣气慢慢的，准确的，有力的”往祥子脖子下走去的描写等等。老舍的幽默之可贵在于不只是让人发笑，也不只是让人感到事事有趣，更重要的在于让人们以宽大的心怀去关照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从而达到悲天悯人的境界。所以有人说老舍先生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而在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幽默往往泡在苦笑中。老舍认为这是他创作的一点进步。

　　大量使用比喻是老舍文学语言的特点之一。他的比喻用得好，用得妙，有自己的风格。譬如，他将与虎妞新婚后的祥子比喻成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兔子：“他想不起哭，他想不起笑，他的大手大脚在小而温暖的屋中活动着，像小笼里的一只兔子，眼睛红红的看着外边，看着里边，空有能飞跑的腿，跑不出去！”这就极生动准确地传达了祥子那种渴望劳动、想拉上洋车靠自己的双手双脚奔生活，却又被虎妞牢牢拴在家中，不得自由的急切、焦躁、懊丧的神情。为叙写祥子的品质，作者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来形容：“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形容祥子在那个像布满了蛛网的社会里，他是一头小虫什么的，闯来闯去闯不出大小蜘蛛的馋物。有时“他没了自己，只从她的牙中挣扎着，像被猫叨住的一个小鼠”。有时像“斗落了大腿的蟋蟀，还想用小腿儿爬”。有时他觉得“一个人仿佛根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鸟。自己去打食，落到网里，吃人家的粮米，便得老老实实在笼子里，给人家啼叫，而随时可以被人家卖掉”。

　　4、地方色彩

　　老舍先生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讲求“俗”和“白”。所谓“俗”，指的是描写普通的市井生活，写风俗、民俗。他的许多小说因此具有浓郁的市井风味和北京地方色彩。《骆驼祥子》所反映的生活老舍非常熟悉。他通过一些具体的生活细节描写，真实地展现了北京下层市民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这两个字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因而作品中的不少章节宛如一幅幅生趣盎然的风俗画、世态画。所有形形色色的对象，无论美丑与好坏，都是地道北平的，用北平的滋味一琢磨，就都是美的。老舍认为创作的最主要任务是塑造好人物形象。而他的人物几乎都是活动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老舍总能够从容不迫地在柴米油盐、生老病死、家长里短的描写中展现人物的风貌。

　　所谓“白”，是指语言的朴实，特别重视北平市民群众的口语。老舍写《骆驼祥子》时，力求语言平易而不死板，“恰好，在这时候，好友顾石君先生供给了我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在平日，我总以为这些词汇是有音无字的，所以往往因写不出而割爱。现在有了顾先生的帮助，我的笔下就丰富了许多，而可以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北京下层市民的出身，加上“顾先生的帮助”这一方便条件，使得老舍能够成为现代文学中用纯熟的北京口语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铁笔”、“圣手”。老舍尝试着用群众语言来充分地描境状物，表情达意。他的实践是成功的。地道的北京市民口语，比之一般化的知识分子语言更能生动地表现北京市民生活,并加浓了老舍小说特有的“京味”。

　　《骆驼祥子》的语言是从北京市民社会的口语中提炼出来的，但又保持了口语的 “原味儿”。这不仅表现在作品中大量出现的那些北京市民特有的“敢情”、“回见”、“白饶”、“不论秧子”之类的词汇和句式上，更表现在作家对市民社会各种身份的人物说话的语气、语调的精致传神的描摹上。当然，《骆驼祥子》能表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作家对故都北平地理环境的熟悉。老舍说过：“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

　　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从《骆驼祥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二十年代初故都北平所带有的独特的文化印记。特别是和主人公生活命运相关的，如铺主兜车、刘四“庆寿”、虎妞成亲、巫婆驱邪，以及还保存着旧有的仪式与气派的红白事情，都被作者描绘得有声有色；甚至连车夫经常出入的大杂院、车厂子、小茶馆、小吃摊、杂耍场以及“白房子”等场所，也都通过作者的生动描绘，让人感受到既不同于“十里洋场”的上海，也不同于中原腹地，非北京下层市民社会莫属。

　　《骆驼祥子》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小说以祥子为中心，以其在买车问题上的“奋斗、挣扎、幻灭”三起三落为主线，立体地展现了市民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画面，从而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的二十年代初北平市民社会的风俗画卷。严谨独特的艺术结构，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幽默风趣的语言艺术，京味浓郁的地方色彩，这些全面显示了老舍小说创作独特的艺术风格。《骆驼祥子》以其鲜明的思想艺术特色，当之无愧地步入了现代经典作品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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