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经常看到李贺作品的身影吧,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鬼才诗人李贺的不幸与磨难,欢迎大家分享。
李贺出生于一个旁支远裔、家境破落的宗室之家。在他生活的年代,仕进是读书人的惟一出路,考取进士是进入仕途的重要门径。但李贺因避家讳,不能举进士,这对才华出众又极为自负的李贺来说,无疑是个致命打击。李贺的一生有太多不幸与磨难,内外种种压力,使他的人格变得病态、扭曲。有人认为病态的人格导致他诗歌的感伤,而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感伤正是他病态人格的反映。
李贺,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这位郑王李亮,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贺父名晋肃,官至陕县令,很早就死了。李贺的出生地在福昌的昌谷,所以也有人叫他李昌谷。元和二年(807年),李家搬迁至洛阳。元和十一年,卒于故家。
李贺才名早著,贞元末年已蜚声诗坛,有“鬼才”、“诗鬼”的称号。他的诗歌或表现对藩镇割据的痛恨,或对朝廷频繁的赞颂,或反映社会的现实以及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但李贺一生仕途偃蹇,多变早衰,这主要是他敏感世事,在生死问题上常常纠结于心。他馨尽了所有心力,为世间奉献了数百首绚丽多姿的作品,自己吞咽的却是一枚惨淡人生的苦果。
李贺一生短促,只活了27年,却经历着中唐德、顺、宪三朝。这一时期,上承安史之乱的浩劫,唐代社会的各种矛盾继续深化,河北、山东等地强藩交乱不止,朝中宦官骄横跋扈,使得中唐的政治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闷,越来越令人窒息。巨大辉煌的大唐帝国,正在逐渐走向衰弱,昔日的胜景已是过眼云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不安定情绪的增长,普遍感到精神空虚,开元天宝年间的那种热情浪漫已普遍转为冷淡和不安,内倾的怪谲代替了外露的坦荡,传统见解开始受到很多人的怀疑,严肃的理性思考也被很多人所抛弃。李贺的心态是中唐文人心情的最好表白,由于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沮丧和失望,终于导致了他们盲目地去追求主观的心灵。无数事实证明,中唐社会所呈现的那种颓丧,乃是酝酿与萌生众多病态人格的温床。
李贺家乡昌谷县,是个自然风景极美的地方,李贺在《南园》、《昌谷》、《兰香神女庙》等诗篇中均有描述。这里是洛水流经之地,旷野郁郁葱葱,山峦起伏跌宕、泉水湍泻,色彩各异的山果悬挂枝头,蝶飞蜂舞,在这样的环境生活,李贺的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幸福美好的。但当时的昌谷县并不是世外桃源。在李贺出生十余年里,昌谷相邻的州郡都遭受危机和动乱。贞元六年(790年),江淮一带发生大旱,河北镇州和山东淄青的藩镇互相残杀,西陲吐蕃入寇截断河西走廊。这一连串事件,对昌谷都有冲击,在李贺的心灵上烙下了永久的痕迹。这种时代大背景对李贺人格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使他快乐的童年涂上了感伤忧患的色彩。
在昌谷大自然中,李贺观察昌谷景物的各种变化,在他眼里自然事物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对于主观情感如此强烈的李贺来讲,不可能抛开现实而独享自然之美。李贺一生情感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烦恼、失望,内心的软弱、忧虑的性格特点,是同日益衰败的唐王朝有密切联系的。有学者指出,腥、泻、惨、死、老、冷、狐、仙、龙、蛇、鬼等,这分明是在极度的感伤中需要一些刺激来麻醉一时,也是他对于时代失望疲倦之余的一种不正常的病象。看来,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变化是造成李贺精神扭曲人格的温床,是他情感衬托和反映的主体因素。
有人认为,没落的贵族血脉是李贺病态人格形成的前提。
李贺人格社会化中接受的行为规范是贵族式的,他时刻用此来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也是他病态人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李贺是郑王李亮之后,虽然从李亮到李贺,历时约两百年,这一极为疏淡的血脉并不能给李贺的家族带来什么荣光。但流淌在血液中的那种王公贵族的傲气,却始终在李贺的思想意识中存在,李贺唯恐别人忘记他高贵的身份。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他提醒人们:“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仁和里杂叙皇浦提》再次说:“宗孙不调为谁怜?”一再以所谓“唐诸王孙”、“宗孙”自称。唐王室以陇西成纪为郡望,李贺就将自己的籍贯也定到陇西成纪。在《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酒阑效潞幕》诗中说:“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感觉中区窄。”一副自恃高傲的模样。著名诗人元稹明经擢第后去拜访他,他却揽刺不答,表现出自己王公贵族的傲慢之态。李贺靠这种虚无的“唐诸王孙”来确认自己的自身价值。实际上,他与“唐诸王孙”的生活地位有着遥远的距离。作为一个没落贵族,他的家境相当窘困。他的父亲李晋肃曾到四川做过小官吏,很早死去。他和弟弟依母而居,为生计,其弟去庐山谋生。理想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贵族血脉形成了他的孤傲个性,而现实又使他处处碰壁,李贺的思想始终徘徊在幻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他幻想贵族生活的奢侈豪华,用诗来体验理想中的贵族生活。在《难忘曲》、《贵公子夜阑曲》、《梁台古意》等诗中,李贺夸张地摹描贵族五光十色的生活,借以安慰自己,欲填心中奢望。在现实与幻想的夹缝里,李贺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李贺自命不凡,自命清高,心里所思与现实格格不入。生活越不如意,而想像越超越现实,反衬现实越凄苦,这样连锁式的反应,使李贺陷入苦痛之中而无法挣脱。他只有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于诗歌创作中。他母亲说:“这孩子要把心呕出来。”李贺用心血构筑自己理想的殿堂,但光芒四射的殿堂外表掩盖不住凄苦无奈的情感世界。这凄苦感伤的情感源于他自恃孤傲的贵族性格。
也有人认为体弱多病、相貌怪异是形成李贺病态人格的基本因素。
素以风流飘逸自命的李贺,却有一张两条浓黑粗大的眉毛连接在一起、鼻子过于肥大、五官比例失衡的脸。这样一副瘦弱而五官近乎怪丑的脸,足以成为李贺的心病。加之因年岁增长而时常伴随的疾病的催逼,他的心情也是相当黯淡。正如他所写的“巨鼻宜山褐,宠眉人苦吟”,“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泻酒木兰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等句子,不难看出,早衰的征兆对年轻却多病的李贺来说,所引起的反应是惊心动魄的,更何况病魔还在肆虐!李贺在《伤心行》中说;“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灯青兰膏歇,落照飞蛾舞。古壁生凝尘,羁魂梦中语。”这正是一个长期被病痛困扰的伤感者在他心力交瘁中所发出的微弱吟唱。
人们比较认同的一点是,李贺求仕受阻、官职卑微是病态人格形成的催化剂。
李贺是贵族子弟,在他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中,一直以求仕、光宗耀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束缚自己。18岁那年,他离家去洛阳求仕。对于有贵族血脉的李贺来讲,仕宦是最终理想,而李贺在家的地位也使他求仕的意识更强烈。一个家庭中,母亲的言行直接并常常无意识地塑造孩子的人格与认知力。李贺从小受母亲的特殊关爱,他习惯于凌驾姐弟之上,而且母亲也常用贵族子弟的功名来教育他,这种心理积淀似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着他对功名仕途的看法。他需要获得高官,需要体验豪华。他在《走马引》一诗中写道:“我有辞乡剑,玉锋堪截云。”表现自己超尘出世的远大抱负。到洛阳,遇大文学家韩愈,受其提携、鼓励,使李贺充满着膨胀的欲念扬起了风帆。
元和五年(810年),李贺赋成《十二月乐辞并闰月》共13首,应河南府试成功,并被选拔去长安应进士考试。但因当时有一些偏见,认为李贺其父李晋肃之“晋”与进士的“进”同音,根据礼法要避讳。虽然当时名噪朝野的韩愈写了《讳辩》为其辩解,但终无济于事。这件事使李贺不仅仅是失去了一次进士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对他的人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李贺并不具备适应社会的能力,离开母亲之后,他茫然不知所措,孤僻、自尊,使他对周围人缺少亲和性。虽有韩愈提携,他也把韩愈作为靠山和保护人,但当韩愈进谏也不能帮他时,他彻底绝望了,且这种绝望影响着他一生。他开始了厌倦和颓废。《出城》一诗中道:“雪下桂花稀,啼鸟被弹击。”李贺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何等凄凉,不得不返回昌谷老家。
元和六年,他仕途有了转机,离家去长安担任奉礼郎一职,但此官职位低下,只是负责宗庙祭扫时的赞礼。这个官职对傲岸而自尊的李贺来说,前途根本没有什么改变,却反而加重了性格中凄苦无奈的成分。在职三年,他几乎中断同所有人的来往,他过着“扫断马蹄痕,衙回自闭门”的闭塞忧愁的生活。
在李贺人格发展过程中,自卑与自大同时左右着他,他力图求得平衡,但始终没能达到。他病态的心理特征导致他这段时期的作品充满失望、悲怆、愤怒、伤感、凄凉的意味。他一生仕途境遇蹭蹬,孤傲风流而外表奇丑孱弱多病,这些都是导致他精神人格趋往消极方向的因素。他的诗中感伤透视着他对人生消极的思考,但对社会却采取逃避的方式,骑驴索诗材,晚上回来秉烛夜作,过着与世隔绝的消极生活。他用诗歌表现自己的苦涩,在诗中自为地投入一种煎熬,用诗来弥补生活中的缺陷和不足。
病态的人格使李贺成了一个苦闷的诗人,他的诗歌主题,就是抒发内心的苦闷,他的诗具有凄苦的感情色彩和磊落不平的抑郁愤懑之气。病态的李贺,写出的诗歌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将其比美于杜甫诗,赞誉为“唐《春秋》”;有人认为李贺诗的核心是功名利禄;有人认为李贺的诗中全是鬼魅世界;评价最低的认为李贺诗描写的是色情,“内容是什么也没有的”。仁者智者,所见各不相同。有位专家说,后人学李贺诗,“学其神者活,师其形者死”。也许这是对李贺最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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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介绍
李贺(790年—816年),字长吉。河南府福昌县昌谷乡(今河南省宜阳县)人,祖籍陇西郡。唐朝中期浪漫主义诗人,后世称李昌谷。
李贺出身唐朝宗室大郑王(李亮)房,门荫入仕,授奉礼郎。仕途不顺,热心于诗歌创作。27岁(一说24岁)英年早逝。
李贺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代表者,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为唐代三李。他所写的诗大多是感叹生不逢时和倾诉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都有所反映。他的诗作想象极为丰富,经常应用神话传说来托古寓今,所以后人常称他为“鬼才”“诗鬼”,称其创作的诗文为“鬼仙之辞”。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颂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留下了“黑云压城城欲摧”“雄鸡一声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千古佳句。
人物生平
母亲郑氏,生一女二子,长守昌谷。大女出嫁后,家境愈贫寒。李贺兄弟二人外出谋生,欲饱肌腹。“欲将千里别,特此易斗粟”(《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凄凉之状,于此可见。
李贺自幼体形细瘦,通眉长爪,长相极有特征。他才思聪颖,七岁能诗,又擅长“疾书”。相传贞元十二年(796年),李贺正值七岁,韩愈、皇甫湜造访,李贺援笔写就《高轩过》一诗,韩愈与皇甫湜大吃一惊,李贺从此名扬京洛。年纪稍长,李贺白日骑驴觅句,暮则探囊整理,焚膏继晷,十分刻苦。李商隐作《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
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五岁的李贺就已经誉满京华与李益齐名了。
永贞元年(805年),李贺十六岁,当年顺宗带病继位(中风),任用王叔文、韦执谊等除弊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结贵族官僚改元永贞,逼顺宗称病退位,新政遂败。次年,顺宗病亡。唐人(刘禹锡、柳宗元等)在诗文中有影射,指称顺宗并非病故,而是遇害而死。李贺成年后,得知此事,做《汉唐姬饮酒歌》讽刺。
仕途失意
元和二年(807年),李贺已诗名远播,元和三、四年间(808~809年),李贺写《雁门太守行》谒韩愈,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声,但“年未弱冠”,即遭父丧。当时,服丧“务必以三年全期为限,所以直到元和五年(810年)韩愈才与李贺书,劝其举进士。该年初冬,李贺参加房式主持,韩愈参与组织的河南府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并一举获隽,年底即赴长安应进士举。可是“阖扇未开逢猰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尽管韩愈“质之于律”“稽之于典”为其辩解,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
元和三年(808年)春,李贺离京返回昌谷,作《出城》,当年十月间,再次西入长安。经停洛阳,韩愈、皇甫湜到访慰藉落第之人,李贺作《高轩过》答谢。十月十四日,李贺在洛阳仁和里坊的宅院中,与前辈话别,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
未能参加进士考试,对李贺打击甚重,他曾写了不少抒愤之诗,当年回到昌谷。大约因其为李唐宗室的后裔,又有韩愈为之推奖,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贺又返回长安,经宗人推荐,考核后,父荫得官,任奉礼郎,从九品。从此,“牢落长安”长达3年,为官3年间,李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个人生活虽不如意,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鞭挞黑暗的诗篇。所谓贺诗“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清姚文燮语),大多数作品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他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坛的杰出地位,应该说主要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近60首作品奠定的。
英年早逝
由于迁调无望,功名无成,哀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贺忧郁病笃。元和八年(813年)春。告病回昌谷休养了一段时日。不甘沉沦,举足南游,希望在南楚或吴越一展才华。离长安时,他的友人无可和尚(青龙寺高僧)撰写《送李长吉之任东井》的诗,预祝他南游成功,但结果大约也不妙。“九州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阳,告别长辈皇甫湜等亲友,同年十月十四日又西进长安。
元和九年(814年),他决然辞去奉礼郎之职,重回昌谷“归卧”。然后取道宜阳、洛阳、经河阳,入太行,过长平、高平,于深秋到达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此后在潞州张彻的荐举下,做了3个年头的幕僚,为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军队服务,帮办公文。
元和十一年(816年),因北方藩镇跋扈,分裂势力猖獗,郗士美讨叛无功,告病到洛阳休养,友人张彻也抽身回长安。李贺无路可走,只得强撑病躯,回到昌谷故居,整理所存诗作,不久病卒,时年二十七岁。
昭宗时,韦庄上奏请追赐李贺进士及第,赠左补阙、右拾遗官职。但因宫廷发生事变,所奏被搁置。
主要影响
作品题材
借古讽今题材
他写这类作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早年家居昌谷,邻近洛阳到长安的大道,征调运输所必经,使他对人民所受重赋剥削,统治阶级所为淫奢恶行,有所见闻;后来京城羁旅,游历南北,贵族官僚的腐朽骄奢,宦官集团的乱政无能,藩镇割据的祸国殃民,贪官污吏的横行不法,下层人民的受苦受难,进一步激发诗人的愤慨。李贺所写这一类诗篇,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有的是直陈时事,有的是借古刺今:
① 隐射抨击永贞宫变的,如《汉唐姬饮酒歌》;
② 批判唐宪宗沉湎迷信、追求长生的,如《仙人》《昆仑使者》《神弦》《苦昼短》《官街鼓》;
③ 拥护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如《秦王饮酒》《雁门太守行》《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上之回》;
④ 揭露藩镇祸国殃民的,如《猛虎行》《公出无门》;
⑤ 反映权贵骄奢淫逸、好景不常的,如《荣华乐》《秦宫诗》《牡丹种曲》《夜饮朝眠曲》《贵公子夜阑曲》《嘲少年》《梁台古愁》;
⑥ 讽刺宦官专权、乱政无能的,如《吕将军歌》《感讽五首》(其二)《感讽六首》(其二、四);⑦反映边塞敌人侵扰、抗敌士兵艰苦生活的,如《摩多楼子》;
⑧ 揭露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如《老夫采玉歌》《感讽五首》(其一);
⑨ 同情妃嫔悲苦生活的,如《宫娃歌》《堂堂》;
⑩ 反映少数民族军事活动的,如《黄家洞》。
发愤抒情题材
李贺有积极用世的政治怀抱,虽然因仕途困厄,疾病缠身,存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华下作》)的消沉情绪,但也有许多诗篇反映对“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的官宦生活不满,表现“天荒地老无人识”的不平;他也不甘沉沦,发出“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的豪言壮语,更满怀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雄心壮志。《赠陈商》《送沈亚之歌》《野歌》《致酒行》等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神仙鬼魅题材
雁门太守行
李贺以奔放热烈的浪漫主义情怀,描摹神仙境界,王母娘娘、嫦娥等神话人物,银河、月宫等天国风光,出现于《天上谣》《梦天》等名作中,极尽奇丽谲幻之观。但长吉诗也有另一种鬼魅世界的可怕描述:“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鬼雨洒空草”(《感讽五首》其三)、“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百年老枭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这也是后人称其为“诗鬼”的重要原因。李贺诗中多仙境鬼域,一方面是因为他极度坎坷的人生有时令他极度的迷茫苦闷,然而更多的是体现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天上谣》),“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等诗肯定了万事万物的变化,指出了沧海桑田、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神弦》、《苦昼短》等诗更是直接写出神鬼的虚诞,矛头直指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唐宪宗,抨击他一心追求长生不老的荒唐。杜牧说:“梗莽邱陇,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是对这类诗篇的总评。
其诗句如“楚魂寻梦风飕然”(《巫山高》)、“嗷嗷鬼母秋郊”(《春坊正字剑子歌》)、“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纸钱塞鸣旋风”(《神弦》)、“回风送客吹阴火”(《长平箭头歌》)等等,乍读只觉鬼气森森,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在作者笔下,这些“鬼”,“虽为异类,情亦犹人”,绝不是那些让人谈而色变的恶物。有人说李贺“以哀激之思,作晦僻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幽冷溪刻,法定当天。”这种见解未免过于偏狭,李贺写鬼与其说是自感早天之兆,不如说是其逆反心理使然。
咏物等其他题材
其中如《李凭箜篌引》《申胡子觱篥歌》《听颖师弹琴歌》等,通过“石破天惊”的奇特想象和比喻等手法,描绘音乐家的高超技艺和动人的音乐美,并抒发了作者的怀抱,给人以很深的感受。《杨生青花紫石砚歌》,赞颂了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手工艺。《罗浮山人与葛篇》,描写织布老人织雨剪湘的绝技。还有《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借咏笋以赞美青春的活力;《马诗二十三首》,借咏马以反映现实政治,抒发作者的愤激心情。后两组诗并且运用了李贺不常用的绝句形式。这类诗总的表现了李贺诗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而像《美人梳头歌》一类作品,则体现了作者对贵族妇女生活的态度(一说新婚燕尔描写自己的妻子)。
艺术风格
李贺诗歌诗风以空灵甚至诡异见长,在内容上主要是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描写幻想中的神鬼世界;描写人民的疾苦;揭露时弊、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昏聩,歌颂边塞将士英勇卫勉等。其艺术特点为:想象奇谲,辞采诡丽,变幻缤纷,刻意创新。诗歌意象跳跃,结构不拘常法。修辞的奇巧和诗歌语言的奇峭。但有其不足,追求奇峭虚幻而往往流于晦涩险怪,缺少完整的形象和连贯的情思脉络,难于索解。
语言悲冷凄苦
奇特的语言营造悲冷的氛围是李贺诗歌最为成功的因素之一,也是“长吉体”能在繁花似锦的诗歌苑囿中一枝独俏的关键所在。典型如李贺的《秋来》诗文。《秋来》这首诗大约作于李贺辞官归家的时期。糟糕的心情、萧瑟的秋风、刺骨的冷雨,触发了诗人心中无限的悲苦哀愁,诗人主观情思与孤坟野鬼融于一体,托物传情,借“鬼”寄慨,以瑰丽奇特的艺术形象来抒发诗人抑郁未伸、怀才不遇的深广忧愤,凝成了瑰美而冷俏的语言,读来令人胆颤心惊,毛骨悚然。
李贺把诗歌作为呕心沥血和事业,其母说他“呕出心乃已”。他刻意追求诗歌语言的瑰美冷峭。《秋来》这首诗中桐风惊心、香魂吊客,鬼唱鲍诗,恨血化碧等悲冷的意象充分体现了李贺语言的艺术特色。别具一种魅力。
选词炼句
李贺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杜、韩愈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苦吟,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李诗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瑰丽奇峭。长吉上访天河、游月宫;下论古今、探鬼魅,他的想象神奇瑰丽、旖旎绚烂。长吉刻意锤炼语言,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他的笔下有许多精警、奇峭而有独创性的语言。如“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玉轮轧露湿团光”(《梦天》)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可以说,尚“奇”是长吉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良师益友韩愈所代表的韩孟诗派共同的追求。他也有不少明快易懂的作品,如《勉爱行》《感讽五首》其一、《京城》、《嘲少年》等。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豪”刘禹锡,“诗魔”白居易一样,另有四字真言,鬼、泣、血、死,故被称为"诗鬼"。
长吉诗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较多地写古体诗、写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现存诗作无一首七律。李贺在乐府诗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借古寓今,或讽或叹,灵活多变,涣然有新意。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籍)、王(建)”两派乐府外,别开境界,独树一帜。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贺铸、周邦彦、刘克庄、谢翱、文天祥,元人萨都剌、杨维桢,明人汤显祖,清人曹雪芹、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
选择物象
元代孟肪曾说:“读长吉《十二月乐词》,其意新而不蹈袭,句丽不淫,长短不一,音节各异。这组诗在选取物象和意境上全避熟典,诗中二月不用折柳,三月不用桃李,五月不用蒲艾,七月不用牛女,八月不赋明月,九月不写登高。这是那些只会吟“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的酸穷文人无法企及的境界。再如其代表作《秦王饮酒》,诗歌为《秦王饮酒》却“无一语用秦国故事”(王琦《李长吉诗歌汇解》)。与其所有咏古诗一样,其题旨多在“笔墨蹊径”之外,他写古人古事,大多用以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或借以表达自己郁闷的情怀和隐微的意绪,现实意义的咏古之作在他的集子里是很难找到的。
多用衰老和死亡意象:中国诗歌史上,几乎再没有一个青年诗人那样偏嗜描写衰老、死亡的事物,翻开长吉诗集,这类意象触目皆是,到处是老、死、衰等字眼,其他像残、断、堕、瘦、古、鬼、枯、颓、病、败、朽、暮、弊、破、哭、愁、幽、折、荒、血、寒、泣、悲、凄、苦等字眼也随处可见,统计结果表明,上述字眼在李贺诗集中共出现440余次,平均每首诗出现两次,出现最多的为“老”字(48次),其次是“寒”字(34次), “断”字(33次),“愁”字(24),“死”字(20次)。《谈艺录》另一方面由于李贺仕进无路,体弱多病,尽管是一个青年诗人,术特色李贺的诗想象力丰富,意境诡异华丽,常用些险韵奇字,风格同唐朝其他诗人迥然不同。
诗鬼李贺
常用鬼意象:李贺的“鬼诗”,总共只有十余首,不到他全部作品的二十分之一,然而“鬼”字却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被人们目为“鬼材”、“鬼仙”,这些诗表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应当怎样评价,也成了一桩从古到今莫衷一是的笔墨公案。在李贺笔下的鬼魂世界中,有苏小小墓上幽冷飘忽的魂魄;有刘彻茂陵前夜闻晓无的马嘶;有南山的漆炬迎人,土旷萤扰;有冷雨中的秋坟鬼唱,恨血千年。
毋庸讳言,李贺的诗也有不少缺点。一方面由于过分雕琢求奇,有的作品语意晦涩、堆砌词藻,艺术形象欠完整,情思脉络欠连贯。他的诗作内容有一部分承袭了屈原《楚辞》中《山鬼》《国殇》等篇的传统,如《神弦曲》《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另一部分则很有现实主义风格,如《老夫采玉歌》,反映了贫民生活的艰苦。同时他的诗中也流露出对好景不常、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贬李者说是“牛鬼蛇神太甚”(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甚至认为是“诗之妖”(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王世贞用一个“过”字来简要概括长吉诗,还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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