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2020-11-12 李商隐

　　无题诗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真实情感，描写的对象事物又是什么，都似是而非，莫衷一是。

　　李商隐的无题诗一直是李商隐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在读者被李诗巨大艺术魅力深深吸引的同时，其纤丽柔媚的风格与雕琢香艳的词句，也唤起了读者的兴趣与想象。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晚唐唯美文学运动中无疑是最为成功的文学创作。但是李诗隐约幽微的诗旨，其晦涩难解的程度，也可谓登峰造极，少有出其右者。无题诗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真实情感，描写的对象事物又是什么，都似是而非，莫衷一是。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卷23《玉�生诗年谱序》云：“有唐一代惟玉�生诗词旨最为微晦。遗山论诗已有无人作郑笺之叹。”李商隐诗意晦僻，而尤以无题诗为最。

　　本文也欲围绕李商隐无题诗研究，就以下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观感和浅见。

　　一、无题诗的范围

　　对无题诗的范围，学者们似乎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张明非介绍了对无题诗界定的几种方法：“一种着眼于题目，认为标明无题、以首二字或篇内二字为题、题目本身无意义或与诗意了不相涉者，均可归为无题;一种着眼于题材，认为一部分写艳情或爱情的诗，即使有题，也可归于无题，如《圣女祠》等;一种着眼于体裁，认为除内容须写爱情外，形式必须是七律。界定方法不同，无题诗范围自然难以确定，一些研究者在讨论时，便将自认为属于无题却未明确标题的统称为准无题诗。”1 因此，不同学者在论文中所标明认定的无题诗具体数目亦各有不同，现略举几例：如汤翼海认为无题诗应为15首，2 刘学锴的《李商隐》中认为有17首，许总所著《唐诗史》中认为有19首，王灿认为有51首，3 何剑平认为有68首，4 阎海翎认为有99首，5 等等。

　　依照冯浩《笺注李义山诗集》的分类，“无题诗”计有：五古二、七古一、五律二、七律七、七绝五，共17篇。但是“幽人不倦赏”一首，冯浩《笺注》作“失题”，旧本则都连在“八岁偷照镜”之后，题作《无题二首》;《唐音戊签》分入五古中，亦题作《无题》，所以如依旧说，将“幽人不倦赏”一首划入，共得18篇。但汤翼海先生在其文中指出：

　　无题诗见于通行之玉生诗集以无题为题者十七首。然纪昀谓“幽人不倦赏”五律乃与无题诗相连失去本题误合为一者。可信无疑。又“白道萦回入暮霞”，一曰《阳城》，既别有题，当非无题矣。故均不为考释。又李义山诗集辑评卷上有“蝶三首”，“长眉画了绣帘开”及“寿阳公主嫁时妆”七律两章均归附于此题之下。纪昀谓此二章乃冶游之词，误入于此。冯浩编为无题二首。此二章诚如纪昀所言，盖冶游之词，非写蝶也。拙见以为此二诗编于“含情春�晚”无题诗前后，差近之矣。此类诗谓之失题则可，谓之无题则不可矣。

　　综合以上各家看法，我以为汤翼海先生观点最为可取。从十七/十八首变为十五首的原因，汤先生已经作出解释。至于所谓从体裁(必须是七律)或是题材(爱情诗/艳情诗)着眼，我以为并非无题诗的界定标准。先说体裁。从冯浩的分类来看，无题诗中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七绝均占一定比例，并非七律一家天下。虽然张尔田认为“无题诗格，创自玉。且此体只能施之七律，方可宛转动情”(《李义山诗辨正》《无题四首》后)，但已有学者指出了张氏此说和其处理无题四首的自相矛盾之处。6 因此此说不足取。再看题材：如果说有一部分爱情诗/艳情诗应归于无题诗，那么问题是：1.这样的爱情诗/艳情诗归入无题诗的标准是什么?仅仅是因为这样的诗无题吗?抑或接近无题诗的意境?2.如果无题诗以爱情诗/艳情诗为主要题材，为什么历代方家会感叹“无人作郑笺”、“词旨微晦”?爱情诗/艳情诗的诗旨不是一目了然么?至少这类题材的诗不会有“涩僻难解”的声名。那么这样的分类是否值得我们商榷呢?因此，仅仅以爱情/艳情来概括无题的题材似乎有失片面，作为无题诗的界定标准也就失之偏颇。当然，关于无题诗的题材内容之争，“爱情说”、“寄托说”、“泛论说”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各派见仁见智，各有所长。此题不在本节讨论范围之内，另当别论。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即“摘首二字为题或以篇内二字为题、题目本身无意义或与诗意了不相涉者”亦为无题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李义山诗集三卷》条下言称：

　　无题之中，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候”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倦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云云。(纪昀《三家诗评》与此字句近似，而意旨全同。)

　　纪昀的看法，至少能代表一部分学者的看法。相连误合为一者，汤翼海先生已有所澄清，那么摘首二字或以篇内二字为题呢?我以为这类诗和无题诗还是有区别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每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李商隐有意创制无题诗格，自是“诗词之意不能以题尽之”，既然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来概括诗旨，那就“无题”好了。而以诗中二字为题，则有欲说还休之意，几近一语道破。否则，为何李商隐不作统一处理，将此类诗全部以“无题”命名，或是以诗中二字为题?何必多此一举?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拙见，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纵观李商隐全部诗作，十五篇的数目只在六百多首诗中占0.33%强。但就是这十几篇无题诗，也成为各派学者研究争论的热点问题。

　　二、无题诗的研究方法

　　前人研究无题诗，多结合李商隐生平经历、社会背景来分析创作动因和心理状态，并以史料为依据，对无题诸诗的内容和意义进行品评。但因受到“知人论世”、“文以载道”等儒家观念的影响，有时难免矫枉过正，言过其实。叶嘉莹在《关于评说中国旧诗的几个问题》中说：“中国的说诗传统与中华民族固有的思想，实在有极密切的关联。在中国固有的思想中，自当推儒家与道家为二大主流，其影响及于后世者亦最为深广。在中国文学批评方面，当然便也不免受有这二派思想的明显痕迹，形成受儒家影响的‘托意言志’派和受道家影响的‘直观神悟’派。儒家思想重视人的实践道德，故其影响及于文学批评时，便形成‘说理则以可实践者为美，言情则以可风世者为美’的一种衡量标准。因此说诗人乃经常喜欢在作品中寻求托意，并且好以作者之生平及人格为说诗和评诗的依据。…… 中国自《诗经》、《楚辞》以来，比兴讽喻之说可以说早就为此派尊立了悠久的历史传统。”这本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但如果一概而论，认为事事都有托意，自然难免横加猜测，误入歧途。另外，我们知道诗人的作品总是多少带有自己生平经历和内在情感的痕迹，但二者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也并不会因此形成一种映射关系，每一首诗都能在作者的现实生活或生平经历中找到本事。艾略特也曾说过类似的看法：“诗人的心灵活动可能部分地或纯然地依赖诗人本身的经验;然而诗人本身的穷困苦楚和他创作的心灵之间是有分别的;…… 艺术和事实之间永远有绝对的区别。”7 姑且不说这种区别是不是绝对的，但至少我们应该明确一个观点：艺术源于生活，却是高于生活的。

　　学者张尔田在《李义山诗辨正》中的观点：“‘近知名阿候’一首，必有本事，非戏作艳诗也。至‘万里风波’篇，则确系无题，不得谓本有题而失之。其摘诗中二字为题者，只有寄托、本事二种，细玩全集自见。”尽管张尔田认为无题诗俱有本事、寄托，但终不能面面俱到，自圆其说，他也有找不出寄托所在的时候，其时只得语焉不详。他一方面批评纪昀“纪氏于玉一派本未深考，且其妄下注释矣”，另一方面他自己却不能对寄托或本事自圆其说，难以让人信服。

　　张尔田长于史学，“其年谱部分，应有而有，弗蔓弗枝，诚不愧谱之正宗。史文每条下钩稽条贯，曲达旁通，唐集人事之讨究，自今已前，无有若是之详尽。”张氏在史学方面才干非凡，确实令人瞩目。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史事史料的搜寻比附，是否能完全深入地剖析作品的内涵，直达作者的本意?

　　黄宗羲较早注意到诗与史的关系：“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诗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证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但有意识地将诗文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当推陈寅恪先生为首创。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的方法主要集中在其所著《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中，其原则是：一是甄别资料，博考而慎取;二是用诗证史，必须辨别“古典”和“今典”;三是诗文证史不仅以诗文为史料，而且诗史互证，方能融会贯通。

　　卞孝萱先生在《邓之诚与〈清试纪事初编〉》一文中总结了学术上以诗证史的传统，卞先生认为“以诗证史，实有两派：一派为黄宗羲――邓之诚，采用纪事形式;一派为钱谦益――陈寅恪，主要采用笺释形式(如《钱注杜诗》、《元白诗笺证稿》、《钱柳因缘诗释证》)。”8 刘师培也提出，“《全唐诗》中所载感时伤世之诗，均可与史书互证。”(《读全唐诗发微》)

　　我以为以史证诗(文)和以诗(文)证史是两种可以互相结合、互通有无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绝对排斥的，但以诗(文)证史时，尤其需要注意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几点原则。王静安先生亦云：“……三百年来治之者近十家，盖未尝不以论世为逆志之具;然唐自大中以后，史失其官，武宗实录亦亡于五季。故新旧二书于会昌后事，动多疏舛。后世注玉诗者，仅求之于二书，宜其于玉之志，多所格也。”(《观堂集林》卷23玉生诗年谱序)那么，如果研究者能够避免各位方家指出的片面偏颇之处，研究自然会有心得和成果。当然，亦有学者对“以诗证史”的方法不以为然，认为不足取。9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李商隐研究的方法和视角逐渐多元化，除了已有的研究方法，不少学者尝试使用西方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符号学、结构学、语境学等不同方法，对无题诗的构思、结构、意象、境界、艺术风格/特色以及无题诗的'成因等进行探讨，一时间热闹非常。这种局面势必在日后的研究中持续下去，促成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三、结语

　　囿于篇幅，本文只是选取了李商隐无题诗研究中的两个并非热点的问题，简单谈了谈自己的愚见。关于无题诗，其实还是有大量可供研究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李商隐所作的无题诗虽然数目不算太大，但是李商隐之前基本上没有无题诗，李商隐之后，也没有一位诗人在无题诗上压过他。总而言之，李商隐是无题诗的鼻祖，也是倾注心力创作无题诗的诗人。

　　无题诗中，大多是哀怨感伤的作品，呈现浓厚的缺月残花的情调，钱谦益在《注李义山诗集序》《有学集》卷十五称: “义山《无题》诸什, 春女读之而哀, 秋士读之而悲。”虽然“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李浩《释怪》评义山诗)，但是诚如纪昀所谓的“无题诸诗，大抵祖述美人香草之遣，以曲传不遇之感，故情真调苦，足以感人。”(《诗评》评“何处哀筝随急管”一诗后)。香艳而不轻薄，清丽而不浮浅(刘大杰)，仍然不失为名家的文学佳作，而孙德谦所说的“义山之诗韬华耀采，促弦锦瑟，自写其玄愁;香烛哀筝，非关于附物。”(序张尔田《会笺》)也不算是言过其实。

　　在中国诗歌文学史上，李商隐无疑是最为出色成功的诗人之一，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他的影响，不仅及于同时代的温庭筠、段成式、李群玉、彦廉诸人，当日风行一时的“三十六体”，正说明了李商隐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功和影响。并且晚唐之后，源流所及，宋初由杨亿、钱惟演、刘筠诸人所代表的西昆体，更是以李商隐为典范，致力于追求模仿李商隐的无题诗、咏史诗。有学者认为，“从宋初期西昆体初具宋诗风貌，到中期的王安石、黄庭坚等大家，以及江西诗派的典型风格，乃至南宋范大成、陆游、杨万里所承传沿袭的宋诗余波，无不潜存着李商隐诗歌艺术追求的影响，尤其是‘无题诗’所表现出的议论使事之风更是影响至深。”(10) 在诗坛上，李商隐的无题诗这朵奇葩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超越时空永久绽放，令人心向神往，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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