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是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代表作 《雨霖铃》《八声甘州》。
柳永文学史地位
柳永是两宋著名词人之一。他善于填词而且精通音乐，工于音律，走歌妓乐工合作的道路，在两宋文坛上影响甚大，他不仅留下了213首词作，并在两宋近1500位词人中创作数量排名第15位〔1〕。他的词在当时和后代都广泛流传：从教坊妓院到市井巷陌，从井水之处到宫廷禁中，从中原地域到边疆境外，都能听到柳词不绝于耳的传唱，影响极为深远。柳永词的词史地位虽在历代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议，但实际上其词在后代人那里又被不断的学习和模仿。本文拟从歌妓的歌唱传播和柳永词集的编刻及历代选本选录柳词情况的考察，试分析探讨柳永词的艺术成就和词史地位。
一、宋代歌妓的演唱传播
从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能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五代词的两个创作中心，分别在西蜀和南唐的宫廷，就是由于这种文体最适合于追求享乐的小朝廷君臣的缘故。〔2〕入宋以后，城市经济的繁荣更加有利于词的发展。宋开国后逐渐在都市中取消了“坊”和“市”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便利，《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都对当时的汴京、临安城中商旅云集，百业兴盛及朝歌暮舞，弦管填溢的繁华情景有过生动详细的记载。由于经济的繁荣，各种娱乐场所和设施更加完备，歌楼妓院也随处可见，散落于青楼妓馆的市井歌妓更是数不胜数。宋初政府采取崇文抑武，优渥文士的政策，优待政府官员，鼓励王孙、官员多置歌儿舞女，尽情享乐，许多士大夫官员蓄家妓，朝廷及地方州府也有官妓。宋代重要的商业都市中，凡歌楼、酒馆、平康巷陌和瓦肆都是私妓聚集和活动的地方。其中的东京(开封)和南宋的临安(汴京)更是如此。东京城内的妓馆遍地都是。《东京梦华录》卷二的“酒楼”条对此有过这样的记载：
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淡妖女数百，聚于主廊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伴随都市的繁华，娱乐场所的兴盛而衍生的私妓多居于酒店、歌楼、瓦肆，她们散落在民间，不像家妓和官妓那样有较优厚的待遇，她们主要靠自己的声色技艺挣钱维持生活，因而逐利营生是她们的主要目的。活跃于市井民间寄身于歌楼舞榭的歌妓们为了更好地生存，除了要有美丽的容貌和高超的技艺外，还要有好的歌词来供她们歌唱，这就需要有一个既懂音乐又擅作词的词作家为她们作词，柳永常混迹于其中又写得一手好词，自然是她们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柳永的作品中也提到过创作新词和歌妓索要新词的事，如《玉蝴蝶》(误入平康小巷)“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尾犯》“甚时向，幽闺深处，按新词，流霞更酌。”《西江月》“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私妓的行动要比那些家妓和官妓自由的多，她们能歌善舞，技艺不凡，经常出入一些公共场合，她们的活动也使“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弄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东京梦华录序》)因而也就成了宋代大众艺术活动的一部分，尤其是当一些文人士大夫流连这些酒店茶坊的时候，这些歌妓的活动也就具有了一层文化意义，她们既为文人士大夫的词曲创作提供素材，也为词曲的传播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宋代文人与歌妓的交往比较密切，歌妓是宋词繁荣和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今人杨海明在《唐宋词美学》中说：“词在小舞台(酒宴歌席)上的伴着歌妓的‘出场'，实即枕奠着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舞台，且又挟带着前所未见的歌围舞阵的浩大声势。”〔3〕歌妓唱词沟通着下层社会与上层贵族的`生活。柳永善自创新调，这有赖于他的音乐天分，在他之前的词人们没有哪一个像他那样精于音乐。根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记载，柳永212首词用调135种，张先165首词95调，宴殊139首词38调，欧阳修212首词52调，苏轼351首词76调，〔4〕在用调方面，唐宋词人无出其右。柳词往往呈现出一调多体的特点，为歌妓的演唱提供了宽松的艺术空间，拓展了柳词的传播范围。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柳永“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可见柳永是以他的音乐才能和歌词艺术赢得歌妓们的喜爱的。柳永词又多以艳歌柔曲为主，适于歌妓的演唱。他一生矢志不平，沉沦下僚，他与歌妓的密切交往，除了音乐与文学上的关联外，更多了一层生世遭遇与情感孤独的相互沟通。柳永的词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产生，歌妓往往是其第一读者，其词的传播也首先开始于歌妓们的演唱。
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耆卿与孙何为布衣交。孙知杭州，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之前。若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府会，楚楚婉转歌之，孙即日迎耆卿欲坐。”关于此事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有这样的记载：“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曰……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虽有些夸张，但确说明柳词传播之广。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载：“耆卿一日经丰乐楼前……及柳登楼，师师责之曰：‘数日何往，略不过奴行?君之费用，吾家资君所需。妾之卧房，困君磬矣!岂意今日，得见君面，不成恶人情去，且为一填词去'柳曰‘往事休论'师师乃置酒，具花笺，供笔毕。……”“柳陌花衢，歌姬舞妓，凡吟咏歌唱，莫不以柳七官人为美谈”，此著所记虽多属传闻，但确实反映了书会才人与民间私妓的交往。
史书和词话中有柳永与歌妓交往的记载，他的词作中也多涉及“画堂歌馆”、“笑筵歌席”、“尊前月下”一类环境的描写以及“瑶卿”、“秀香”、“英英”一类的人物形象，表明柳永有过很多流连歌楼妓馆的生活体验，以及她与歌妓的密切交往。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永尝在江淮倦一官妓，临别，以杜门为期。既来京师日久未还，妓有异图，耆卿闻之怏怏。会朱儒林往江淮，柳因作《击梧桐》以寄之曰：香靥深深，孜孜媚媚……。”“妓得此词”后，“遂终身从耆卿焉”。他的作品多次提及妖女之事，如《木兰花慢》(古繁华茂院)“赢得兰堂酝酒，画船携妓欢游。”《玉蝴蝶》“雅俗熙熙，下车成宴尽春台。好雍容、东山妖女，堪笑傲、北海尊垒。”《笛家弄》(花发西园)“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纤手。”《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烟火)“野桥新市里，花浓妓好。引游人、竞来喧笑。”把柳永与歌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则是柳永在创制新声和填写新词方面的杰出才能。柳永有着文学与音乐的双重才能，因而其词作品的流行不仅有文学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插上了音乐的翅膀，配以市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词乐舞结合的形式，使市民大众在鲜活的歌舞表演中愉快地接受。
在柳永的“约212首词作品中情词有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5〕，大部分是他与歌妓们来往、恋爱的记录，有些还写了歌妓的名字，如秀香、英英、瑶卿、心娘、虫娘、酥娘、佳娘等才艺貌俱佳的美妓。这些歌妓多有“莺舌珠喉”、“杏脸花貌”、“明眸娇波”、“柳腰莲步”、“巧笑媚靥”、“歌扇舞群”的色貌，为柳永词歌舞乐结合的传播形式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宋元以来的笔记、话本、杂剧、小说也多记载柳永与歌妓的交往情事。如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风流冢》、《变柳七》等。《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记载：“宰相吕夷简六十诞辰，差堂吏传命正在徐东东家积翠楼戏耍的柳永填写新歌上寿，柳即写下了《千秋岁》……”此虽系小说家言，但原诸史实，或不为妄谈，在这些本事或故事的背后，应该有着柳永与歌妓交往的某些事实存在。这些杂史笔记的记载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歌妓对柳永词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柳永词的传播呈现出这样一种范式：歌词→歌妓→听众。这是一个动态的传播范式，词走向广大的听众，歌妓在其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歌妓的演唱使柳永词达到了与诗、歌、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境界。燕南芝庵在《唱论》“凡唱所忌”一条中说：“男不唱艳词，女不唱雄曲”，柳永词多是柔艳之曲，正适合于“十七八的女孩儿”演唱。其词倚靠着声色俱佳的歌妓的歌唱而鲜活生动地流行于当时，歌妓对柳永词的演唱，使得柳永词以一种文学、音乐与歌舞的艺术整合方式，即歌词+音乐+美女+舞蹈的鲜活形式进行着动态的传播，在歌楼舞榭、勾栏瓦肆、街区小巷、尊前月下等休闲娱乐的场所和环境中，极大地扩大和丰富了柳永词的传播范围。歌妓集欣赏者与传播者于一体，以缓歌慢舞的方式活化了柳永词的存在形式，使观赏者能以一种立体的艺术方式进行审美接受。
柳词因歌妓的传唱而流行久远，许多歌妓因能唱得柳永词而身价倍增。《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洪迈《夷坚乙志》卷十九载：“唐州倡马望儿者，以能歌柳耆卿词著名籍中。”柳永词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充溢于各个角落，甚至传至异邦。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载：“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祀神，但歌(柳永)《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柳词不但流行于歌筵舞榭，勾栏瓦肆，还流行于民间社祀。清黄氏《蓼园词评·评过涧歇》载：“耆卿好为词曲，未第时，已传播四方，西夏归朝官且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其重于时如此。”
歌妓的演唱还出现在富户宴席、官府公筵、或朝廷御宴，柳永词便借歌妓之口自然地传入了宫廷禁中，上层社会如皇帝、文臣也喜读柳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后山诗话》云“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张耒《明道杂志》载：“韩少师持国，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
柳永死后，歌妓对其词依然传唱不衰。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八载：“王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又尝作乐语……皆柳词中语。”黄裳晚年，身逢北宋灭亡前后的衰世、乱世，约作于此时的《书<乐章集>后》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无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柳永词通过歌妓的歌唱传入市井民间，使柳永词拥有了更广泛的接受群体，如王灼《碧鸡漫志》虽讥评柳词“浅近卑俗”“声态可憎”，但所言“世多爱赏该洽”“不知书者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卷下云：“流俗之人尤喜道之”。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好词选》中云：“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曲类》言柳永词：“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
刘克庄说：“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三变。”可见柳词传播的几乎家喻户晓。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载：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于耆顷墓侧，谓之‘吊柳会'。两说中关于柳永的葬地问题虽不一致，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人们对柳永及其词作依然念念不忘。
二、《乐章集》的编刻传播
词是音乐文学，它既具有文学的特征，又有音乐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词的传播不仅可以通过歌妓们“传之歌喉，播之管弦”进行动态的传播，也同样可以像诗文那样以刻本和抄本为媒介进行静态传播。到了宋代，由于印刷业发达，各地官府、书院都刻印书籍，民间刊刻的坊本尤多。因而出现了许多词籍版本。北宋已有总集、别集之刻，如《花间集》、《尊前集》、《乐章集》等，但多数词集刻于南宋。它们之中，无论是总集还是别集，都为词的流传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柳词是当行本色的音乐文学，歌唱传播是它流行久远的重要途径，因此柳词借助于歌妓的歌唱传播风行于一时，《乐章集》在不同朝代的大量编刻是柳词以文本的形式广泛传播的另一种方式。
别集的编辑既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成就的指标之一，也是在传媒手段不够发达的的时代作家作品得以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柳永不仅有自己词专集的编辑刻印，而且在历代有多种版本流行和传世。王兆鹏在《唐宋词史论》一书的《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一章中统计，柳永以现存14种词集版本的数量而名列两宋词集版本排行榜的第1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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