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悲壮”的粟黎之情
社会因动乱必然会引起思想意识、政治、文化、经济的变迁，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暴发，且历时八年，这也是一次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发所带来的灾难，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安史之乱”带来了灾难，也带来了文学思潮的变迁，正如王瑶先生在《李白》一书中所言：这次叛乱给唐代的历史划上了一条界线，也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安史之乱”也标志唐王朝由兴盛正式转向衰败，大多文人也转向对国家命运、黎民百姓的关心，李白可以说是一个爱国者，其强烈的入仕心境的原因我们不可考证，但其满怀抱负，报效国家的理想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以其诗歌“怀才不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李白也希望像开国元勋李靖一样“出将入相”总的来说李白很自信，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其诗《代寿山签孟少府移文书》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华，然后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这是大部分文人都有的政治理想，“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自身”，但李白的这一身可谓“穷”矣，“达”的也怕只有奉诏入京的三年时光。
自从李白出京以来，“游四海，览乾坤”，尤其到“安史之乱”时期，李白也是“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白骨成血山，苍生竟何罪!”表达其对国家昔盛今衰的感叹，对浮民苍生的关注，也反映出其粟黎之情，李白在乱世中也只是苍海一粟，忙于奔走逃离战乱，但他仍不忘“胸怀社稷”、“心系黎民”，其诗《经乱离后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中言“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太白昼经天，颓阳掩馀照。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崔子贤主人，欢娱每相召。”《奔亡道中五首(其四)》“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这一时期，李白诗作已失“飘逸”之风，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其悲凉的心境和感慨，李白他悲愤、忧郁，社会的动乱给李白的诗风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李白这个时期的仕途是坎坷的，国家也日渐衰败，十年漫游，“家事，国家，天下下事”皆尽收眼底，李白生活和经济状况也日渐不佳，乱世的纷争使李白也要悲凄“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世道日夜长，浇风散淳源。”李白当年的“豪放”、“浪漫”、“飘逸”已不复存在，“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日贫。丈夫何事空啸傲?不如烧却头上巾。”诗言志，正说明了一点：李白的理想抱负不能得以实现，他从天堂掉到了人间，他的诗歌风格一步步趋于现实，真正地接近了人民，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幽愤和沉郁之情(粟黎之情)。
李白作为一个伟大诗人，一代文学巨擎，他对文学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李白有自己的信仰，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负，他有对道教、神仙的执着追求，对于永王幕府的邀请，李白不顾家人反对，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永王的队伍，也许在荒废十数年之后，李白觉得自己东山再起时机会来了，终于有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了，对此，李白诗兴大发赞誉永王“二帝巡游俱来归，五陵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李白的豪情壮志又回来了，其诗《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摇曳帆在空，清流顺归风，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
但是不久后，肃宗(太子李享)打回来了，永王李璘兵败被擒，李白逃奔，亦被擒，他也自知附逆死罪，因其名气，众人说情，最终被肃宗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时年，李白已57岁，这次对李白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他的政治理想完了，他的人生抱负完了，险些连他的命也完了，至此，李白的创作完全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悲壮”。人生太多坎坷路，肉体上的折磨不算什么，精神上的折磨才是真正的伤到人心灵的，尤其是对一个满怀理想抱负的人，李白在垂危之际写下了《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在他生命即将燃尽之时，发出了“中天推兮力不济”的悲鸣，这是对封建黑暗社会的抨击和愤慨，我们把《临终歌》中的大鹏与《大鹏赋》、《上李邕》中的大鹏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李白当年的“飘逸”、“豪放”已不知所踪。
我们说李白晚年之作是“悲壮”的，并不是空穴来风，他晚年的诗风基是如此，如《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这是李白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该诗以时间先后为序，展现出当时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岁月，及其广阔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是诗人李白生活的时代背景，诗中把叙事、抒情、说理有机结合统一在一起，笔力道劲，风格悲壮。在《天马歌》中：“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慌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蹑天衢，羁金络月照皇都。逸气棱棱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天马奔，恋君轩，駷跃惊矫浮云翻。万里足踯躅，遥瞻阊阖门。不逢寒风子，谁采逸景孙。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乐翦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悲。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李白借物此兴以寄不幸。李白把自己比作天马，天马的不幸亦是李白的不幸。李白通过天马的不幸遭遇，写出了唐代王朝由盛而衰的现实状况，反映出作者对理想抱负至终未实现的内心积愤和痛楚，全篇起伏跌宕，抑扬顿挫，表现出无限的悲壮。再如《玉壶引》“君王虽爱蛾眉好,无乃宫中妒杀人”抒发出作者“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怨愤和惘怅。
言为心声，诗在言志。李白晚年的创作充分体现出他怀才不遇，愤世嫉俗，体惜黎民的情操，白居易曾有诗说李白是“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若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在《过李白坟》中又说：“最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在此，我们看出白居易对李白后期的诗作的看法，那就是“悲”和“恨”。
四、时代著就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
李白的一生是坎坷的，李白死也有多种说法，这里就不加以说明，李白在不同的时期，其创作风格也是不相同的，李白的诗受到社会客观因素和时代变迁因素的影响，其诗歌风格也明显地表现出多样的发展和变化。
直到现在为止，大多研究李白的著作，都是强调李白“飘逸”、“豪放”的诗歌风格，如王安石说李白“其识污下，十之八九言妇女与酒”，最是主张“飘逸”，但我们以时代背景来看，李白所生活的时代，从他出生到他死亡，正是唐王朝由兴盛去向衰亡的过程，在李白的早期生活中，是开元盛世，天下太平，四海之内一片歌舞升屏;到了中期，李白有积极入仕的心态，但唐王朝已经走向衰弱，正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言“春窗苦短日高起”，君王从此不早朝;再到晚期，唐王朝经历了“安史之乱”，皇帝逃京，被逼赐死贵妃，“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眉马前死。”玄宗威信全无，且昏庸腐败，唐王朝彻底衰亡了。李白的诗歌风格也随着唐王朝的变化而变化，由早期的“飘逸”，到中期的“豪放”，再到晚期的“悲壮”。
人们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李白也是这样的人，李白追求的本就是虚无飘渺的神仙，可以说李白这种虚无飘渺的精神追求伴随他一生。李白出川前，在家世的照耀下，并无坎坷之路，但在其出川以后，坎坷的命运总是甩都甩不掉。李白面对其婚姻家庭悲剧和政治悲剧，我认为以他那“飘逸”的个性应该是看开了，仍然自信的向着自己的理想抱负、人生目标追求而去，所以他“飘逸”中带着“无所谓”的“豪放”。正如其诗云“五花马，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正是一种道家精神，“道法自然”，不欲强求。但到晚期，李白经历了他的人生，而人生目标又不能得以突现，他的风格转为“悲”，但这种悲也是一种壮丽的“悲”，是一种“豪放”、“飘逸”的“悲”， 是一种“言不尽，道不完”的凄凉的“悲”。
现实是残酷的，李白的现实也是残酷的。李白的现实人生与其特殊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过高的理想与唐王朝的实际情况也是格格不入，各种特殊的矛盾给李白带来了一种思想上的多维变异，这种多维变异也使李白的生命力朝多个方向喷发，成就其辉煌的一生，所以说：特殊的时代(历史)背景，铸就了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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