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过方知酒浓，爱后方知情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也 ——林清玄
洒在边疆的阳光
五点五十分华航飞往旧金山的七四七，眼看着就要起飞了。
我从出境大厅出来，开着车，踩紧油门，正好看见那架七四七以美丽的姿势起飞，我顺着柏油大道飞弛；起先和七四七并行着，才一转眼的时间，飞机已经越过我的头顶，飞向了天的远方。
这是难得的好天，是远行的好日子，阳光普照着大地，一直亮到看不见的远处。飞机势必要破云而过，我不知道在天的那边，是不是也有阳光，我只知道有阳光的地方一定有分离的悲伤和重逢的笑语，我相信，你一定会为你到的地方带来阳光。
刚刚我从出境大厅转身出来的时候，在玻璃落地窗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玻璃不够平整，影子拉得很长，你的影子却在走道那边的玻璃窗上，我突然惊觉，从我们初识，到现在已经整整迈过了十一年。那时，是你最辉煌的青年时代，而今你已经盛年了，那时我是刚刚起步的少年，现在也一脚踩进了青年。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我参加一个征文比赛得到首奖，他们邀你来颁奖，第二天你就打电话来邀稿，使我受宠若惊。那也就是我为什么愿意放弃别的选择，来追随你的原因。人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我虽不敢说能千里弛骋，但我相信只要有了伯乐，千里虽不能至，也不远矣！
我对写作能有坚强的信念，愿意不辞劳苦，苦心熬炼自己，几乎全是受到你的启发。那时最感动我的一件事，是你为了鼓励我从事报导文学的工作，在你的抽屉里永远为我准备了两万元，你说：“只要你什么时候要出发，就动用这一笔钱随时出发。”而且那一笔钱不时的填满，那时确曾成为我随时出发的最大动力。你有时先预支稿费给我，说：“你写来以后再扣除吧！”
这是两件小事，但能这样鼓励新人的编辑，恐怕再也不可得见了。后来当我知道你出身贫穷，读书的时候经常举债度日，后来还能那样重义轻财，更令我敬佩。这种胸襟是杜甫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问，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襟。
因此，虽然多年来的时迁事移，使我们的处境都完全改变了，但是，我总觉得自己是你最初的子弟，是你一手把我培植起来的。这样的恩义，又岂是友情两字可以了得？你的广交天下，心怀四海，像我这样的.子弟更不在少数。在你的手中，重创了副刊的生机，推展了文学的广度，再塑乡上的形象，提高了文化艺术的层次，这些论者早有定评。只是深知的朋友才知道你的另一面，这一面是你豪气干云的唱黄河的歌，是你谈起父亲在西北拓荒时的雄心万丈，是你饮尽烈酒还怀思着乡上故国，是你遭受挫折而不对理想丧失信心，是你永远关怀着那些隐在角落里的人，是你对朋友只有付出而不期待他们的回报。
最重要的是，你是堂堂正正的人，从来行事坦荡磊落，没有不可告人之事。
十几年前，我初读到你写的诗和介绍艺术的文章，我就觉得你若不做呼风唤雨的编辑人，也会是个优秀的作家，或是真诚的学者。有时长夜思及，不免为你这方面的长才没有延展而感到遗憾，但是想到你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也就释然了。
听到你要去外国进修，我的内心最是欣喜。也许只有这一条路，才能令你摆脱十年俗务，从你最年轻的那一段出发。那种感觉就如同我们离开人群，走到一个风景特秀的地方，盛景可期，你可以纵情的写你的诗，放声的唱你的歌，而没有形象和成就的顾虑了。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登上了高峰，却不能沉潜山谷，他很快就会老化，也就再也不能攀登更高的山。这也就是我等待你归来创造更大天地的信念，我仍愿像十年来那样追随你。
故国此去，再也不能像以前满座高朋的热闹，再也不能像以前天马行空的豪情，但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上，能有片刻的安静，能回视自己来路上的掌声，能独自面对自己心灵的时刻是多么的可贵呀！台湾的苦酒，我们曾经共尝，我们会怀念着你，到你登机的那一刻，我才体会到王维遍插茉萸少一人的诗意。
当别人在杂志上批评你，诽谤你，妒忌你的时候，我们都不要介意吧！因为历史上，只有那弱的妒忌强的，小的诽谤大的，侧的批评正的，你的存在，你的人格，你的气度与胸怀，自有公评。
我总是相信，不论世事如何变幻，人世多少凄凉，即使你到了边疆，阳光也会洒在边疆，且让我吟一段愁予的诗送你吧：
秋天的疆土，分界在同一个夕阳下
接壤处，默立些黄菊花
而他打远道来，清醒着喝酒
窗外是异国
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乡愁
那美丽的乡愁，伸手可触及
乡愁总是在远方，想念也总在离开以后，我们曾并肩走过，对酒歌过，我们是同槽系过马的，如今你天涯卸鞍壮士磨剑，我却还在江南里独自放马，这样想时，你的处境就令我欣羡。
我的台北到了，你的威斯康辛也快到了，浮天沧海远，万里眼中明，我煮酒，等着你回来赋诗。
我们先干了手中的这杯。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大雪的故乡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当代知名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站在台湾嘉义的“北回归线”标志碑前露出了开心的微笑，他兴的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跨上热带的土地。”
看到索尔仁尼琴站在“北回归线”上的形象，给我一种大的感动。那个小小的标志碑上有一个雕塑，是地球交错而过的两条经纬线，北回归线是那横着的一条，一直往北或往南，就到了落雪的寒带。这个纪念碑是站在台湾的南部大平原上，我曾数次路过。每次站在它的前面，遥望远方，心中就升起一种温暖的感觉，它站的地方正是我们美丽的沃上。
跨过这条“北回归线”，往南方的热带走去，是我童年生长的温暖家。同样的，走过“北回归线”往北渡海的远方，是我的祖父那一辈生长的大雪的故乡。由于这样的情感，站在那条线上，是足以令人幽思徘徊的。
索尔仁尼琴站在北回归线上的形象，使我想起他在一次访问时流露出来对故乡的情感。日本研究俄国文学最杰出的学木村浩，去年九月曾到美国佛蒙特州索尔仁尼琴居住的山庄去访问，他看着窗外佛州茂密的森林问索尔仁尼琴：“到了冬天，这一带是否会下大雪？”
索尔仁尼琴将视线转向窗外，注视片刻后，静静地道：
“虽然每年不尽相同，可是雪相当大，你知道，没有雪，俄国人是活不下去的。”
在那一次访问里，索尔仁尼琴还说到：“被放逐的时候，我总认为二三年后就能回去的。谁知道一眨眼已经七年了。不过，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坚信一定能够回去的。”
谈到这一段话，不禁令我思绪飞奔，索尔仁尼琴对他的俄国故乡是怀着浓重乡愁的。他的“下着大雪的故乡”曾是他忧思和呐喊的起源，对着他的人民和国土，索尔仁尼琴有着浓郁的血泪和感情。由于他的流放，他对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也就有了特别的关爱和同情。
他的流放，隔断了他对故国的联系，也正是他的流放，使他的同情与关爱自俄国的土地扩散，用明亮的巨眼注视世界，使他从“俄国的索尔仁尼琴”成为“世界的索尔仁尼琴”。
很早以前，我就喜欢俄国的文学，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河夫、高尔基、果戈里等人的作品；甚至到帕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我觉得俄国文学有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是由一片辽阔的土地和忍苦的人民所孕育出来的。
他们共同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有一种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有正面的理想主义气质。
虽然在那个苦寒的土地上，文学艺术家不时受到挫折，他们却总是像巨树一样，站立在最寒冷的土地上。尤其是从十八世纪以后，俄国的文学家、音乐家、舞蹈家更是天才辈出，闪炽着星星一样的光芒，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人和土地的热爱，充满了强烈的乡土恋情。
一个人的故乡能给他以后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我觉得读俄国文学家的作品最能感受深刻。以前阿·托尔斯泰在巴黎流亡时，写出（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现在流放在美国的索尔仁尼琴写出《古拉格群岛》、《癌病房》、《一九一四年八月》，都是对他们国上热爱的记述和苦难人民的呼声。
他们强调真正的俄罗斯，那是他们成长地方，一个落着大雪的故乡。由于他们永不丧失的正义与良知，使俄国文学长久以来就是人类最珍贵的文学灵魂的一部分。
曾在劳改营度过八年岁月，在流刑中罹患癌症幸而未死，最后被流放的索尔仁尼琴，到今天他还热烈的爱着他祖国的土地、森林和人民，盼望有朝一日能返回故上，为他的同胞奉献生命。
我觉得这种对故土的怀思，以及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味，正是文学中最可珍贵的品质，“苦难能造就有节操的灵魂”，生在现代的中国人让俄国的大地文学作品不能无感。
国有一首动人的民谣，它是这样歌颂它的土地和苦难：
贝加尔湖呀，
是的母亲，
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中国过去的民谣也有许多类似的歌唱或悲歌，可是为什么中国经过这么长期的苦难，竟没有能产生与俄罗斯文学一样博大的近代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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