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是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这篇文章将封建制(即分封制)与郡邑制(即郡县制)相比，论证封建制是过时的制度;同时，以此表达作者的政治观与历史观。
作者
柳宗元
(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与之并称“王孟韦柳”。世称柳河东或柳柳州。少有才名，早有大志。贞元间中进士，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贬邵州刺史，再贬永州司马。后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卒于柳州任所。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成就大于诗。其作品由刘禹锡保存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
原文
封 建 论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评析
柳宗元写《封建论》的时候，唐初以来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利弊得失问题的争论，基本上已经平息。唐太宗以后几代皇帝，不再提这个问题。偶尔还有主张恢复封建制的论调出现(如学者刘秩见武氏之祸，而说郡县不可以久安)，也微不足道。韩愈常有与柳宗元论题相同而论点各异的文章，但没有写过关于封建制问题的文章。爱作“韩柳优劣论”的人便说：“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柳集补注引宋孔平仲说)其实，这正反映了当时这个问题已不存在多大的争论，有识之士(包括在位的皇帝和当政的宰相)已认识到郡县制已不可能再向封建制逆转。韩柳所处时代，藩镇割据，节度使父子相承，朝廷鞭长莫及，形成了小封建的局面。韩愈同柳宗元一样，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积极拥护者，当然也是不会赞成恢复封建制的。
《封建论》首先提出，封建制的建立，不是出于圣人的本意，而是迫于“势”，即形势。这形势是政治形势。柳宗元所说的圣人，不是儒家所尊崇的孔子那样的圣人，那时儒家还没有出现。他说的是“古圣王”，指尧、舜、禹、汤、文、武，他统称为圣人，亦即周以前及周初古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王。古圣王依靠封建制维护统治的权力，没有诸侯的拥戴，他们坐不稳王位。所以他们赞成封建制，完全出于私心，《封建论》指出他们是“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但是，诸侯各霸一方，分享统治权力，而且日趋强大，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成为古圣王的直接威胁。这时封建制又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虽欲去之而力有不逮。所以文章一再强调，三次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因此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一大变革，柳宗元将二者的区别，归结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意思就是说，“得人”与否是两种制度的分界线。封建制用人惟私(地方世袭制)，而郡县制用人惟公(中央任命制)。他虽然没有明指封建制与郡县制区分的实质，就是地方分权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对立，如顾亭林在《郡县论》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柳宗元没有这样说，但包含这个意思。《封建论》指出，地方守令由中央任命，“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相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倘若发生叛乱，以秦为例，“有叛人而无叛吏”;以汉为例，“有叛国而无叛郡”;以唐为例，“有叛将而无叛州”。总之，可保中央政权的稳固。封建制办不到这点，《封建论》指出这个原因在于诸侯“继世而理”，“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只能“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了。
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历史观，是反对复古、泥古与倒退。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他的政治观则更为敏锐，把问题看得透彻，透过历史的迷雾，揭去笼罩在古圣王和今圣王头上的至高无上、大公无私的光环，还原他们以私情私利建立专制统治制度的真相。韩愈称柳宗元，“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子百家，踔厉风发”，大概也包括这篇文章在内，但是柳宗元并不否定古圣王和今圣王的合法统治地位，他所批评争论的只是他们的统治方式(封建制或郡县制)。他坚决拥护唐代实行秦以来的郡县制，亦即中央集权制。《封建论》也指出郡县制有失误，秦就有“人怨”，有“酷刑苦役”，但“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据他看来，“今国家(指唐王朝)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国家掌握军权，掌握地方官员任命权，统治者的权力就巩固了，天下就太平了。这就是柳宗元所看到的郡县制带给唐王朝当今统治者的好处。若是相反，当然就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这篇文章同时又是给当今统治者的一个忠告。正因为这篇文章虽然有揭露，有批评，有忠告，但对高高在上的国家统治者以及他的统治机构不持反对或否定态度，所以不犯统治者之忌，更没有因此而被构成罪名。后代许多持正统观点的学者，与柳宗元争论的，主要也仅限于封建制的建立是不是出于圣人本意这个问题上，在维持君王专制统治制度这点上没有分歧。
南宋政论家叶适写了一篇《治势》的文章，他所说的势，与《封建论》所说的势正好相反。《封建论》说的势是客观的政治形势，《治势》说的势是主观的统治之势。叶适的文章说：“古之人君，若尧、舜、禹、汤、文、武，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为天下之势。虽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浅深，而要以为天下之势，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在物，则天下之事，惟其所为而莫或制。”可知叶适说的势，指的是君主专制统治的权力。势之所在即权力所在，无人可以抗拒。叶适又说：“虽然，鸟飞于重云之上，鱼深游于潜渊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忧;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后先，维附联络而不敢自弃者，诚以势之所在也。”这里说的高飞的鸟、深潜的鱼和“天下之人”，指的就是专制权力统治下的臣民，靠拢或归附统治权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以写《柳文指要》而在晚年显示学术功力的章士钊，极赏识叶适这篇文章，拿来与《封建论》比照，写了一段评论，摘录如下：
夫两家论势同，而不同者，子厚(指柳宗元)所指之势在物，而水心(指叶适)所指在己;子厚主治法，而水心主治人。论中(指叶适《治势》)能以其身为天下之势，则天下之势亦环向而从己一大段，绝中历史肯綮，使读者启发极大。水心论虽健爽，不足以为久安长治之原。必也时至今日，将水心之一身改作一党，而又将党时时清厘洗刷，使之不溃，然后水心所意之效果可期。吾读“鸟高飞”至“势之所在”等语，拍案叫绝，怃然久之。须知维附联络者，非对一身而对一党，则天下大势，一流无间而不可破，吾安得挚子厚水心二公，同登天安门重与细论之。
今天来看这段评论，读者会发生兴趣。论中将叶适所说古帝王的“一身”，改作今天的“一党”;又将古代的“维附联络而不敢自弃者”，照搬到今天的社会。还想拉上柳宗元、叶适两位古人，上天安门细细讨论一番。这种“借古讽今”并婉转其词的比拟和想法，既不伦，亦天真。但老先生的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老知识分子们急于在新时代求得知遇之用的一点表示。《柳文指要》这部书，曾经由毛泽东“逐字逐句作了校阅、修正”(见《文汇报》1993年9月19日章含之文)。这段评论当然也得到毛泽东的审阅认可。而在当时(1971年)，倘换一人，比这温顺得多的讽喻，恐怕也是逃不过严厉批判的。
所有古人都有局限性，今人也有局限性。这是所处时代条件的制约。柳宗元写《封建论》，决不是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那是“贴标签”的说法。事实上，《封建论》所表述的政治和历史见解，超过了它的作者同时代人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作者的深邃目光透视了自远古至当代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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