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中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创作的诗篇，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此诗以诗人自述身世、遭遇、心志为中心。前半篇反复倾诉诗人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离骚》中屈原的美政思想，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现状
屈原在《离骚》中曾提到“美政”一词：“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用“美政”指代屈原的政治理想，学界已达成共识。但“美政”具体指什么，《离骚》中并未明确指出。
洪兴祖《楚辞补注》引王逸注，释“美政”为“行美德、施善政”;朱熹《楚辞集注》未予解释;按王夫之《楚辞通释》，“美政”似与“恶政”相对;蒋天枢《楚辞校释》注：“美政，可以实现己理想事业之政。”王泗原《楚辞校释》：“为美政是屈原的抱负，生死以之。”姜亮夫《屈原赋今译》释为动词“修美政”。
上述注本或译本对“美政”一词的解释，都不够具体，并不能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美政”的内容。
廖化津在《屈原美政思想系论》中，对今人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作了梳理：解放前，研究者寥寥，游国恩先生为代表：“美政者，即合从以摈秦之政也。”“所谓美政者，非合从抗秦之策乎?”认为美政就是楚国现实政治中的一种正确的外交政策。解放初期，研究者仍很少，但认识出现分歧。一是美政是儒家思想，屈原的“理想的政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那样的政治”，以何其芳先生为代表;二是美政是法家思想，“屈原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法治，使国家富强的法家思想……不能实现他的美政……只好决心从彭咸之所居。”以张纵逸先生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研究者渐多，论文(含专著)有十余篇，多仍依儒、法两家之间，持折中、调和之说，以孟醒仁先生为代表;其他论者，或儒、法杂陈，或儒主法次，少数人仍坚持法家说。
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现在，关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依然不少，一是承袭上述观点，二是认为屈原美政思想兼融先秦诸家学说，分对内、对外两部分，包括举贤授能、实行德治，君主贤明、政治清明，关注民生、系心于民，变法革新、修明法度等。
二、屈原美政思想的内容
屈原的美政思想，首先是要有内外兼修的高尚品德。《离骚》一开始写自己的出生：“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出身高贵，有美名，内含天地之美，与生俱来诸多“内美”。但屈原并不满足于此，“又重之以修能”，在衣着服饰、饮食装扮等方面亦十分讲究：“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是服饰之美。“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粻。”——是饮食之美。“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折琼枝以继佩”，“琼佩之偃蹇”——是装扮之美。“鸣玉鸾之啾啾”，“奏《九歌》而舞《韶》”——是声乐之美。“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是车驾之美。衣着服饰、饮食装扮、声乐车驾等都说明屈原志向高洁，注重培养自己的美好品德，“内美”、“修能”兼有。“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君臣都要有德者为之。
其次，美政思想离不开明君贤臣。“兮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尧、舜、禹、汤、文王是历史上有圣明的开明君主，不仅有美好品德，亦能遵天地之道，选贤任能，有圣明之智，亦有盛德之行。“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羿淫游以佚畋兮……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羿、浞、浇、桀、纣是历史上骄奢淫逸、昏庸无德的君主，不能选贤授能，而且常逆天而行，故而不能守住社稷。两者对比，说明屈原对明君的渴望。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暧。”谗佞之人，相与朋党，嫉妒忠贤，陷害忠良，苟且偷乐，不仅不能辅佐国君，反而会将国君引入歧途，远离明君先王的圣贤之道。“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姚小鸥老师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中，考证“先路”在屈原生活的时代是诸侯乘舆的专用名，“尊贵者出入必有前驱，前驱者的地位，依出入之尊者的身份而不同，但皆为亲贵之人。”[6]可见，屈原对自己的期待——以亲贵贤臣的身份辅佐怀王，对怀王的期待——要作亲贤臣、举贤任能的贤能之君，而非被谗佞蔽明害公的昏庸之君。
最后，屈原美政的核心思想是“忠”——忠君忠国。“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司马迁首先指出了屈原的忠君思想，后世对此亦多无异意(虽如李贽曾对屈原“忠君”思想有过尖锐批评，但并未否认屈原是忠君的)，“忠”在《离骚》中亦多有表现，兹不赘述。学界对屈原是否具有“爱国主义”曾进行过非常激烈的讨论，详见《屈原“爱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审视》。曹大中先生持否定态度，认为在先秦时代，人们(包括屈原在内)的社会思想意识中，实际上只有忠君政治道德观念，而并不存在爱国政治道德观念，“卫社稷”、“存君兴国”、“思君念国”等都是忠君政治道德观念的具体体现。笔者以为，若以“楚国”或者“故国”去理解“爱国”之“国”，应该没有问题，但若以现代之“国家”观念去理解，则有待商榷。按前者，对屈原来说，忠君与爱国二者并不矛盾。《离骚》除忠君外，亦表达了屈原对故土的眷恋。
三、后世影响
《离骚》是中国爱国主义诗篇的开山之作，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后世文人无不对这首长诗推崇备至。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宣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的许多作品同《离骚》一样，往往大量地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在1926年出版《彷徨》时引《离骚》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词，显示出《离骚》所体现的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的巨大影响。
《离骚》在文学史上开创“楚辞”（即骚体诗）体裁。汉魏以后甚至以“骚”概称楚辞。晋郭璞《山海经注》引用《天问》《远游》，都称《离骚》；梁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一篇，所论包括全部《楚辞》作品；梁萧统《昭明文选》列“骚”类，包含《离骚》《九歌》《九辩》等篇；宋朱熹《楚辞集注》卷一到卷五总称《离骚》，之后称《续离骚》。其他像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明黄省曾《骚苑》、明张之象《楚骚绮语》、清贺宽《饮骚》等书，都是就全部楚辞而言的。《离骚》已经成为楚辞的代名词，“骚人”也成为诗人的代名词。
《离骚》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殉身无悔的态度、上下求索的精神、香草美人的喻托和悲秋伤逝的传统等方面。《离骚》诗中包含的殉身无悔的执着和坚韧，激励着后世诗人在诗歌中以这种顽强执着的态度去追求理想的政治和社会，追求理想的人格和爱情。后世那些坚持真理、不容当世的少数派，忠而见疑、婞直杀身的殉道者，以及为数甚多的不合时宣、生不逢辰的失意之士，都或多或少能从《离骚》找共同语言和精神安慰。后世诗人还从《离骚》诗中继承了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感、美好理想的追求精神，继承发展了诗中以香草美人喻美好品质的比兴手法。此外，中国古代诗歌的“悲秋”传统，当亦源于《离骚》。《离骚》在伦理、道德、精神、情操上，对中华民族起过巨大的陶治作用。
《离骚》不仅在中国备受推崇，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声誉。随着《昭明文选》的传播，《离骚》在日本奈良时代即传入日本。它传入朝鲜、越南的时间也很早。在欧洲，自从1852年德国费兹曼在维也纳皇家科学院报告上的德译本《〈离骚〉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纪的两篇中国诗歌》问世以后，法、英、意、俄、匈等译本相继产生，有的还不止一种译本。
四、创作背景
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在《报任安书》中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汉人对此无异辞。据此，《离骚》当作于屈原放逐之后。今人对此说法不一，有说作于楚怀王时屈原被疏远后，有说作于楚顷襄王时屈原被流放后，有说作于怀王末顷襄王初，有说始作于怀王时而成于顷襄王初，迄无定论。写作时间当在秋天。
关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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