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诗的传播方式对李白诗风的影响(2)

2020-09-17 李白

　　三　题赠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题赠是古人最常用的一种通讯方式，通常是向特定的读者寄赠诗歌，或言志咏怀，吐诉衷情;或写物记事，传递信息;或含怨托讽，寻求帮助。这是种最基本的传播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表现形式，正如威尔伯·施拉姆等言:“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因此，“要了解人类的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关系的”。李白题赠诗的对象有两种类型:身处魏阂的官吏和寄身湖海的布衣。前者包括藩王、刺史、太守、别驾、长史、司马、判官、都史、司户、司士、参军、明府、少府、赞府、录事、主簿等。在赠给太守、长史一级的`地方大员中，经常称赞对方是招贤纳士的战国某公子，而以寄食门下的某客自居，如《赠宣城赵太守悦》、《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博平郑太守见访赠别》、《江上赠窦太史》等;甚至在区区县承面前也唱出“长铁当来乎”，如《于五松山赠常赞府》;在赠给县宰一级的父母官的诗中，也是经常恭维对方的政绩，如《赠清漳明府侄幸》、《赠范金乡》、《赠从孙义兴宰铭》、《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或投其所好，把对方比作当彭泽令的陶潜，如《赠临明县令皓弟》、《赠崔秋浦》、《戏赠郑漂阳》、《赠间邱宿松》、《别中都明府兄》等。李白写作此类诗的目的或求干渴，或求依托，或求布施，诗风奇峭，语势峻急，格局宏大，惯用事典，色彩明丽。如《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诗云:“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眠蜀，壮志吞咸京。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毋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全诗格局宏大，气势雄深，开放得体，精严浑成，为此类诗歌风格的主要特征。

　　后者主要是寄赠亲人、诗友、隐朋、居士、同僚，他们和李白一样或奔走仕途，辗转呼嚎;或隐居山林，希冀仕进，或寄身幕府，干渴求生。如《送孟浩然之广陵》、《赠孟浩然》、《金陵酒肆留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赠汪伦》、《哭宜城善酿纪史》、《宿五松山下荀姐家》、《下终南山过解斯山人宿置酒》，这类诗的寄赠对象因大多是仕途失意或身为布衣，李白和他们的交往也就缺少了功利心理，不必披上“仙风道骨”的鹤堆，诗中感情真挚，诗也写得深情绵邀，情致悠长，色彩明快清丽，行文平易浅切，俊快流畅，不事用典，归于婉约一路。李白最爱使用的风、月、心等意象大都出现在这一类诗歌中。

　　即使有时李白诗歌所题咏的意象相同，但由于题赠对象不同，也会导致诗歌风格的差异。《上李琶》是早年干渴李琶之诗，写得极度狂妄自负，可谓俊逸潇洒;而临终诗《临路歌》虽气局宏大，但气挚跌宕，两诗虽都以大鹏自比，然词气有飞扬跋雇与黯然神伤之别，就是因为前者是写给李琶看的，后者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南陵别儿童人京》和《寄东鲁二稚子》都是写给儿女辈看的。前者写其奉诏人京时的狂喜心情，诗歌写得汪洋悠肆，痛快淋漓，喜怒哀乐跃然纸上。而八年后写的却是沉挚顿挫，一唱三叹，关键原因就在于读者对象不同了，虽同是寄语儿女，但前者的真正读者是弃自己而去的妻子刘氏，而后者的读者却肯定是儿女自己了。同是闻笛，《春夜洛城闻笛》“风调清华，作法工致”，感情直露无遗，因其在少年时，涉世未深，又当青年，更重要的是此时只有自己一人，可以无所顾虑地吐露心声;而《与史郎中饮黄鹤楼上吹笛》则写得隐晦，“思清填密，齐梁余风犹在”，因为此时是两人闻笛。《梦游天姥吟留别》，留别的对象是东鲁诸公，所以他在诗中写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豪迈誓言，而在《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中向一个县尉乞怜而求推荐拨摧。如果说这还是青年时的僧懂无知，晚年在《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表现出少有的舒畅心情，其原因是在“卷身编篷下，冥机四十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因而在永王幕府写了不少风格明快的短诗，《永王东巡歌》中极尽称颂之词，组诗节奏明快，慷慨激昂，如风行水上。永王势败后，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却说自己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滴夜郎天。”全不念永王对他的“三顾之恩”了，对韦良宰吹捧得几近肉麻，“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他“识度甚浅‑，明朱谏《李诗选注》论曰:“白虽有文章而疏于义理之学，故于利害之际，处之不当，以致自累也。孰谓白果有助于永王哉?大概说的就是这类诗歌吧。

　　四　题壁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如果说口头传播是声情并茂的、动态的传播方式，那么题壁是便于观览的、静态的传播行为。题壁主要是指题写于公共场所的释亭、释馆、庙宇、寺观、山崖、酒楼、饭肆，它以稳定的自然存在物作为媒体，其传播对象是不特定的，而辐射范围在当时来说又是最为广泛的。台湾学者罗宗涛先生认为唐人题壁诗“在于它是公开发表，便于传播。所以题壁诗少用典故，倾向于明白易晓”，题壁诗人的共同点，“就是都想藉题壁达到传播的目的”。这也说明，唐诗的题写行为，主要属于大众传播方式，也是一种较为广泛、较为直接的方式。最早所见的题壁诗大概是陶弘景的《题所居壁》。唐代题壁诗蔚为大观，刘洪生编《唐代题壁诗》，收诗人324位的诗作841首，其中录李白题壁诗十首，在唐人中不算多的，但远非其全貌，如《金陵白下亭留别》、《自巴东舟行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人彭兹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醉题王汉阳厅》、《题随州紫阳先生壁》、《题江夏修静寺》、《题许宣平庵壁》，该书均未录。该类诗大多写其慕仙学道、羡隐求友的志趣，诗歌意境空檬清旷，想象瑰奇，可谓“飘逸”之风的典型反映。唐代南北一统，交通发达，文士漫游成风，题壁传播媒介多处于人员往来较为频繁的名胜古迹区，便利于受众观览传播。李白从小就想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仙风道骨式的人物，“长庚人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余昔于江陵，见吴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以求“终南捷径”而人仕途，题壁求誉，制造舆论，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干谒诗发展到最后是行卷风气的盛行和诗人结集留存。在编选过程中，对其所传播的“信息”进行了必要的抉择和抽取，只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转化为传播信息。杜牧在嘱托外甥裴延翰为自己编集的第二年，便“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幸因裴延翰久有藏蓄，“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就是明证。与李白大致同时的魏预，与李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李白“因尽出其文，命颖为集”。“上元(761)末，颖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可见李白也是作过编纂努力的。这一过程只影响到诗人对自己诗风的取舍和作品流传，对创作影响不大，故不做论述。

　　五　结论

　　一个作家或诗人，自成一种独特的风格，一定是艺术日臻成熟的标志;然而风格的多样性、变化性也更是艺术造诣非凡的反映。这不仅跟诗人的气质、个性有关，也跟诗人的生活道路紧密相联。李白想走藉诗名而致魏圈的捷径，故干渴时极力塑造自己的“滴仙”形象，以合乎皇帝的求仙欲望;和隐士、道士交往时又极力塑造自己的隐士形象，以求闻于官府;由于生活所迫，李白以写诗求馈赠，换取裘、罗衣、茶、墨、鱼酒网，多作阿谈之词;但由于性情使然，一生耿直狂介的李白在写给亲朋和独抒已怀的诗中表现出淋漓酣畅的诗风，政治上的投机和已经程式化的仕进道路注定李白的幻想不可能成为现实，故此类诗中颇多愤激之词。凡此种种传播手段、传播方式、传播对象的因素导致李白诗歌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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