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最激动读者的是作者上下求索的精神。诗人在现实世界遭到失败之后，又幻想了对重华的陈词，开始了上叩帝阁，下求佚女的求索，诗中写道：
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圈。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下面紧接着写寻求宓妃、有娀之佚女和虞之二姚的失败。在这里，作者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和事物都驱之于笔端，为自己服务。他饮马咸池，总管扶桑，望舒为前驱，飞廉作后属，鸾皇、雷师等都为之服务，供之驱遣。这一幅幻想的图景中，作者的上下求索，正是现实中他为楚王“道夫先路”和“奔走以先后”精神的体现。而且诗人在求索过程中的不惮失败，充分表现了他对理想的执着精神，洋溢着热烈的感情。在这一段里，诗人不但着力于追求过程的叙写，而且以满怀感情的语言诉说着：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肤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这就使诗人的追求更富于热烈和愤激的感情，而且明确地表示了幻想境界正是现实的反映。浪漫主义确实是以走出现实而描写幻想的境界为特点，但是幻想境界不过是现实社会的折影。屈原的幻想正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的，是幻想化了的真实社会的形象反映。叩帝阍而不见纳，立刻使我们想到了屈原“荃不察余之中情”、“怒而疏屈平”的现实，而那些“帝阍”的“倚阊阖而望予”的洋洋自得的形象也正是得宠于楚王的党人们的写照。诗人听从灵氛的吉占而进行的一次“指西海以为期”的神游，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内心在去留问题上的激烈冲突，而且最后以“临睨旧乡”，“仆悲马怀”作结，把屈原爱国主义的现实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幻想的描写层层深入，感情波澜壮阔，把人们引入层出不穷的神奇变幻的情景之中。我们被吸引着、感动着、悲叹着;并且也被诗人的崇高的理想、高贵的品质、热烈的追求、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励着，仿佛自己的心胸得到了开阔，灵魂得到了净化，精神得到了升华。这就是屈原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所取得的艺术效果。屈原笔下几乎把他能收集到的神话都驱遣调动起来，而且这些神话中的人物都不是诗人为了向读者夸博炫奇，而是借用它们来表现诗人内心的激烈矛盾和斗争，它们是为统一的主题服务的活的形象。《离骚》里玉鸾在啾啾地鸣叫，凤凰在翼翼地飞翔，蛟龙在架桥，玉虬在驾车，若木可以拂日，鸩鸟可以作媒，望舒、飞廉在前后奔走，鸾凰、凤鸟在上下飞腾，一切都在诗人的笔下活动着一一按照作者的统一步调和指挥，结撰成一个神奇变幻的境界，烘云托月般地突现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3、大胆而不失真实的夸张：
浪漫主义的作品往往还要用夸张的手法来突出描写对象的特征。《离骚》里就事物的本身加以扩大或缩小的夸张手法不多，但是却很能表现事物的本质特点，他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人不能九死，但诗人为了极力表现自己向善之心的永不改变，用“九死其犹未悔”来夸张，突出诗人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离骚》里的夸张多用在对某些象征性事物的重复性描写上。如为了表示诗人的芳香高沽，诗入用他佩带香花芳草来表现，但这些香花芳草的种类之多就是夸张，说他“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薛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这种重复性的夸张，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高洁的道德品质。
我们在指出《离骚》的浪漫主义手法的时候，还要明白，屈原的浪漫主义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它揭露了现实的黑暗和污浊，揭示了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斗争，并且展示了光明战胜黑暗，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前景，因此没有粉饰现实，而是激起人们向往光明，向往美好，唤起人们对黑暗现实的反叛情绪。因此，《离骚》的浪漫主义是积极的，健康的，培养了我国人民高尚纯洁的品格和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三、《离骚》在艺术上的第三个成就就是发展了比兴的艺术传统，使之达到新的高度。
比和兴在《诗经》的民歌中得到很好运用，但《诗经》中的比和兴往往是单纯的，质朴的，很多情况下比和兴都能很清楚地分开。《离骚》不同了，它的比兴更复杂、更广泛，王逸《离骚经序》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虽然在具体认识《离骚》的比兴内容上还可商榷，但是他已指出《离骚》比兴手法的复杂广泛。我们很难指出《离骚》里哪些是兴，即使是比，诗中也没有给我们以某物比某物的明示。朱熹在《楚辞集释》的《离骚经序》的注中说：“《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但他在《离骚经》的注文中，说了不少“赋也”、“比也”、“比而赋也”、“赋而比也”之类的话，却没有提到哪儿是兴。《离骚》中确乎难找到明确的兴。而朱熹说到的一些比，后世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他在“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下注云：“比也。……言己种莳众香，修行仁义，以自洁饰，朝夕不倦也。” 我们现在大多不同意朱熹把种植众香看成是“修行仁义”的比喻，而认为是比喻对人才的培养延揽。这说明《离骚》的比兴确比《诗经》的复杂得多。其实《离骚》的比兴已不是《诗经》里的分而言之的比和兴，它已作为一个统一的名词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刘勰说：“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文心雕龙·辨骚》)又说：“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文心雕龙·比兴》)这里的比兴虽是从《诗经》的比、兴发展而来，但它侧重于比喻的内容，包含象征的意义在内，而且这种比兴往往是指对政治的讽谏作用。这从白居易对所谓“比兴”的理解可以得到证明，他说李白的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而杜甫则有三、四十首，其中包括有《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等有讽谏时政的内容的作品。他说张籍的诗“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而举的例子也是讽君劝世的篇章。这种对比兴的理解更多的是直接依据楚辞的比兴寄托。《离骚》的比兴手法不像《诗经》那么单纯，它基本上没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卫风·硕人》)或“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风·柏舟》)之类的比喻，它的象征的意义更强。它不是借作比的事物来塑造被比事物的形象，而是直接塑造作比事物本身，使之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这是《离骚》比兴手法的一个特点。另外，《离骚》中大量地运用芳草香花，臭禽恶物作为比兴的材料，但不是为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而是自成一个系统。凡是美好善良的事物都是用来象征(或比喻)美好的事物;反之，则是用来象征(或比喻)丑恶的事物。芳草香花是比喻贤人或高尚的品质，臭禽恶物则是比喻坏人坏事坏品质。兰、芷、蕙、留夷、揭车与茅、萧、艾各有所司，绝不混用。这样就使这些事物的本身带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象征性就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