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中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创作的诗篇，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离骚》分段讲解，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一段、通过自叙的笔法，提出了积极用世的人生观。
首先追溯世系，表明自己是楚国宗室之臣;详纪生年和名、字的由来，强调禀赋的纯美。这和爱国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就成为屈原生命中进步的动力。奠定了他那种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的基础。接着叙述他对待生活的态度。由于热爱生活，所以特别感到时间的易逝，生命的短暂;因而孜孜不倦地培养品德，锻炼才能，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理想，明确的目标，在楚国政治改革中，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第二段、承接上文，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以及事君不合的经过。
首先述三后以戒今王，接着陈尧舜以示典范。在古代社会里，凡是具有政治抱负的士大夫，他们的理想都必然寄托在最高统治者的身上，因而屈原就必须争取楚怀王的合作，首先是取得他的信任。可是怀王的态度是不坚定的。这一矛盾的存在，就展开了屈原和“偷乐”的“党人”之间的剧烈斗争;同时，怀王的听信谗言，也就决定了屈原政治上的客观遭遇，为下文提出张本。
第三段、叙述自己在斗争中的客观遭遇，并分析其原因。
综合起来，有下面几层：第一，政治上的改革，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争取君王的合作，必须培植人才，广结同志，共赴其成。屈原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可是想不到“众芳芜秽”，致使他的计划落空，陷于孤立。第二，指出了他和“党人”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他们之所以勾心斗角，排除异己，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屈原的坚持理想，则是为了“恐修名之不立”，“哀民生之多艰”。这里，他强调法度绳墨，进一步提出他的法治思想;这和腐化没落的贵族势力绝不相容，因而这一斗争是不可调和的。第三，在这样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怀王的昏庸糊涂，“不察民(人)心”，不辨黑白，助长了邪气的高涨，造成了群小进谗的有利条件。第四，从邪正不能相容，预测自己前途遭遇的必然性;强调不屈服、不妥协的顽强精神，并准备为此而不惜作任何牺牲。下文展开了剧烈的思想斗争而终于取得胜利，就是确立在这样一个坚实基础上的。
第四段、承上文说，既然理想不能实现，则退隐可以独善其身。
为个人计，又何尝不心安理得?可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逃避现实的态度，和屈原的个性是绝不相容的。这使他暂时宁静下来的情感又掀起无限的波澜;在波澜起伏中，一层一层地展开了内心深处的矛盾、彷徨、苦闷与追求，以及在这种心情中的斗争过程。从这段起，所写的都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反映，并非事实的叙述。
第五段、叙述女媭的劝告。
她指出处于没有是非曲直的社会里，屈原如果不改变他那种孤忠耿直的作风，是不会见容于当世，而且会遭到杀身之祸的。她是屈原人世间唯一的亲人，她所说的也是娓娓动听的人情话;可是她的话仅仅是单纯从爱护屈原、关心屈原出发，提高到思想原则上来说，她对屈原却缺乏本质上的认识。女媭尚且如此，那末屈原内心深处的痛苦又向谁去申诉呢?于是诗人就不得不把他生平的政治见解假托于向他所最崇拜的古代圣君帝舜来倾吐衷肠了。他征引了丰富的史实。主要是为了证明他所坚信不渝的一个真理，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必然归于覆亡，只有“义”和“善”，“循绳墨”“举贤能”才能使国祚昌盛;而他所坚持的，正是关系楚国国运兴衰的根本问题，他自然不能听从女媭的劝告，作明哲保身之计了。“陈词”中的反复论证，即第二段“彼尧舜之耿介兮”四句的基本内容的具体发挥。这种认识所构成的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就使得屈原更进一步表现出一种“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的顽强信念。和其他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样，他是“百变而不离其宗”，决不可能放弃他的主张的。这种主张在现实环境中既然找不到出路，于是下文就进入了“上下求索”的幻境。在精神活动的领域里开拓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把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内心矛盾，一步步推向高潮。
第六段、写幻想中的境界，借求爱的炽热和失恋的苦痛来象征自己对理想的追求。
综合它的内容，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由于屈原爱国之深，尽管在上述恶劣环境中备受各种打击，但耿耿此衷，他仍然是锲而不舍的。这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强烈情感，亦惟有爱情的追求能仿佛其万一;因而就产生了以“求女”为中心的幻想境界，并形成这种上天入地驰骋幻想的表现形式。第二，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首先必须争取统治者的信任，正如爱情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必须有其具体的追求对象一样。屈原所追求的，有九重的天女，有高丘的神女，有人间的佚女，她们的身份不同，但在她们的身上同样可以寄托爱情;也如楚国统治集团当中的任何一员，都有可能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旧说，以求女喻思君，基本上符合于屈原当时的心理状态。可是所谓“女”，决不仅仅是象征“君”。张惠言认为这一段是说“以道诱掖楚之君臣卒不能悟”，最为切合原文文义。至于哪一类的女性是影射哪一种人，则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形象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思维，是不可能刻舟求剑机械地加以分类的。第三，屈原求爱的心情是炽热的，可是他选择对象的条件则是极其苛刻的。他不仅追求美丽的容貌，更重要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质。那就是说，政治上的结合必须建筑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同时，即使有了适当的对象，又必须通过媒介的关系。那也就是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决不肯枉尺直寻，不择手段以求进身的。爱情的炽热和求爱条件的苛刻，正是矛盾的焦点;失恋的苦痛，就是在这个焦点上形成的。因此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回答他满腔热情的只是空虚和幻灭，怅惘与彷徨。他在幻觉中的一切感受，正是“溷浊不分，蔽美称恶”的丑恶现实的反映。
第七段、屈原在极度苦痛的复杂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去和留的问题而加以分析。
战国时代，是中国大一统局面出现的前夕，当时所谓士，为了实现其理想，政治活动的范围并不限于本国。求谋个人功名富贵的“朝秦暮楚”的苏秦、张仪之徒固不用说，就是儒家的大师孟轲也是终身过着“革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生活。荀卿则以赵人终老于齐。法家的韩非、李斯也都不是为故国效力。
以屈原所具备的卓越才能，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当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理想不可能在本国实现的时候，考虑到去留的问题是非常自然的。这一段分三个部分：首先是问卜于灵氛，接着取决于巫咸。巫咸和灵氛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所得出的两种不同的结论，再一次地引导屈原把楚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处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在于整个环境的日益恶化。尽管自己能坚持理想，决不动摇;但留下来，希望又在哪里呢?结果，灵氛的劝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于是他就冲破了楚国的范围，进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的另一幻境。
第八段、屈原考虑接受灵氛的劝告以后，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展开了最后一次的幻想。
幻想终于破灭，这样就结束了全篇。综合其内容，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表现在本篇里，屈原的内心矛盾正如蚕的作茧自缚一样，愈来而愈益错综复杂，无法解脱;而这错综复杂的矛盾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沿着一条线索逐步向前发展的。那就是个人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如何求得统一的问题。假如单纯为了不忍去国，则留下来而采取一种消极逃避的态度;尽管在极端黑暗的现实环境里，又何尝不能作和光同尘，明哲保身之计?但这是屈原所万万做不到的。
假如单纯为了抒展个人的政治抱负，则屈原的主张正符合于大一统前夕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司马迁所说的，“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本传赞)但这又是他心所不忍的。留既不能，去又不可，最后所接触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个人的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不但无法统一，而且引起了正面冲突的问题;这样就把矛盾推进到最高峰，而无可避免地使得驰骋在云端里的幻想又一次掉到令人绝望而又无法离开的土地上。第二，在这段里，极驰骋想象之能事，浪漫气息非常浓厚。这是屈原灵魂深处苦痛的绝叫，生命活力最后的颤抖，这种精神活动，尽管迷离恍惚，空阔无边，但它所反映的现实心情并不是不可捉摸的。
在准备离开楚国的大前提下，屈原究竟想到哪里去呢?他所飞翔的幻想始终是指向西北方，而且明确地说，“指西海以为期”，这决不是偶然的。中国民族来自西北高原，蒙昧时期，我们祖先的活动是以西北地区为起点。因而远古的神话传说，绝大部分集中于以昆仑为中心的西方和西北一带。这是从我国最早的民族发展史上所形成的一个古老的神话系统。到了战国后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疆宇的开拓，东方文化中心的齐国，以阴阳家邹衍为代表又出现了一支以瀛海、蓬莱为中心的新的神话系统的萌芽。秦汉以后，有关神话传说才渐渐由西北转向东南。楚国在当时是保存远古文化最完整的唯一的国家，因而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屈原的创作，自然是详西北而略东南。这仅仅是从文章的取材的地域性和历史意义而言的。就作品本身所表现的语气结合着当时的客观现实，则其中透露出一个作者所不忍明言的隐约心情。那就是它所指向的西北方，正是秦国所在地。
李光地曰：“是时山东诸国，政之昏乱，无异南荆。惟秦强于刑政，收纳列国贤士;士之欲亟功名，舍是莫适归者。是以所过山川，悉表西路。”(《离骚经注》)这话是不错的。七雄并峙的局面，到了后来，大势渐趋统一，山东六国必然被强秦所吞并，已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屈原同时的荀卿在他所著“强国篇”(见《荀子》)里就有具体的分析。屈原也不可能不是从这一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因而出现在他思想里暂时的幻境，不但要离开父母之邦，而且是适仇讐之国，这样就使得矛盾的冲突表现得更为尖锐，更为剧烈。这段一开始，屈原驱役龙凤，挥斥云霓，表现得如何的活跃和愉快!他的精神似乎已经超越现实境界，而离开了苦难的深渊;可是当他忽然临睨到故乡的时候，血肉相联的情感，又立刻粉碎了那一刹那间所呈现的美妙幻境;也就在幻想的破灭里，放射出强烈的万丈爱国主义光芒;而这种骏马注坡，帷灯匣剑的表现手法，和他当时真实心情是完全相适应的。
最后五句是全篇的总结和尾声，在上面八段外具有其独特意义。
它高度地概括了全篇的主要内容，简要而深刻地阐明了屈原以身殉国这一伟大悲剧的真实历史意义。五句分两层：龚景瀚曰：“‘莫我知’，为一身言之也;‘莫足与为美政’，为宗社(祖国)言之也。世臣与国同休戚，苟己身有万一之望，则爱身正所以爱国，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国有万一之望，国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与为美政’，而望始绝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计无复之，而后出于死，一篇大要，‘乱’之数语尽之矣。太史公于其本传终之曰：‘其后楚日以削，后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离骚笺》)死，在今天看来是消极的，但两千年前屈原所采取的这种行动其中却包涵着极其严峻的积极的现实斗争意义。
王夫之日：“原之沉湘，虽在顷襄之世，然知几自审(预见未来，考虑到自己所应该采取的态度)，矢志已夙(早)。君子之进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树立，惟极于死以为志(在思想上能作最后牺牲的准备)，故可任性孤行也。”(《楚辞通释》)先大父(名其昶，字通伯)曰：“死，酷事耳;志定于中，而从容以见于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岂与匹夫匹妇不忍一时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屈赋微》序)这些，不但说明了为什么屆原在沉湘前二十多年的《离骚》里会出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样的句子，而且有力地驳斥了一般封建正统文人们有意诬蔑屈原，毁谤屈原，像汉朝班固所说“露才扬己，忿怼沉江”之类的谬论。
拓展阅读：离骚赏析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从构思上说，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这同《聊斋志异》中《席方平》篇写阴间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经过由人到鬼的变化才到另一个世界，而《离骚》中则是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这种构思更适宜于表现抒情诗瞬息变化的激情。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通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而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诗人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雄伟的，瑰丽的。其意境之美、之壮、之悲，是前无古人的。特别地，诗人用了龙马的形象，作为由人间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间的工具。《尚书中候》佚文中说，帝尧继位，“龙马衔甲”。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动物龙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骏马。《周礼》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吕氏春秋》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在人间为马，一升空即为龙。本来只是地面与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骏变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则高空便成了天界。诗人借助自己由人间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间的情节变化，形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从外部结构言之，全诗分三大部分和一个礼辞。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自叙生平，并回顾了诗人在为现实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以及惨遭失败后的情绪变化。这是他的思想处于最激烈的动荡之时的真实流露。从“女媭之婵嫒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部分。其中写女媭对他的指责说明连亲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由此引发出向重华陈辞的情节。这是由现实社会向幻想世界的一个过渡(重华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贤，故向他陈辞便显得“虚”;但诗人又设想是在其葬处苍梧之地，故又有些“实”)。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宫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挣扎与不断追求的顽强精神。从“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为第三部分，表现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读之令人悲怆!末尾一小节为礼辞。“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文字不多，但表明诗人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美政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全诗到高潮之后的画龙点睛之笔，用以收束全诗，使诗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使诗中表现的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显示出更为明确的流向。诗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历程。而后两部分则以色彩缤纷、波谲云诡的描写把读者带入一个幻想的境界。常常展现出无比广阔、无比神奇的场面。如果只有第一部分，虽然不能不说是一首饱含血泪的杰作，但还不能成为浪漫主义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两部分而没有第一部分，那么诗的政治思想的底蕴就会薄一些，其主题之表现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既含蓄，又明确;既朦胧，又深刻。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首先，他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长顑颔亦何伤。”很多屈原的画像即使不写上“屈原”二字，人们也可以一眼认出是屈原，就是因为都依据了诗中这种具有特征性的描写。其次，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第一，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张法治(“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举贤授能。第二，他主张美政，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陈辞一段可见)。第三，他追求真理，坚强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
作者：
屈原，战国末期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出身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曾任左徒、三闾大夫。后遭谗害而去职。顷襄王时被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郢都为秦兵攻破，遂投汨罗江而亡。刘向辑《楚辞》收录其作品二十余篇。
后世影响：
《离骚》是中国爱国主义诗篇的开山之作，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后世文人无不对这首长诗推崇备至。唐代大诗人李白宣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的许多作品同《离骚》一样，往往大量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在1926年出版《彷徨》时引《离骚》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词，显示出《离骚》所体现的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的巨大影响。
《离骚》在文学史上开创“楚辞”（即骚体诗）体裁。汉魏以后甚至以“骚”概称楚辞。晋郭璞《山海经注》引用《天问》《远游》，都称《离骚》；梁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一篇，所论包括全部《楚辞》作品；梁萧统《昭明文选》列“骚”类，包含《离骚》《九歌》《九辩》等篇；宋朱熹《楚辞集注》卷一到卷五总称《离骚》，之后称《续离骚》。其他像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明黄省曾《骚苑》、明张之象《楚骚绮语》、清贺宽《饮骚》等书，都是就全部楚辞而言的。《离骚》已经成为楚辞的代名词，“骚人”也成为诗人的代名词。
《离骚》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殉身无悔的态度、上下求索的精神、香草美人的喻托和悲秋伤逝的传统等方面。《离骚》诗中包含的殉身无悔的执着和坚韧，激励着后世诗人在诗歌中以这种顽强执着的态度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社会，追求理想的人格和爱情。后世诗人还从诗中继承了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感、美好理想的追求精神，继承发展了诗中以香草美人喻美好品质的比兴手法。此外，中国古代诗歌的“悲秋”传统，当亦源于《离骚》。
《离骚》不仅在中国备受推崇，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声誉。随着《昭明文选》的传播，《离骚》在日本奈良时代即传入日本。它传入朝鲜、越南的时间也很早。在欧洲，自从1852年德国费兹曼在维也纳皇家科学院报告上的德译本《〈离骚〉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纪的两篇中国诗歌》问世以后，法、英、意、俄、匈等译本相继产生，有的还不止一种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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