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是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 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
北宋市井文化对柳永词创作的影响
摘要：柳永，宋代词坛上的特殊人物。首先他是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文人，但是他身上却表露出同时代文人少有的浓烈的市井文化色彩。传统文化与世俗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贯穿于柳永一生，在其词创作与生活中烙下了深刻的烙印。本文集中关注宋代市井文化对柳永词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柳永;市井文化;精英文化;慢词
柳永字景庄，一字耆卿，初名三变，而后因词改名，仕途多舛，后改名为永。他一生经历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是北宋所谓‘百年无事’时期。对于这样一位“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大词人，《宋史》上竟无传记，从这点上可管窥柳永词虽风靡天下，但并不被统治阶层的所代表的精英文化者们所接受。同时，词在北宋依旧是一种没有政治地位的文体。明白了这两点，也就不难明白柳永缘何沉迷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去市井文化之中寻找寄托，以及柳永一生仕途坎坷，生活困顿的最终根源了。
一、柳永前期词“多闺门淫媒之语”
柳永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以景佑元年中进士为界。前期词多闺门淫媒之语，后期词则多羁旅穷愁之辞。这跟柳永的切身经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城市的繁华和商业的发达，为士大夫们的享乐主义提供了滋养的温床，优厚的官俸又为其提供了最根本的物质保障。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加之随着宋代经济不断发展，加速了市井歌妓阵营的扩张，致使宋朝的重要商业城市妓馆林立，歌妓云集，作为商业，政治，文化中心的京都汴京更是如此。青少年时期的柳永生活于帝都之中，家境富足，担任工部侍郎的父亲足以为他‘数载酒萦花系’的游冶生活提供保障。正如他在《笛家弄》里所写的那样：
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
那时柳永流连于汴京勾栏瓦肆之中，恣意纵情，与歌妓交往频繁。而柳永的词名，开始在词坛上崭露头角，很快，他得到了当时评论家的注意，成为热门话题。柳永的词，为他带来了偌大的词名，但当时评论却几乎一边倒地倾向谴责。黄异在《花庵词选》中说：
“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王灼更是言辞犀利地批评柳词‘浅近卑俗’，‘比都下福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
二、柳永缘何仕途多舛
“柳三变喜作小词，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日：‘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
这段记载见之于严有翼的《艺苑雌黄》。故事中的仁宗皇帝有意为难柳永起因于柳永第一次科举考试不第后写的一首《黄钟宫・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姿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写得十分豁达狂放，从某种意义上讲表现了柳永年少轻狂恃才傲物的一面，公然声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而科举浮名，比之烟柳巷陌中偎红依翠时的浅斟低唱也不过如此。这大大地触怒了当时的统治者，仁宗皇帝。果然在他第二次科举考试，临放榜时，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就因为这一句话，柳永至“景末登第”，还是改了名字，方得磨勘转官。但是柳永的仕途并不顺利。柳永的仕途坎坷自然可能是因为他‘薄于操行’。但是，文章前面也说到了，有宋一代，统治者鼓励享乐，从皇帝已将到士大夫阶层，皆曾纵情声色。而社会舆论也不加以谴责。可为何偏偏一个柳永就那么倒霉地被皇帝盯上，他升职时却引得物议哗然呢?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让我们先来看张舜民《画墁录》中的一段小故事：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日：“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日：“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日：“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这段词揭示了宋代文坛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雅俗的对立，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市井文化的对立，换句话说，就是当时士大夫趣味与市民趣味的对立。而这，也正是柳永一生升迁无门，仕途坎坷的根本原因。
首先，这涉及到一个词品与人品关系的问题。从古至今，将文品与人品，诗品与人品，词品与人品联系起来，甚至是相提并论的现象在古代屡见不鲜。以词观人，在宋代诗话词话中也并不少见。词的格凋高下完全可以影响到词人的声誉，柳永少时流连于花街柳巷，作过无数露骨庸俗的艳词，其格调不高，时时显得轻薄。而柳永的这些艳词唱诸歌姬之口，词名越显，愈发为正统士大夫所不齿，进而影响仕途，投弃终身。
其次，词在北宋还是一种没有政治地位的文体。词在最初被称之为‘曲子词’，所依的曲调不是中夏之正声雅乐，而是胡夷里巷之曲。被时人视之为‘小道’‘文艺之下者’，被正统士大夫们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淫俗之语不合士大夫的身份，而柳永偏偏在未进官之前就以俗艳词名名满天下，柳词也似乎成为俗艳文化的代表，而词人柳永更是被推到了市井文化代表的位置上，站在了精英文化也就是雅文化的对面，自然而然地被摒弃到了士大夫统治阶层之外。
三、主流文化与市井文化：柳永的价值冲突
柳永生在一个仕宦家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持国事，规君过，述民情，达时变’士人阶层所拥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宋朝科举考试的变革，以儒立国以及‘右文’政策的推行，致使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这直接刺激了士人们经邦济世，舍身报国的热情。宋朝文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要有担负天下重任的自觉精神。柳永本身对仕途充满了憧憬，在受多次打击之后仍然屡败屡战，想方设法干偈权贵，写颂歌献词，希望以词得到晋升。柳永的《乐章集》中现存的干偈词就占了总数的十分之一之多。可以说柳永一生汲汲功名，从未放弃对仕途的努力。深受传统士大夫价值观熏陶的柳永内心深处是存有强烈的儒家兼济天下实现仕途抱负的理想，因此，他不可能认同他在俗艳文坛中的地位，而他本身也并没有主动去扮演俗文化的角色。市井文化，勾栏瓦肆提供给柳永的只不过短暂的逃避现实的温柔乡，却不能够给他永远的价值支撑。
柳永因词而名闻天下，又因词而进身不能。词成就了柳永，但同时也毁了他。从某种程度上说柳永是叛逆的，他的骨子里似乎有一种与正统思想隔膜的朦胧意识，但他的这种叛逆又是不彻底的。当仁宗皇帝让他‘且去填词’时，他并没有选择跟官方挑战，而是自我解嘲式地宣泄自己的苦闷与失意。柳永的人生充满了悲剧与不幸，但又是这种不幸成就了他。士大夫阶层的排斥，使得他不自觉地靠近市民阶层，故而，柳永的词充满地通俗化的追求，以情感的率真传承于世。柳永的一生都陷入市井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从更深的意义上讲是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冲突，是尊雅还是尊俗的冲突。这种冲突贯穿了柳永词创作的始终，在其词创作中烙下了深刻的烙印。
参考文献
[1]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张晓梅，《男子作闺音》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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