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道教对刘禹锡诗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里?
有着“诗豪”之称的刘禹锡诗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他诗文俱佳，是唐代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既不像韩愈的奇崛，也不像白居易的平易，而是以清隽明朗、简洁自然为基本风格，在流派众多的中唐诗坛，独树一帜。
虽然时代的政治斗争在刘禹锡的诗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但他的诗中，中唐时期盛行的道教及其思想烙印却仍不能被完全掩盖。
一、刘禹锡诗中丰富多样的道教意象
宗教与文学在某些方面是共通的，都需要丰富奇谲的意象。道教思想对刘禹锡的影响之一，正表现在道教为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提供丰富意象。
在刘禹锡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是昆虫鸟兽，这些意象的出现往往与刘禹锡乐观昂扬斗志的精神的自述分不_。刘禹锡使用的不少鸟兽形象都与道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在《飞鸢操》中，刘禹锡写道：“青鸟自爱玉山禾，仙禽徒贵华亭露。”诗中，刘禹锡一连使用了 “ 青鸟”、“仙禽”两个鸟类意象与鸢形成对比，赞美青鸟和仙鹤的高贵。这两种品行高洁的鸟类意象都与道教相关，青鸟是道教神话中女仙的首领西王母所住玉山上的神鸟，是道教传说中西王母的使者，而“仙禽”，即是仙化的白鹤，在道教中是仙人的坐骑，是长寿和灵性的象征，也成为了道教仙学的“图腾”。在刘禹锡的诗歌中，运用了鹤的意象的诗作还有很多，如：《鹤叹二首并引》：“寂寞一双鹤，主人在西京。”《秋词二首》：“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等。
刘禹锡还将道教场所、道教人物等具有浓烈道教意味的特定意象广泛用于诗歌创作，扩大了诗歌艺术发生的时空边界与人物设定。在《秋萤引》、《武陵书怀五十韵》等诗中出现了承露台、昆仑山、玉坛、玄都观等道教色彩浓厚的场所意象。以道士入诗的诗作有《伤桃源薛道士》、《闻道士弹思归引》等，刘禹锡在叙述道士生活或回忆与道士交往的过程中抒发对其生活的向往与自己的志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禹锡的涉及道人的诗歌中，多次出现了女性形象。例如，《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中 “读得玄女符，生当事边时”中的“玄女”被道教奉为“女仙”，地位颇高，《巫山神女庙》中写道：“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庄王。”在讥讽楚庄王的同时，侧面反映出刘禹锡对道教神女的崇敬。
道教为刘禹锡的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意象与养料，道教意象在刘禹锡的诗歌里与其情致合而为一，极大地丰富了其诗歌的想象特性，迸发出妙不可言的灵感。
二、刘禹锡诗中齐同万物的道教意境
意象和意境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密不可分的，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刘禹锡诗歌中的意象受到了道教文化较深的影响，显然，在刘禹锡诗歌的意境层面，也有着中唐道教文化的影子。
在《鹤叹二首并引<其一>》中，诗人在友人客行一年后的'春天，再次在友人家中看见被友人留在故居的一双鹤，鹤含情脉脉地看着诗人，想言却又不能言，诗人因以有感，作此二首诗来咏鹤。鹤寂寞无主，而邻居处夜吹笙歌。结尾处没有只言本宅的寂寞，反说邻居处热闹，便使意外之意渗于诗外。“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一句将诗人眼前之境与远方友人之境融为一体，鹤与诗人主体也合为一体，物我同一，不知寂寞的、思念友人的是鹤还是作者自己。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物我同一、无限空旷的意境，鹤、诗人、读者三者在其中合而为一，时空的界线在这里也已经被打破，旧时今日、此处远方也已贯通成一个无限扩大的大意境。这种虚实相生、物我合一的意境正是对道教文化中的齐物论的继承与具象化。
三、刘禹锡诗中旷达乐观的道教志趣
刘禹锡一生仕途坎坷，为时所弃，空怀凌云壮志，道教思想则使其善于在逆境中排解忧郁，不同于多数仕途坎坷的诗人一般消极抑郁度日，而是保持着他独有的旷达乐观，笑对坎坷与人生，从刘禹锡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百折不挠、积极向上的志趣。
道家式的人生总是着意于心灵的自由选择，这种不与人争的处世态度实则为对人生与世界的普泛同情与悲悯的外化，由此而生的是一种笑对人生的处事态度。
《酬乐天咏老见示》是刘禹锡酬和白居易《咏老赠梦得》的诗，与白居易的诗相比，刘禹锡的诗既符合老年人的正常心态，又有一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人生情趣。诗结尾写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历来为人称道，何焯评论说“四语中极起伏之势。结句既不衰，文章必传无疑”。个中缘由是因为刘禹锡在垂垂老矣之际在这两句诗里依旧灌注了昂扬、旷达乐观的人生志趣，而不显衰颓无力，这是道教思想带给刘禹锡诗歌的精神志趣的营养，也是对其人生志趣的一种升华凝结。
刘禹锡的诗歌，无论从意象、意境又或者其中的志趣而言，都深深地受到道教自然观、哲学观以及人生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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