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下面是yjbys小编分享的《离骚》艺术手法及其故事，更多内容请访问(www.ruiwen.com/wenxue)。
《离骚》的艺术手法
深深植根于现实盼积极浪漫主义
中国文学观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源远流长，现实主义导源于《诗经》，浪漫主义导源于《楚辞》。《离骚》的浪漫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离骚》展现了作者爱国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为实现这种理想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他殷切希望楚国能实行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美政”，再现尧舜禹汤文武和三后那样的自己心目中的盛世，所以他极力赞颂道：“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他为了理想，坚持不懈，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第二是大量的浪漫主义手法。作者插上幻想的翅膀，尽情驰骋，这在诗的第二、三两大段里有充分的表现。如上款帝阍一节，诗人幻想在太空中翱翔，早晨从南方的苍梧山出发，傍晚便到了西北昆仑山上的悬圃。他在太阳洗澡的咸池给马喂水，在太阳升起的扶桑树下总辔启行。月神、风神、雷师、凤鸟、飘风、云霓一大群神物前呼后拥。神游西天一节，写他驾飞龙、鸣玉鸾，从天津启程，取道昆仑，渡赤水，过流沙，经不周，到西海。想象丰富奇特，境界恍惚迷离，场面宏伟壮丽。
比兴手法的运用
《离骚》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其具体表现为：在广度上，它较多地应用比喻，构成庞大的比兴系统;在深度上，较之《诗经》更为注意比兴中 “此物”与“彼物”的内在联系，用作比喻的事物与全篇所表达的内容统一，富有象征性。如诗中用“美人”喻指楚怀王，用“众芳”喻指群贤，用“椒、桂、蕙、茝”四种植物喻群贤，用香草“荃”喻楚怀王等等，把比兴与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使诗中的意名胜具有了象征意义。
对比手法的运用
屈原在其诗篇中，以远古的尧、舜贤君的“耿介”、“既遵道而得路”与桀、纣暴君的“猖披”、“夫唯捷径以窘步”相对照，用以劝谏楚王要走正确的治国之路。又以“恐年岁之不吾与”和“惟夫党人之偷乐兮”相对照，使自己的热心为国与小人的苟且偷安形成鲜明对比。
抒情中有故事情节的叙述。
抒情诗一般没有故事情节。《离骚》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抒发其忠而被疏的愤懑之情。但是诗中的前一部分里叙述了自己的家世、出生和被疏的事实，后两部分里更虚构了女嬃詈原、陈辞于舜，上款帝阍、历访神妃，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西天等一系列幻境，使这首抒情诗具有了故事情节的成分。看来似乎山穷水尽，眨眼又是一番新的景象，波澜起伏，百转千回，从而把叙事诗和抒情诗融为一炉。
参差不齐的句子形式
《离骚》吸取楚地民歌的语言特点，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句式，把句式加长，扩大了诗歌的容量。屈原不仅采用灵活变化的民歌句法，又在此基础上吸收了战国时散文的句法，在作品中使用了“路漫漫”、“长太息”等，从而创造了一种节奏分明而参差错落的杂言句式。《离骚》中出现了不少“言对”，即工巧的对偶：“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还出现了一些“事对”，就是上下句所用的典故相对：“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但是这类句子在屈原作品中仅占少数，参差错落的句子占着绝对的优势。从节奏效果看，《诗经》倾向于整齐匀称，屈原的作品倾向于参差错落。一般来说，《诗经》中的诗以四字句为典型句式，句中是二二节奏;《离骚》的典型句是五、六字句，句中常常是三三或三二节奏。“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调易杂”。《离骚》既非四言，也非七言，而是句式灵活多变的自由体，“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语言节奏自有独到的妙处。交叉使用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九字句，通过字数的增加与减少，有意造成跌宕起伏的语言节奏，形成《离骚》特殊的语言节奏美。[20]
错落变化的句子结构
《离骚》与《诗经》的区别在于，当上下两句有可能形成对偶的时候，《离骚》有意识地变换词语的结构形式，使之具有错落之美，如“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蜿蜿”与“委蛇”是叠音词与连绵词相对，“掩涕”与“浪浪”是词组与叠音词相对，对应的词语或词组结构发生变化，是为了使语言形式发生变化，从而形成诗歌语言的节奏变化。《离骚》“乎”和“于”的用法，很能说明屈原有意追求错落的特点。“《离骚》语法，凡二句中连用介词‘于’‘乎’时，必上句用‘于’，下句用‘乎’，‘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胥其例也。”
《离骚》大量使用双音实义二字结构，大量使用连绵词：耿介、謇謇、冉冉、郁邑、岌岌、菲菲、歔欷、逍遥、相羊、周流、啾啾，等等。双声、叠韵、重言，错杂相间，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调美。[21]
“兮”字的普遍使用
“兮”字在屈原的作品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离骚》中即普遍使用。“兮”字并非《楚辞》所独有，在北方文学中也较早地、大量地使用，“十五国风”中除《秦风》外，十四国风中都有“兮”字出现，而且多达236次。《诗经》中的`“兮”字一般是用在句末，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兮”字的典型句式;还有用在句中的句子，如“宽兮绰兮”、“伯兮朅兮”，但是这样的用法相对来说只占少数。到屈原的作品，“兮”字用得更为广泛，而且有比较严格的规律性，用“兮”虽然不是屈原作品的特长，但是用得奇特、富有创造性并因此成为屈原作品语言形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屈原划时代的创造。从《离骚》来看，两句用一“兮”字，用在奇句末尾，这种用法对调整诗歌节奏起着很大作用。“兮”本来是个语助词，许慎说：“兮，语所稽也”，段玉裁说：“语于此而少驻也，此与 ‘哉，言之间也’相似”。从屈原作品使用的情况看，“兮”都是语气助词，如果译成现代汉语，相当于语气词“呵”。郭沫若、闻一多认为“呵”是“兮”字的本音。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凡今本《老子》的“兮”都写作“呵”，证明郭、闻二位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如此“兮”字的作用主要是强化情感、延长音节、调整节奏，增强诗歌语言的音乐美。
《离骚》的故事
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时，还是流放中。《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谗害，楚怀王因而疏远了他。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这首诗本身找证据是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大忠实于史实，是有可能的。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离骚》的后世评价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中又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王逸《楚辞章句》)，说的就是这一艺术特色。而且其中的比喻，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因而又含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离骚》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统篇隔句句尾用“兮”字，句中则往往配以“之”、 “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也有全句不用虚字的。这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为《诗经》以后兴起的骚体文学奠定了基础。
《离骚》中又多用对偶。据统计，全篇对句在百句以上;并已出现了错综对，如“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在一句中，还往往以双声配双声，叠韵配叠韵，前者如“郁邑而傺兮”，后者如“聊逍遥以相羊”，等等。这就形成了《离骚》的诗句在错落中见整齐，在整齐中又富于变化的特点，读来节奏谐和，音调抑扬，具有一种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同时，《离骚》又大量运用楚地的方言词汇，如“汩”、“搴”、“莽”、“冯”、 “羌”、“诼”、“傺”、“阊阖”等，并常将状词冠于句首，带有浓厚的南国情调和地方特色。诗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也十分恰切并具有新意，如写云霓翻腾之貌， “岌岌”喻高冠耸然之势，“蜿蜿”状神龙游动之态，都可谓循声得貌，曲尽其妙。《离骚》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曾赞之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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