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前人有一种说法：韩愈文章超过柳宗元，但议论不及柳宗元。柳宗元的管理思想，不像韩愈那样偏于基础，而是面向实用。
柳宗元的政论，影响较大的首推《封建论》。他认为，分封和郡县两种制度，都是历史发展的情势造成的，周的分封到了春秋，王室衰微，诸侯得势，有的问鼎轻重，有的射中王肩，诸侯尾大不掉，君臣秩序完全乱套，所以，以郡县替代分封是势之必然。周之败，败在分封，“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败，败在人怨，“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柳宗元把分封制失败的原因归于制度造成的贤不肖混乱。他强调，治天下之道在于得人，“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分封制采用世袭方法，是否贤能完全出于偶然，“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而郡县制由君主委派官吏，可以做到选贤任能。柳宗元的这篇政论，对“制”与“政”加以区分，说明了不同历史条件下制度作用和人为作用的不同效果，为管理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
然而，柳宗元的论证缜密程度不够，有时会走向偏激。他在比较分封制和郡县制时，强调秦制的优越，除了以汉承秦制为依据外，还声称“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从而隐含着对郡县制之弊视而不见的危险。由此，他把分封看作私天下，而把郡县看作公天下，把帝制之私仅仅看作能力之私而非产权之私，甚至宣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显然立论不当。在《四维论》中，柳宗元认为廉耻出自礼义，有礼义必然讲廉耻，无廉耻肯定没礼义。所以他断言：“吾见其有二维，而未见其所以为四也。”这种偏失显然忽视了言词含义的丰富性，是以自己的定义作为标准定义形成的论断。较极端者，是他在《舜禹之事》中，把曹丕代汉与舜禹禅让相提并论，认为尽管在公与私、仁与强方面有所不同，但汉已失德，人心归魏，“丕嗣而禅，天下得之以为晚，何以异夫舜禹之事耶?”这就偏离了公认的禅让定义。
柳宗元的政论文章多有这种过分自信带来的偏差。不过，也恰恰是这种偏差，使他能够提出一些别人不能企及的见解(例如认为汉献帝禅让与舜禹禅让性质一样)。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新见解可以起到推动变革的作用。例如，他对汉代以来强调天人感应而形成的死板月令就不以为然，在《时令论》中主张“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因事而异，不必拘泥。在经与权的关系上，他在《断刑论》中进一步发挥道：“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全在是否恰当。“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权变只要符合道义就足矣，无需考虑过多。这对于管理中的灵活变通，确实有所裨益。然而，也有可能走到另一方向。永贞革新的失败，一大原因就是这批年轻新贵不按常规打破章法造成的。所以，柳宗元的这种论述，可以促使后人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打破常规与规范程序之间取得平衡?
在《六逆论》中，柳宗元对《左传》所载的卫国大夫石说的“六逆”进行了分析。六逆是指“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种行为，向来被人们看作致乱根源。柳宗元则认为，“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确为乱源，而“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却是求治之本。他论证说，“贱妨贵”是指择嗣违反嫡庶准则，“远间亲、新间旧”是指选官用人打破亲疏远近关系，然而按照嫡庶择嗣，按照亲近故旧选官，就有可能贵、亲、旧而愚蠢，贱、远、新而圣贤。择君置臣是治国要务，只能求圣贤，不能看嫡庶亲疏远近新旧。柳宗元的这种说法，在当时属于振聋发聩的言论。但这种言论影响到当时的太子选择，彻底得罪了宪宗，也导致了八司马翻不了身。所以，柳宗元的这一论述以及他的遭遇，又可以促使后人进一步思考，在“正确的”与“现实的”道理面前，管理者应当如何考量?
柳宗元的大量寓言故事，有的直白，有的隐晦，从不同角度阐述管理思想。他的《罴说》是一个与《黔之驴》类似的寓言。说的是动物之中，鹿怕，怕虎，虎怕罴。有个猎人能够吹出各种野兽的声音。他用鹿鸣引诱鹿，却召来了;于是赶快用虎叫驱赶，又召来了罴。这下他再没有办法了，最终葬身于罴。这就像进入黔地的驴，自己本事不强还要挑战虎，最后死于虎口一样，说明“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管理中的内功修炼和外在机遇，同样遵循这一逻辑。在《观八骏图说》一文中，柳宗元借题发挥，批评按图索骥的教条做法。“世之慕骏者，不求之马，而必是图之似，故终不能有得于骏也。”追慕圣人，相信那些圣人异像的传说，不在现实的人物中寻求，最终同样不能有得于圣人。柳宗元因此而感慨道：“诚使天下有是图者，举而焚之，则骏马与圣人出矣。”这几乎就是一篇古代的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宣言书。，以贪得无厌的为喻，说明官场上“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不知戒的危害，寥寥数语就把贪欲降低智商的道理说得活灵活现。他的《三戒》，以临江之麋告诫人如何分清敌友，以黔之驴告诫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以永某氏之鼠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他的《敌戒》一文，则说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之理，告诫人们“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这些，都以不同方式表达出相应管理思想的内涵。
柳宗元的纪实故事，从不同角度揭示为官之道。他的《捕蛇者说》，以写实笔法描绘出“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象，惊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实际上是要表达做官箴诫。他的《种树郭橐驼传》，强调其种树诀窍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而不是“爱之太恩，忧之太勤”，反而危害树木自然成长。种树之道完全可以移植到官府。官府的揠苗助长行为，不论是出于好心还是出于恶意，最终都会扰民害民，养人之术就是顺人之欲和遂人之性。在柳宗元与吴子陵讨论晋国为何称霸的缘由时，他辨析了“利民”和“民利”的区别，强调利民是上位者赋予的，而民利是民众自己获得的。“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晋问》)统治者重民，只是接近民利却不等于民利，无为不言，垂拱自化，才有真正的民利。由此推论，柳宗元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对官吏的职守提出了“官为民役”的新观点。“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民众耕种土地，拿出十分之一的收获雇用了官吏，指靠官吏为自己提供公平正义。就像佣工拿了主人的工钱，怠工误事，甚至盗窃主人财物，主人肯定要发怒惩罚。当今百姓不敢对不负责任的官吏发怒惩罚，不过是官吏有势而已。势不同而理同，做官必须明白这个理，才可知恐知畏。这种论证，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借宁国令范传真之口，说出“夫仕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的道理，“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拿了百姓提供的俸禄，只有惠及百姓，才可心安理得而无愧于人。由此，柳宗元提出，为官即便是教化手段，也不是高高在上支配民众，而是对民众的服务回报。 柳宗元的《梓人传》，也是一篇管理思想杰作。京兆有一位杨姓工头，床少了一条腿都不会修，却能指挥工匠建造京兆官署。究其缘由，该人并不会木匠的具体技艺，却具有规划领导才能。柳宗元由此推论，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要各在其位，各尽其能，梓人之道与宰相之道相通。辅佐天子的宰相，条理纲纪，整齐法制，就像梓人的规矩绳墨;“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就像梓人安排工匠各尽其能;身居朝廷放眼天下，政务大略胸有成竹，就像梓人绘制图纸有序实施;选拔能者，黜退不能者，各尽所能而不越俎代庖，就像梓人善运众工而不自炫其能。那些不懂此道的管理者，往往以具体做事为能，以炫耀技艺见长。“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庭，而遗其大者远者焉。”实际不知体要，不谙相道。柳宗元由此看到管理与技术的不同，领导与做事的不同，为“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给出了新的解释。
在建中之乱时，段秀实以笏版击朱，刚烈就义。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则将正史不载的段秀实逸闻记录在案，从而说明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刚勇气节，来源于平时的习惯积累，校正段秀实是以一时激愤成就名声的误解，同时也为管理者在习惯与决断、平素行径与临危不惧之间的关系上提供新的认知，促使人们了解日积月累在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宋清传》中，柳宗元介绍了一位长安药材商人。这位商人宋清似乎不追求赢利，到他那里卖药的人可以赊账，到了年终，他看着堆积如山的欠条债券，约摸不能收回的就一烧了事。而且他还特别注重药材质量，用他的药见效快，所以医生也乐意让病人上宋清这儿。尽管宋清不以发财为意，但他却能获得大利。有人说宋清犯傻，有人说宋清有道，宋清却说自己不过是一个“逐利以活妻子”的商人，既不犯傻也非得道。柳宗元感叹道：“清之取利远，远故大，岂若小市人哉?”由此推论，人际交往中的所谓 “市道”，不过是“炎而附，寒而弃”而已，岂可道哉!柳宗元的本意是讽刺当时官场像商人，商人却像君子，但道出了商业的本质，与今日冯仑所说的“追求理想，顺便赚钱”同出一理。
总体来看，柳宗元的管理思想呈发散型，尤其是他的寓言和纪实文字，多有灵光乍现式的管理感悟，他的政论，也往往采取举一反三的说理路数，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管理问题。但他的管理思想与韩愈相比，并非基础原理方面的深度挖掘，多属就事论理的智慧思考。当然，韩文也有借题发挥，柳文也有基础分析，但他们的偏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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