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唐诗歌著作中李商隐的诗歌个性鲜明、意象广泛、隐喻深刻，成为晚唐诗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就是小编收集的当代李商隐研究著作三十种叙录，欢迎鉴赏。
李商隐毫无疑问是中国诗史中最有诗性魅力的诗人之一。新时期以来，李商隐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据统计，二十馀年间，大陆出版了各种李商隐研究专著共四十馀部，各个方面都有极为优秀的论著出现，每年也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发表，而且，李商隐研究会自1992年成立以来，在王蒙、刘学锴、董乃斌等历任会长的指导下，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整个李商隐研究呈现出全面推进的态势。张明非指出，高教版《中国文学史》“改变了以往文学史的写法，辟出专章介绍李商隐，这意味着李商隐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已经进入了以李白、杜甫、韩愈等为代表的大家的行列，这是新时期出现的‘李商隐热’以及由此带来的李商隐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新时期李商隐研究的突破与期待》，《中国诗学研究·李商隐研究专辑》)。这也正是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应该说，正是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终于使李商隐走出了历史的尘埃，焕发出其最为独特的诗性光芒。
为展示这些成果，本文选择三十种专著加以叙录，用资参考。这些专著大致分为四类，个别分类不尽妥当，然亦暂为归类，以利叙录;每类之中则以出版时间为序。
文献整理与资料汇编
1.《李商隐诗集疏注》
叶葱奇疏注，全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1998年8月重印。
本书是二十世纪第一个义山诗的新注本， 首创之功，盖不可没。其原文以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为底本，以北宋本(实即清影宋抄本)、南宋本(或即毛氏汲古阁刊《唐人八家诗》本《李义山诗集》， 此本冯浩引冯班语云其为南宋本，实误)、钱谦益抄校本参校，并以唐宋以来之选集与总集入校，择优而从，并不单列校记，凡可供参考之文字异同，均于注释中注 明。义山诗之卷次在早期各版本中均非编年，亦非分体，而是起于《锦瑟》，终于《井泥》。至明代则有分体编排本出现，然不但漶漫古本旧次，且亦无大价值;至 冯浩始以编年统之，而可准确系年之作品亦不多。故此书仍依宋本旧次，以不至更动原貌。然有可确考作年者，即附其题于年谱，并于目录中分注于各诗题下，此亦不失为慎重而又变通之法。全书又有“新添集外诗”与“附录”二项。在附录中，注者辑集了一百余家诗话评论资料，虽尚不完备，然亦初具规模。最后附有简明之年谱。
此书注释亦为作者用力处。虽多本朱、冯 之旧，然有二端值得一提。一是辨别旧注：凡诸家旧注精当可采者均尽量采录，并一一标明;而讹误者则改行引正;朱、冯之注亦有支蔓繁芜者，概行删削;还有应 注而未注者，也以注者积年探索所得而增补之。故此本名为新注，实则在整理旧注上更见其价值。二是对旧注进行文献核引与标识工作，义山诗旧注成绩很大，但其 征引古籍颇 为随意，于书名、篇名、卷数，或省称，或略过，不利于核检原文;而于所引文字也随手摘引，往往所引并非原文，从而贻误后学。作者则甘抛心力，对是书所征引 之古籍均一一标明作者、书名、篇名等，俾读者详知原委，便于查检;而所引证尽量采用原文，原文过繁者，则加删节号标明。
此书还有一明显特色，即书名所标之“疏”。因义山诗词藻 瑰丽而竟旨遥深，达诂为难，故注者对义山诗之兴寄与寓意进行阐发，凡运笔深婉、用典用字隽永之处，以及历史背景等，均于“疏解”中进行解说，并对一些旧说 加以辨正。传统古籍整理工作易生释事忘意之弊，注者于此之努力深可嘉许。当然，义山诗本难索解，注者所论虽大体切当，但个别篇章却显出牵强，此亦为致人所 讥者。
总的来说，此书在义山诗的整理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尤于诗作疏解多切实恰当并时见精义，这是不能因个别篇章的牵强而一笔抹煞的。而且，其于旧注的核引与标识亦很有价值，这是集大成的刘、余书限于“集解”体例而未能进行的工作。
2.《李商隐无题诗校注笺评》
黄世中校注笺评，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此书 对义山无题类诗作了汇校、汇笺与汇评，为研究带来了极大方便。著者无题类诗有着自己的界定，他把义山无题类诗分为三类：即以“无题”为题的诗作共二十首; 以首二字为题者二十首(以首二字为题者本三十馀首，但有十馀首原本有意义，不属此类);虽有题实亦无题之作二十首。此后还附录解笺了与令狐绹交往诗、与妻 王氏之恋情诗及寄内忆家悼亡诗四十首;书前有李商隐传、赠挽诗、《无题》诗话;书后附有论文数篇及《无题》诗谱。全书会校十八种、会注十四家、笺评一百二十家一百三十种，可以说用力甚勤。
朱东润序称此书为“一部极有意义的著作，他平心静气，罗列诸家见地，使读者可以从此备见古今论断，最后作出自己的认识”，所评颇为中肯。
3.《李商隐诗歌集解》
刘学锴、余恕诚集解，全五册，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1988年12月出版，至1998年9月已四次重印。
此书是李商隐诗歌的会校、会注、会评、会笺本，对前代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具有集大成的意义。
据著者研究，义山诗版本分四个系统，又以明汲古阁本之初刻时间为最早而近真，故此书校勘之为底本，参校了其余八种版本，复以唐、宋、元三代之主要总集及选本进行校勘，汇集众本却又极为审慎。
此书之笺评，则汇集了从钱龙惕、朱鹤龄到张采田等十一家之专著，此外，宋以来之诗话、笔记、选本、文集乃至于今人研究著作中有关评注考证资料均加采录，而且间有诸家失注或诸说不同者，均作补注或申述己见。
本书继承了冯浩注本编年的优长，对能够 编年的尽量系年。全书共分三大部分，一为编年诗三百八十一首，二为不编年诗二百十三首，三为附编诗十五首。其编年诗便充分吸收了冯浩与张采田等人的考订成 果而为之。当然，著者对冯、张二人臆测出的“江乡之游”及其一系列系诗进行了辨正，并对义山占数东甸、学仙玉阳、入泾幕与成婚、徐幕奉使与王氏逝世时间 等，作出了新的考证结论。从而使其系年更为准确可靠。
著者还在每首诗的会笺会评后附有按语，不仅包括系年考证及疑难问题考辨的内容，而且还有诗意之解释与主题之阐述，亦多评诗谈艺之语。这些按语均能准确把握义山诗的艺术特征，避免牵强与穿凿，对于不同见解，也并不定于一尊，故于义山晦涩之作，有更为融通与灵活的看法。
全书后附义山之传记资料、各本序跋、书目著录与李商隐年表。
此书确为古代文学典籍整理的典范之作，但在编年与汇集笺评中也偶有错误及疏漏之处，故在十六年后，又出版了增订重排本，对原书进行了一些修订与相当的增补。
附：《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中华书局2004年11月出版。
著者十数年来不断深研且吸取学界成果，故新版质量又大有提高。较之旧版，其尤为显著者二：即对作品的系年与笺评的汇集。
对于作品系年的更动当然会导致作品的移 编，这里就扩大一点，来论述其作品的移编情况。对于作品的移编体现了著者对作品有了新的认识，细勘二书，移编大致可分为七种。一是编年诗中的移编，这也是 移编最多的一项，如《留赠畏之》，旧本次于大中五年赴梓幕时作，然其解实颇牵强，如解归客为“思归之客”，不过为了缝合诗与题注之矛盾而已。而新本则对曾 国藩之说详加推考，用两千字的篇幅举出五证来证明此诗为大中八年自京返梓时留赠韩瞻之作，故移编于大中八年。如此之例甚多，不备举。二是将诗作由编年移为 未编年，如旧本《赠宗鲁筇竹杖》本编于大中十年，然并未说明理由，新本则移置于未编年中。三是将未编年诗移为编年，如《魏侯第东北楼堂郢叔言别聊用书所见 成篇》原未编年，新本则依《汴上送李郢之苏州》而次于大中四年。四是将原本编年的诗作改为附编诗，如旧本《詠三学山》本入编年诗，新本从陶敏所考，以其为 北宋王雍之作而入附编诗。五是未编年诗移于附编，如《访白云山人》与《征步郎》二首，新本疑非义山之作而入附编。六是附编移于未编年中，如《送阿龟归华》 原从冯浩以其为白居易诗，故入附编，而新本则依陶敏所考，论定断非白作，故仍入义山集中。最后一种情况是在其未编年诗中移动，本来其未编年诗是“按题材分 类相从”的，本无移编的问题，但亦有个别诗据理解之不同便有不同的位置，如《房君珊瑚散》，原附于《袜》后，当以其为咏物之作了，而新本则次于《华师》之 后，即以其为与道家有关之作品了。
其二为笺评的汇集。原本注释笺评汇集专著十一家，而增订本多出徐德泓、陆鸣皋《李义山诗疏》与姜炳璋《选玉谿生诗补说》二家。细检其书，增补者甚多，如《瀛奎律髓汇评》与俞陛云《诗境浅说》便被大幅引及。其之集评，原已大备，现又锐力蒐集，更臻详备。
此外，新版的更动还体现在一些微小的方面，如旧本分为“编年诗”与“不编年诗”二类，此为袭冯注本之旧，然“不编年诗”名颇不切，因其诗非不欲编年者，实为无法编年者，故新本以“未编年诗”名之，庶几得实。
然而，新版虽更为完善，但大醇之中亦有小疵。就笺评的汇集而言，其实仍尚未备。如据周兴陆《李商隐诗 歌评点的若干文献学问题》介绍，其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发现了《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的三色评点本，此书手录了朱彝尊、杨守知与金介三人评语。刘、余所辑朱彝 尊之评语乃从沈厚塽辑录本与黄永年藏朱评本录出，且据周兴陆研究，此二本实据此本选录，多有误植：如把朱鹤龄之注误作朱彝尊之评者，把杨守知与金介之评误 为朱氏之评者;此外，还有一些遗漏与文字讹误。而此书所录为数颇多的杨守知与金介之评语亦为《集解》所失收。
未编年诗以类相从，实未为善法，因其分类稍涉仁智之见，故对某诗的编排可左可右，不利检阅。似乎还以分体编排为妥，如此，起码分类标准是明确的。而且，检读也会方便些。至于如何分类阅读，则是研究者的事情了。
全书未附篇目索引，查检为难，这似乎也 当引起著者及出版社的重视。索引之益，研究界呼吁甚久，却不能彻底改观。具体到此书，则更需索引之助，本来，《全唐诗》等检索颇便的版本可以轻松查检到义 山某诗的位置，然此书一来篇帙颇巨，二来则以编年及未编年之“按题材分类相从”的体例完全打乱了原篇目顺序，这也就增加了读者查阅此书的困难。此外，若求 全责备的话，此书还当附有详细准确的参引书目，既示人以信，亦为读者进一步研讨之线索。
还有些无伤大雅的疏误，如原本编年诗三 百八十一首，不编年诗二百十三首，附编诗十五首，其附编诗实当为十六首，或其将《龙邱道中二首》误计为一首了。而新本云编年诗三百七十九首，实当为三百八 十首，或其原本中《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二首》在新本中去掉了“二首”二字，故计数时少计一首;新本附编诗已多有改动，且增入七首，已为二十 五首了，而总目仍云十五首。
冯浩《玉谿生诗笺注》为有清一代治义山 诗之集大成者，乾隆二十八年初版，至乾隆四十五年则有重订本问世，时隔十七年，刘、余本旧本与增订本相隔亦十六年矣;而冯注之定本乃其第三次增订本，时为 嘉庆元年，与重订本又隔十六年，深望此本亦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有更为完美的本子出现。
4.《李商隐诗译注》
邓中龙译注，全三册，岳麓书社2000年1月出版。
此书对李商隐的全部诗作进行了注释、解说、分析尤其是今译工作，篇帙甚大，费力甚巨。
是书原文以冯浩《玉谿生诗详注》为本， 校以其他九种版本;而笺释则不但参考了朱鹤龄以来直到张采田等清人及近人的成果，而且也参考了叶葱奇、刘学锴、余恕诚等今人的成果。加上著者十数年浸淫于 此，故此书在对词语、典故与有关史实的注释与诗意的诠解方面颇称细密允当，不少地方也有著者个人的考证之功，亦颇为严谨。诗篇之排列从冯浩本分为编年诗与 不编年诗两项，并增一项集外诗。每诗后分为题解、词释、语译、分析四部，其中，作者更重视词释与语译二者。对于前者，著者云其本拟以冯注为本迻录，却发现 冯注引文多非原文的忠实引述，故在词释里，著者于原文之引证进行了清查标引工作;对于语译，著者也下了很大功夫，务求气韵生动而又不失原诗的神味。全书最 后附录《李商隐年谱》与《参考书目》。
当然，全书也还有不少缺点。如其云“可以说，‘词释’一栏应该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因为，这是自有李商隐笺注以来所没有的”，此言未免夸大，著者既曾参考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应该注意到叶书的努力。再如，著者多次强调了引述古籍之严谨，然书后却未列古籍的引用书目。其实，古书版本甚多，引此本与引彼本，字句上可能会有不同乃至于大异，如此安排，似为失策。
“集外诗”之列，本极谨慎，且亦考有所 得，如考出《咏三学山》非义山之作等。然体例颇乱，中收《子初郊墅》，著者以为当义山之作，故亦有题解与语译，然冯注本实收此诗，此书以冯本为底本，未知 何故入于集外?又《赤壁》、《定子》等诗，绝非义山所作，著者亦未加词释及语译以别之，然著者已认定《柳》非义山之作，却仍有题解、词释与语译，亦未详何 故。
还有，其今译的努力值得尊敬，但还是不得不指出，今译不可避免地要选择一种对诗的诠解，这种选择无论如何，对义山诗而言，其实都是一种舍弃。
总的来看，全书虽极努力，但在收录作品、编年系诗乃至于一些具体注释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5.《李商隐诗集今注》
郑在瀛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作者写作此书是为了给广大诗歌爱好者提供一本李商隐全部诗歌通俗而简明的注释本，其努力颇值嘉许。
其书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二十九年 毗陵蒋氏刻《中唐人集十二家》之《李义山诗集》为底本，参校了朱鹤龄、冯浩等人的笺注本。由于本书着眼于通俗，故文字校勘只择善者而从，不作繁琐罗列。注 释与评解则酌用了朱、冯以及张采田、黄侃、叶葱奇、苏雪林、杨柳、刘学锴、余恕诚等人的研究成果，亦多有著者自己的见解。
总体来说，全书今注部分颇能博采众家之长，并且言简意赅，以注明典实、有助于理解原诗为务。简释部分亦要言不烦，多能叙明作诗时地与环境，并揭示诗意之所在。
然亦有可议处。一是“全诗按商隐生平先 后大致作了编排”，大致编年，利弊均有。其利在于，个别篇章虽无法遽定作年，然大体可推知或甚至可以臆测其所作之时段，若不求严谨，自可相机编排，使读者 按年索阅，当可提供义山诗历时性之全貌，亦有助于阅读与研究。但义山诗公认可以编年者，不过三百馀首，此书强为编排，大多既颇牵强，复增混乱，故亦未为善 法。二是对底本所录之诗，去就颇为随意。如其底本同时录有《垂柳》、《清夜怨》与《定子》三诗，均非义山之作，著者将前二诗刊落，却将第三首收入;它如 《游灵伽寺》明系许浑之作，亦为收入，虽在注中注明“亦见××集”，但终嫌不妥。然如《送阿龟归华》诗，则又因冯浩之说而决然删去，又不循上例而两存，亦 似未当。且据陶敏所考，此诗断非白居易所作，还当以义山所作为是。
6.《李商隐资料汇编》
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编，全二册，中华书局2001年11月出版。
此为中华书局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之一种，故其体例与前此所出诸作均大致相同。刘学锴、余恕诚在数十年来编著《李商隐诗歌集解》与《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大量资料，又由黄世中进行了补编，故此书之完备可以想见。全书汇辑了从晚唐到近代有关李商隐研 究的几乎所有资料，包括其生平事迹的记述、佚诗及佚文的记载、诗歌及骈散文的评论、作品时代背景及本事的考证、文学典故的诠释。其中，对义山诗歌的总评及 诠释、疏解、鉴赏则为辑集的重点。全书采录之著作五百二十馀种，作者四百九十馀人。就资料辑集的侧重而言，其与《集解》一书虽都以丰富的资料辑录见长，然 也各有侧重。《集解》一书以诗系评，故其所录资料全为与具体作品有关的考证、诠释、疏解与鉴赏的内容，所以，能将前人全注本的注解与笺评全部收入。而《资 料》则不仅收集具体作品的评论资料，还收无法系于某具体作品之下的总评以及义山的生平资料，故更为全面。但因体例所限，对于全注本的注解与笺评则只能阙 如。当然，就具体作品之资料也有不同，《集解》虽集大成，但也还有所选择，而《资料》则着眼于资料的汇集，故一般而言尽量采集。比如，高步瀛《唐宋诗举 要》有数条有关义山诗者，《集解》并未全录，而《汇编》则全数录入，以此二书正可相互补充。
而且，经过编著者的努力，此编亦收入了 许多珍贵资料，如朱彝尊之评点以前只可据沈厚塽之辑评，还不完备，此书则得到了黄永年收藏之过录本;钱龙惕《玉谿生诗集》亦只在朱鹤龄注本中引用了一部 分，全书则未见，今则经袁行霈之助据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影印舶归;还有徐德泓、陆鸣皋的《李义山诗疏》亦失传极久，现经森冈缘之助于日本怀德堂文库得到了 复印件。故其所收极为全面而齐备，嘉惠学林，洵为义山功臣。
当然，此书之汇集亦有未周之处。著者在前言中即云：“我们估计明代以后，尤其是清人的研究成果，由于存世文集太多，还会有不少遗漏。”这种遗漏对于资料之汇集而言是正常的。除此之外，也还有编者已经使用了的征引书目，还会因版本的不同而产生一些疏漏：如周兴陆《李商隐诗歌评点的若干文献学问题》一文即据其所发现《重订李山诗集笺注》的三色评点本而对此书提出了许多补充意见，其对于朱彝尊评语的辨正及对杨守知与金介二人评语的补辑，都是可以增补本书的。
7.《汇评本李商隐诗》
刘学锴编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义山诗之评笺资料，至《李商隐诗歌集解》而大备，然篇帙浩大，通读为难。此书则选取义山诗中代表性作品一百六十一题一百八十一首，约占现存义山诗近三分之一，然后进行汇评工作，亦有益于研讨。
全 书亦分为编年诗与未编年诗两部分，而未编年诗大体上以题材分类编次。诗不列注，只在每诗下列集评一栏，录历代评语。不过，也多将其个别对诗意的诠解之处录 入为评，以帮助一部分读者理解诗意，又尽量兼采各种不同的评说，以供读者比较选择。这些评语大都来自于著者在《集解》中搜集到的资料，但相比旧本《集解》 而言，亦有个别溢出者。集评后复有著者按语，大多亦著者为《集解》所撰者，然较之《集解》，尤通俗而简明。此外，本书虽脱化于《集解》，然亦有优长之处， 如其前冠“总评”一目，录晚唐至近代九十二家总评，这大多都是《集解》因体例所限而未及收入者。当然，其书乃据旧本《集解》而成，亦有个别疏失未及据新本 订正。
8.《李商隐全集》
冯浩注;王步高、刘林辑校汇评，珠海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义山传世之作即诗文二端，诗歌历来传承有绪，而其自编文集则早已不传。清人辑得其文，然亦各自为书，迥不相谋，更遑论将其诗文合刊了。所以，编者历史上首次将李商隐传世的全部诗作与文章合为一编，名之曰“全集”，庶几利于学习与研究，确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此书诗集部分以冯浩乾隆庚子重刻本为基 础，不但收录了全部的冯注，而且还吸收了新的古籍整理成果，补充从各种诗话、序跋、野史笔记中汇辑的对诗人、诗作的精到评论。此外，在冯注基础上，编者还 对冯氏未注之处略有补注。而文集部分则以冯注本与二钱补编本为基础，并以《全唐文》校之。全部作品按文体编排。其后还有三篇补遗，义山《杂纂》亦补入其 中。全书后附各本序跋凡例、史传、赠诗、年谱、诗评以及钟来茵《李商隐及其诗研究综述》一文。
然而，此书尚有不妥与疏漏之处。大致而 言，约有三端。一曰体例不纯：其诗全收冯注，又有补注与辑评，而其文集部分则因“今人重诗不重文，且文之注释又很冗长，因而将注文删去”，非但前后体例不 一，且厚此薄彼，令人至感遗憾，因此一点，则文集之附，便同点缀;而“全集”之名，恐不符实了。二曰辑录不全，其诗后所辑评语，大致未出《李商隐诗歌集解》范围，且更少于彼，故学术价值上便不能不打折扣。三曰辨别不精，如诗集与文集各有补遗，但事实上，所补者大多非义山之作，当有以别之。
9.《李商隐文编年校注》
刘学锴、余恕诚校注，全五册，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2002年3月出版。
樊南之文，清人也做过整理工作，虽亦有 得，却颇为支离。建国以来，由于古代文学研究重诗轻文的倾向，樊南文亦少有进展。钱振伦在《樊南文集补编》自序中曾希望有人能“更合本集以成完书”，这个 简单的愿望却在长时期内没有实现。本书著者把清代两种注本所收樊南文合为一书，使之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出来，仅就此而言，已是功莫大焉了。且徐、冯、 钱诸注本虽有系年考证，却均分体编次，不利于知人论世，故此书改为编年，体例大致与《集解》相同：即全书分为编年文与未编年文两部分。唯文更易于编年，于 此前人颇有所获，而著者更就移家关中、入幕陈许、居母丧之过程等处详为辩正，再加上著者本即于义山诗及义山生平有大量考订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诗文互 证，从而为樊南文编年达三百二十五篇之多，仅有十七篇无法确切编年者。当然，著者亦颇谨慎，在全书之后又附了分体目录，以便观览。全书之文字校勘，以清编 《全唐文》为底本，以《文苑英华》及《唐文粹》参校，且忠实引录了《文苑英华》“一作某”之注及钱注本所注存之《永乐大典》异文。注释亦同《集解》，汇集 并辩明诸家旧注，并加按语与补注。樊南之文，亦少有评语，著者亦一并录入文后，以便研究。全书后附《李商隐文佚篇篇目》、《分体目录》及各家序跋、史志书目著录及存目文。
此书的出版，不仅对推动樊南文的研究从而更全面地推进李商隐的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对于纠正古典文学研究重诗轻文的倾向、平衡整个唐代文学研究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惟全书亦未附参引书目，似为不妥。对于存目文，此书仅录其题，而未录其文，似未为当。实亦当从《集解》之例，全录原文、原注于后，以资研讨。
李商隐人物生平
诗人政治与人生的坎坷，情感的郁积和灵魂的无以聊赖，形成了李商隐悲叹感慨的心态。
李商隐的诗不受人、事、景、物之限，而是处处浸染着无端的悲思慨绪，隐含着一颗寥落、幽怨、缠绵悱恻而又似有某种追求的心理。他的诗于朦胧中透出一丝光亮，感情的影子徘徊在诗行之中如烟似云，扑朔迷离，显露出他政治和人生追求上的失意和执意的矛盾心理。
(一)坎坷的人生经历
十岁那年，李商隐之父卒于幕府，孤儿寡母“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虽在故乡，却如同外来的逃荒者。家世的孤苦不幸，病弱的身体，形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性格，同时也促使他谋求通过科举来振兴家道。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得到令狐楚的赏识，不仅被聘入幕府，又帮他在开成二年(837)中进士。同年底，令狐楚病逝。李商隐于次年春入径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爱商隐之才，将最小的女儿嫁给他。当时朋党斗争激烈，党人的意见，孤介的个性，使得李商隐一直沉沦下僚，30年中有20年辗转于各处幕府，远离家室漂泊异地，不由自主陷入到朋党倾轧的漩涡之中，政治上受歧视，人格也受到诬毁，这巨大的精神压抑和心灵创伤使李商隐获得了刻骨铭心的悲剧体验，积郁了浓浓的一腔悲愤，也为其诗歌悲美意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早年的学道经历是李商隐诗歌呈现悲美意境的另一原因。唐自高祖起就尊崇道家。晚唐时期，学道崇道已成社会风气。李商隐正出生和成长在那个崇道的年代，无可避免的受到当时风气影响。在玉阳山学道时，他对道家经典《道藏》下过苦功，他还学会了道教中“秘诀隐文”的表达方法。在学道过程中，有一个人对李商隐诗作甚至是爱情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李商隐一生爱着的女冠宋华阳。但道门中宗派林立，教规森严，所以，李商隐和女冠宋华阳的恋爱自然又变成不合法的。这是李商隐诗歌呈现悲美意境的根本原因。
时世、家世、身世多方面原因促成了李商隐易于感伤的内向型性格与心态。禀赋的才情、悲剧性和内向型的性格，使他心灵善感，而且感情异常丰富细腻。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世态，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种种不幸加深着他内心的沉痛，崇高美的事物在不断变化中的消沉、幻灭，引起了他的关切、彷徨和探索，这无疑成为他的艺术创造中悲美意境的特点。
(二)诗中的悲美
李商隐以其特有的才情，创构出许多美丽空灵的悲情诗歌，其中有取材自神话传说、佛道故事的，也有现实和日常生活的。这些诗，意境迷离，诗势缥缈，诗语艳丽，诗旨沉博，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
1.朦胧诗歌中的悲美
李商隐的笔下往往是美的悲剧，充满了浓重的失落、怅惘与悲哀。透过悲美的意境，我们能看到诗人的理想，看到一颗寂寞追求的脆弱的心。朦胧的美学特征，使人读来如雾中观花，云中望山，留下了十分广阔的想象天地，令人陶醉。
如《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从意义结构看，诗人对瑟存在的理由发出疑问，继而对人生目的质疑，接着又探究了梦境与现实的相对性，蝴蝶与杜鹃就是这样的典型例。随后，又表现出人生悲剧的情景，而这种情景是通过流泪的珍珠和锁于烟雾中的不可得到的玉体现出来的。最后，道出自己的惆怅感。诗中用语的锤炼很值得注意。“锦”这个词，不仅具有视觉上的感染力，还代表着富丽堂皇。“锦瑟”意味着幸福，意味着人的青春年华。“瑟”、“蝴蝶”、“杜鹃”“珍珠”、“玉”是诗中的关键词，“瑟”是这首诗的主要象征物，即可代表婚姻，也可代表人生。蝴蝶象征人生的转瞬即逝、扑朔迷离。杜鹃象征着悲剧性的婚外恋爱。珍珠或者代表分离的情人，或者不被赏识的才华，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玉，很可能象征着追求不到的物或理想，这一切都在朦胧美中体现了一种悲美的意境，通篇体现出作者的伤感之情。
2.含蓄诗中的悲美
李商隐的诗幽美含蓄，他致力于情思意绪的体验、把握与再现，用以状其情绪的多是一些精美之物。诗歌表现采取的是幽微隐约、迂回曲折的方式，不仅无题诗的情感是多层次的、含蓄的，而其他一些诗也常在悲美意境中表现得幽深含蓄窈渺。
如《春雨》：“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畹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咸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诗歌中为所爱者远去而“怅卧”、“寥落”、“意多违”的心境是一层情思;进入寻访不遇，雨中独归情景之中是又一层情思。设想对方远路上的悲凄，是一层情思;回到梦醒后的环境中来，感慨梦境依稀，是又一层情思。雨丝、灯影、珠箔等意像，美丽而细薄迷蒙，加上情绪的暗淡迷惘，诗境遂显得凄美幽约，处处在含蓄美中体现出悲美意境。
诗人对自然景物的感受不是纯客观的，而是通过世界观的折光来感受和反映客观事物。正因为每个诗人都有各自的主观因素，所以他们在反映客观的自然景物中便显示不同的创作个性，创造出不同的意境。而李商隐的悲剧命运，便使得其诗中充满了悲情伤感，创造出了悲美意境。然而，李诗的感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伤春悲秋，而是生发出一种人生感慨，其中既包含了对美好事物衰减的深深惋惜，也包含了诗人对生命、光阴的无限珍惜和依恋，蕴含诗人对时代、社会、人生的思考。
李商隐出生寒素之家，挣扎在沦贱艰虞的处境中，在大半生的幕僚生涯中，一方面饱受孤寂、飘零之苦，一方备受受感情的煎熬，中年又遭受丧妻之痛。这种漂零落泊，情无所依的孤寂生活，使他积郁的悲愤之中更添一份悲情哀怨。情感世界深处的冷寂是诗人悲美意境形成的重要原因。情感因素往往是心态的核心因素，而诗人情感郁积得既深又广，这也就必然导致李商隐悲美创作的情感内聚力不断增强，进而对他诗歌的悲美意境产生持续不断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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