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其家庭特殊性是明显的。
一、曾在西域生活过,接受西域文化影响;
二、他家是脱离土地的流民,蜀地不是他家祖籍;三;其家既非官宦阶层,也非庄户,极有可能是商户。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他早年富有资财,游江东,遇落难子弟,皆周济之,不食逾年,散金三十万。其家非官宦,如此富有,非商人不能。
三、较少写农耕生活。熟悉商人生活,如《长干行》之类作品,非了解商贾生活者难写得如此生动。],这对其性格产生了以下方面影响.
1、西域文化的熏染,使其个性中有异域文化因素,其本身就是由多种文化交汇而成的,体现了盛唐文化精神的丰富性与开放性。
朱熹、鲁迅都曾说过:唐人大有胡气,唐代文明是四百年来民族融合的结果,唐代文化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原的农耕文化与西北游牧文化交化的产物,盛唐文化就是南北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一个新的审美热潮。李白本人这一经历与背景就是时代文化的一个缩影。其父李客在西域生活时间较长,李白五岁才到内地,其父前半生是在西域度过的。这自然也接受了西域胡人文化习惯与观念的影响,故其家庭有胡人文化因素。其身上体现一些异域文化因素。如,一,他有西域胡人习俗,《上安州裴长史书》:“又昔與蜀中友人吴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 《扶风豪士歌》“脱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為君吟。”“剔骨葬”“脱帽舞”属西域风俗,李白接受了这一习俗。二,行为方式有胡人之豪气,如好持刃佩剑,以至白昼杀人,非中原士族特点。“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醖籍,曾受道籙於齊,有青綺冠帔一副。少任俠,手刃數人,與友自荆徂揚,路亡權窆,迴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侠客行》:“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歩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三,诗中流寓意识较多,但不似多数唐人有较强烈的少怀乡思乡情感。一生生游走四方,居无定所,少中原汉人的安土重迁的意识。
2.商人加移民的家庭环境, 迫使他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求仕方式。这本身就体现了唐代文化开放性,与包容性。
李白家世与陈子昂接近。其家世不甚明朗,或因李白自己即不太清楚,或是因有苦衷不便明说。其家庭材料不多,且有矛盾。其家于隋末因罪被谪边地,神龙年才逃归潜还。可能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是因遭遇隋炀帝之害,唐时一定会被平反,不得称为逃回。至所以潜还,只能是犯了其他刑事罪。但其身份与社会地位一定较低;其家是外地移民,属客居者,是没有本籍流民,且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李客“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髙卧雲林,不求禄仕。”似一商人性的庄园主,同时,其父应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李白言:“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这种家庭决定了李白的成长与士族子弟有所不同。仅从文化学术背景看,其家庭地位决定了他既不能入州县之学学习,也得不到“郡举”机会。唯求得特殊成名的机会。李白早年苦读,既是受到了时代文化的感召,同时,自身家庭地位也刺激他的强烈求取之心。
3、特殊的家庭决定了早年的李白成长方式与一般人不同,并很早就形成了特殊的个性:。这一家庭背景对李白成长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为他发扬个性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从小就接受了非传统的教育,并具有一个相对开放而自由的成长环境,形成了他与传统的中原士族不同的文化性格。李白于儒家经学较少有深究。而倾心于道家与杂家也是这一原因所致。这形成了他以辞赋为主体以道家思想为内核兼取百家的知识结构,以及丰富而复杂的思想。
其早年生活由三方面构成苦读——学道——游侠
(1)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
(2) 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之二)
(3) 十五好剣术,遍干诸侯。(《与韩州书》)
(4) 十五游神仙,游仙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
(5) 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
(6) 《酉陽雜俎》:“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輒焚之。惟留《恨别賦》。”
其在少年时的学习活动:百家,道家、剑术、文章皆古名士之才艺人,实非科举之质。其早年活动中值得注意的是三件事,一是山中学道,而非入州县之学,二是,习辞赋而非经籍;三是学剑术、四是读杂书,这些皆体现了一个天才成中与众不同的一些特点。
六甲,十天干,十二地支,儿童识字符号,百家,奇书,阅读面相当广,而且不受禁忌。
对辞赋有偏好,这是不凡之才的表现。献赋是其出名求仕的一个渠道。
学道道游仙与纵横术:《上安州裴长史书》:“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隠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竒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髙忘機不屈之跡也。
从赵蕤习纵横之学:《唐诗纪事》卷十八引杨天惠《彰明逸事》称:李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今大匡山犹有读书台。”李白有诗《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长短经》是一部专讲谋略计策的书,少年李白学此,实见出与众不同的个性。
以游侠为人格理想,剑术颇精,曾手刃数人。其友崔宗之赞他:“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全唐诗》卷二六一《赠李十二》)”魏万《李翰林集序》:“少任侠,手刃数人。”李白《俠客行》:“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閒過信陵飲,脱劒膝前横。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慙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李太白集》卷三)诗写得极传神,似有切身体会。这些与与正统人格观念是有所不同的,显示少年李白叛逆性。
所谓遍干诸侯,是指李白早年也与当时人一样,希望得到当权者的引荐。《上安州裴长史书》:“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羣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此事由郁贤皓先生考定约在开元九年(721),苏颋于是年春初为益州长史。其献可能有《大猎赋》初稿,《春感》、《登锦城散花楼》等。由苏颋的评价看,李白诗文此时已表现出一定的才气,善于写作,只是学问功力还不足。明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二引苏颋《荐西蜀人才疏》:“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旅游活动:其十八岁,即仗剑去国,由其诗看,他游遍蜀中名胜。隐居大匡山,访司马相如琴台,扬雄故宅,登剑阁等地。这些正体现唐人好游的一种风尚。
出蜀前的文学创作:由其诵《子虚赋》、拟《文选》及《拟恨赋》看,早年他在文学上功夫主要是用在赋上。赋在当时仍是文学之正宗,被认为最能体现文人才能的体裁,科举考试考律赋,唐复汉制,仍有献赋自荐的制度。李白用心于此,也是适合时需。其存赋中《明堂赋》、《大猎赋》即属汉大赋风格,《剑阁赋》、《拟恨赋》、《惜馀春赋》、《愁阳赋》、《悲清秋赋》。属六朝抒情小赋类型。其中前二篇是最见其功力的。李白曰:”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而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抵讦.”
总结:李白早年的成长,受到家风、乡风与时风三种文化因素的作用。家风:这是一个具有西域文化因素的商业移民;乡风:蜀是道教重镇,李白早年即与道教结缘,与此地域文化色彩相关;同时,蜀地又是中权管理较松散的地区,侠风甚重,因此,他自小即学游侠习剑;苦练辞赋,武后朝,进士科地位上升,辞赋之士倍受青睐,这些因素组合起,决定要以游牧文化的豪勇精神面对生活,以商人的探险意识积极进取,以道家之术乐观自足,又以道人与侠客的形象标新立异,超越凡俗。以辞赋之才为进身之阶。即以奇才奇术追求奇妙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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