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最强盛的朝代。“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唐代，更是中国历史上诗歌达到鼎盛阶段的时代。这个时代出现的杰出诗人尤如灿烂群星，布满整个天幕，而天幕中最耀眼、最夺目的是一对双子星座：李白和杜甫。杜甫是死后才渐渐被人们认识和发掘出来的，他在世时，影响不大，而在世时就光芒万丈，诗名满天下的只有李白。千百年来，即使三岁小童也会吟颂“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
李白是一位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一生，深受释、道、儒、侠等思想的熏陶，这些都对他的诗风有一定影响。虽然他的思想呈现复杂、多样性，但贯穿了他一生的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却又蔑视儒家伦理纲常的自由反叛精神，由此他的诗风也主要表现为狂放、豪迈，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但也不能忽视诗人天真、率直的个性对其诗风的影响。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浅析李白人品与诗风的关系。
一、李白的豪侠精神、英雄意识、和崇尚自由的个性，影响贯穿了他一生的诗歌创作
在李白鲜明的思想性格中，豪侠精神、英雄意识、崇尚自由的个性是三个重要的构成因素。
一般普遍认为李白七O一年出生在西域的碎叶城（当时隶属唐王朝的安西都护府）。在李白五岁时，举家迁至剑南道巴西郡昌隆县（今四川江油）。笔者曾有缘去过江油，地方十分的偏远，交通十分的不便，更别说一千三百年前的唐朝有多闭塞了。为什么李白父亲李客要从碎叶跑到这四面环山的荒僻之地来呢？为什么李白族叔李阳冰和好友之子范传正说李客“神龙之始，逃归于蜀”，“神龙初，潜还广汉”呢？神龙是唐中宗年号，神龙初年，李白才五岁，李客为什么要拉家带口“逃归”或是“潜还”四川，“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呢？安旗在其所著的《李白纵横谈》中大胆推测：李客是一个杀了作恶的豪门权贵后，举家出逃避仇的侠客。从李白后来好任侠，又想向当时号称剑术天下第一的裴旻学剑来看，李白的家庭必然是一个很少封建礼教束缚，对李白成长相当宽松的自由环境，由此形成了李白的豪侠精神。
在《侠客行》一诗中，李白将对“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客的敬佩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至。在《赠友人》其二中诗人又对壮志未酬的荆轲充满了深深的惋惜：“荆卿一去后，壮士多摧残。长号易水上，为我扬波澜。”
李白二十六岁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上安州裴长史书》），身上带了许多钱财，但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全用来结交朋友，周济贫寒了。他轻财重义，广结良友，本身就是一付侠骨柔肠。
李白的豪侠精神使得他正义感强烈，由此英雄意识也随之而生，他于是产生了要干一番轰轰烈烈济世事业的人生价值观。李白的豪侠精神和他的英雄意识，在李白的精神世界中相随产生，二者相似而又有别，就象一对孪生兄弟一般。
据李白《赠张相镐》诗云：“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则李白先祖是西汉名将李广，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英雄人物心仪得五体投地。
李白的政治理想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但长安失意后也产生过“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意”（《行行且游猎篇》）的慨叹，几次想投笔从戎弃文就武，“羞作济南生，九十颂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可见李白英雄意识之浓烈。
李白诗歌中出现的历史英雄人物频率之高是盛唐其他诗人远远无法相比的，在他的许多诗中充满了对历史上名将良相的崇敬之情。他特别景仰象范蠡般成就英雄伟业，然后功成隐退，泛舟五湖，重返自由天地的名士。鲁仲连，这个战国时助赵逼秦退兵，又有功于齐国，却均坚拒封官赠金，飘然而去的名士，更是为李白推崇备至，仅在他的诗作中就提及鲁仲连十七次之多。在《古风》之十中，诗人赞道：“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诗最后禁不住大有共鸣，恨不同代。诗人对鲁仲连风华绝代，意轻千金的洒脱欣赏到了极点，誉之为：“独立天地间，轻风洒兰雪。”（《别鲁颂》）
诗人是那么地推崇这些英雄们，其实又何尝不是在自诩。李白在诗中还常以管仲、谢安等自比，希望能济苍生、安社稷，干下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后飘然而去。这些都充分地表现了他强烈的英雄意识。
李白英雄意识的强烈，使得他自命不凡，也对他崇尚自由的个性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崇尚自由的个性与其英雄意识相互促进。
本来，凭李白超拔的才华要考中一个进士，谋得一官半职并非难事。但是自命不凡的李白崇尚自由，特立独行的风格，使他不愿依常规去参加科举考试，而想象姜子牙、诸葛亮一样，因了绝代的雄才伟略而被皇帝直接擢用，从布衣直接跃为卿相。他这种我行我素的行为正是他崇尚自由的`个性表现。辅佐明君治国安邦的理想不能实现，空怀壮志不能达成，这些残酷现实重重围困他，不但不能使他气馁，反激发了他毅然投笔从戎的行动，更进一步反映了他强烈的英雄意识。
李白崇尚自由的精神同样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诗人为表达奔放的激情，较少采用限制严格的律诗，而广泛采用比较自由的乐府诗，遣词、造句完全根据情感的需要，长短错落，自然流畅，形式和内容自然统一，而不受原古题意的束缚。同样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大胆的夸张也体现出了他崇尚自由的个性。
最能反映他这种强烈的英雄意识和自由个性的是他诗中的大鹏。从年轻时刚出蜀所写的《大鹏赋》，抒发要在广阔的自由天地中展翼翱翔的雄心壮志；到中年因馋言离京后，壮志难酬时依然是豪气不减，高歌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仍对未来充满信心；直至临终前还以大鹏自喻：“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临终歌》）诗人的雄伟抱负无法施展，凌云壮志不能实现，天地太小了，诗人就象无法展翅的大鹏一样坠落了。诗人向往自由，英雄豪迈的个性，使得他的诗歌无论是雄壮还是悲郁，都呈现出一种不受束缚、豪迈奔放的风格。
二、李白的反叛精神和傲岸不羁但又天真率直的个性，使其诗风呈现出狂放的主色却又异彩纷呈
李白迥异于唐代其它诗人的特点是他的叛逆、傲岸不羁甚至十分狂放的鲜明性格，使得他的诗风也表现出了狂放不羁的特色与精彩。
开元年间是唐代社会经济、文化的最高峰，在这样一个相对开明的时代，李白度过了他的青少年。诗人“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从小便博览诸子百家群书，没有专受某家某言的束缚和禁锢，加上身处一个开明的时代，由此养成了他特立独行的思想，飘然不群的举止。还有他向写过《长短经》的赵蕤学习过纵横术、王霸之道，再有他曾被当时著名作家苏頲称赞过“下笔不休”，后来又受到过司马承祯以及贺知章的赞誉。这些都助长了他自命不凡思想的形成与膨胀。于是他的反叛精神、傲岸不羁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他敢于平视甚至轻慢世人心目中的圣人：“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怀仙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当诗人天宝元年奉诏进京看透了统治集团的腐朽，进而对沉湎酒色、不理国事的唐玄宗大失所望时，敢于采取嘲弄态度：“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对李林甫等权臣更是张口便骂：“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赠新平少年》）
他无视儒家伦理纲常的反传统、反封建礼制精神在民间流传最广。唐段成式在《西阳杂俎》中载：“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诗人在皇帝面前依然气宇轩昂，不但敢让高力士脱靴，还敢让杨贵妃捧砚作词，又在词中将她比作让汉成帝沉湎酒色、不得善终的赵飞燕。连后世大文豪苏轼也以崇拜的口气赞之：“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李白置陈旧腐朽的封建思想、道德、纲常于不顾，傲视王侯，戏弄权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也赢得了历代人民对诗人这种傲岸不羁的反叛精神的由衷仰慕和赞美。
不难看出李白的傲视权贵与陶渊明有些相似，但李白显得更为张狂。陶渊明是基于自尊、自爱；而李白不但十分的自尊，而且还十分自负、十分自信。这正是他自命不凡、放浪形骸而且狂放的原因。究其源，他的这种狂放的个性又正是他的豪侠精神、英雄意识、崇尚自由三者交融于一身的必然产物。而他的这种狂放的个性表现在诗中，便使得其诗风也呈现出独特的狂放不羁特色。
李白一生交游极广，公子王孙，三教九流，平民百姓都有他的朋友。他的反叛精神、傲岸不羁及其天真率直、爱憎分明的个性使他得罪了不少达官显贵，却也赢得了许多真挚的友谊。
李白对百姓，对朋友则是亲近随和，以诚相交。李白离开长安后，漫游天下。一日来到宣州泾县，村人汪伦捧出自家酿的酒请李白喝。李白在长安什么美酒没有喝过，却在此喝了个酣畅淋漓，而且与汪伦交上了朋友。在李白的心目中，村人的薄酒粗茶也比宫中的美酒佳酿味道好。要分别了，李白站在准备离去的船头上，忽然听到身后有踏歌声传来。王琦注：“踏歌者，连手而歌，踏地以为节也。”可见不仅是汪伦一人，而是村中一群老百姓，在河岸手牵着手，以脚板踏出节拍，一起唱着民歌给李白送行。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场面啊！李白为这纯朴的民风，浓厚的乡情感动，以浑然天成，不带一点修饰渲染，而又蕴含着深深情意的诗句写下了这个场面：“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直到宋代，汪伦的子孙仍珍重地保存着这首赠诗。
李白对朋友心无城府，亲密有加。诗人在好友元丹丘家中，与元丹丘、岑勋三人借酒消愁，放怀痛饮，且酒且歌，亲密无间，甚至大咧咧地开玩笑道：“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可见诗人与元、岑之间情谊深厚，已毫无芥蒂之心。
从来文人相轻，但李白对诗友却谦恭礼让，诚信相交。李白对曾怀济世心，当时已归隐的诗人孟浩然就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吾爱梦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芳。”（《赠孟浩然》）又一日，诗人游至黄鹤楼，登楼四望，诗兴大发，正欲欣然举笔时，抬头见到了崔颢之诗，不由赞叹不已，心悦诚服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其后甚至还仿崔颢《黄鹤楼》诗作了《登金陵凤凰台》，其胸襟之开阔，完全没有以诗坛泰斗地位自居。至于他和杜甫的友谊，更是为诗坛称颂的佳话。
李白恨得那么畅快淋漓，爱得又是那么真挚感人，他的这种敢爱敢恨的直率个性使得他的诗风时狂放时飘逸，时激情四溢时冲和平淡，但都不事修饰，豪不掩藏内心的感情。
三、李白崇尚清真自然的诗风和他热烈的感情共同作用下，清丽和豪放并蓄
唐以前诗坛，诗风浮艳，充满了脂粉的淫和糜之气。初唐四杰力除这种颓风，如暗夜中一只荒鸡的啼叫，陈子昂的复古运动象一阵晨风吹过大地，李白的横空出世则如红日喷薄而出，彻底扫除了宋齐梁陈的不正诗道。诗人崇尚古道，主张学习《诗经》反映现实的传统，继承《楚辞》浪漫的风格，提倡建安文学的健康风气。诗人反对“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虚伪造作的诗风，推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的不加雕琢、天成自然的写作手法。他自己的诗也力求清新自然，绝不晦涩不清、雕章琢句。清王士祯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诗人对谢朓清丽脱俗的诗章的青睐正是自己追求的体现。
诗人一生虽积极入世，但道家清静无为、天人合一的思想也给了他很大影响。唐朝国教虽是道教，但佛教也因玄藏取经而盛极一时，诗人还以“青莲居士”自居，可见释家也给过李白一定影响。这一切加上李白倡导清新自然的诗风使他的许多作品不事雕琢，纯用白描，象《自遣》：“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再如《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用词遣句信手拈来，毫不费力，意境恬淡，却让人回味无穷。
清真自然是李白诗风的一个方面，但李白更以豪放诗见长，豪放是李白诗风的主要方面。
李白出生在荒漠无垠，雄浑苍凉的西域漠北地带，生长在壮丽奇崛的蜀中群山间，加上盛唐文明的催化，这一切都赋予了李白诗篇雄奇奔放，激情洋溢的特色。
中国的山水诗在李白身上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李白对大自然惊人的鉴赏力，律动的审美观使他笔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栩栩如生入画来，充满了动感和生命力。请看，诗人笔下的蜀道：“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崖转石万壑雷”（《蜀道难》），何等凶险；诗人笔下的黄河：“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何等的汹涌澎湃；诗人笔下的西北大山：“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何等的大气磅礴；诗人笔下的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二）何等的夸张却又形象贴切，生动传神。他的诗歌如天马行空，想象丰富，极尽夸张、比喻之能事，已不仅是客观事物的简单摹绘，而是深深地染上了诗人喷薄而出，奔腾直泻的感情色彩的作品。
在尘世间，在朝廷中，诗人张狂、叛逆的性格不能容于人，“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诗人孤高绝世，知音难寻，政治上的失意让原本就热爱大自然的李白更加放浪形骸，纵情于山水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徜徉在大自然中，其实他是在寻找一个能够理解他的知音。我们可以想见，诗人面对大自然那飞流直下的瀑布，奔腾咆哮的大河，壁立千仞的险峰和他桀骜不驯，傲岸不羁的个性会有多么强烈的共鸣，“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唯有在大自然中，诗人才找到了真正的知音，他的生命力、创造力才得到了最好的发挥。他那强烈的英雄意识才能找到寄情对象。他那狂放的个性才能冲破压抑的天地，而他的诗风自然也更呈雄奇奔放的豪迈格调了。
四、李白饱受挫折但对人生积极向上的态度，使他的诗充虽有消极但更充满了达观
李白的消极出世和积极入世都是他傲岸不屈人格的象征，也使其诗风呈现出以豪放为主的变化性。
李白二十六岁出蜀即认识了当时极有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后又与道士元丹丘等人相识，结成莫逆之交，并与元丹丘一起去嵩山拜访紫阳真人，隐居学道；及后唐玄宗召李白进京也是因吴筠、持盈法师（玉真公主）、元丹丘等道界朋友的推荐；三年长安生活离京后，甚至在济南紫极宫做了一名道士。据此许多人批评李白处世消极。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过：“李白始终是一个世外的道士。”
其实不然。李白酷爱自由，情系大自然，这与道家天人合一，向往无拘无束神仙生活的追求是默合的，所以才导至他如此欣赏道家思想。但他决非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士，他的遁世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前的等待；是郁郁不得志后愤懑中一帖最好的清凉剂，镇痛药，从而抚平创伤；更是诗人傲视权贵的一种消极反抗。诗人欣赏范蠡、鲁仲连般功成名就后的飘然而去，而不是一事无成就逃世而去，在其功成身退的人生追求中，功成是前提。“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松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充分反映了李白淡泊荣华富贵，但却极欲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愿望。
李白与故相许圉师孙女新婚后，曾在北寿山隐居三年，一边继续为以后治理天下做准备，一边等着象诸葛亮般有人来“三顾茅庐”。从诗人当时写的诗文《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可以看出他隐居绝非消极避世，他是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要扶佐皇帝干一番济苍生、安社稷的大事业。在等人举荐落空后，李白决定主动出击，“遍干诸侯”，“历抵卿相”。但其时朝廷日见腐败，官场日见黑暗，等待李白的是四处碰壁，屡屡受挫。诗人“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为国效力无门，空有壮志难酬，一展宏图之路难行。诗人正大叹“行路难”之际，却诗风猛转，“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困顿之极时却豪气大生，受尽坎坷时却壮心不已，对人生的热情依然丝豪不减。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其诗中屡见不鲜，使其诗风呈现出格调的变化性，偶现的悲郁中又充满昂扬向上的精神。
“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是李白一生用以自勉的座右铭。诗人被召入京，以为可以一展经邦治国之才，却连个正式的官职也没有，只是充当了皇帝寻欢作乐的笔墨工具。诗人愤然离京后，确曾有过寻仙访道，消极避世的念头。但这也是诗人在特定条件下，以求仙访道来睥睨尘世、傲视权贵的一种消极反抗。事实上，诗人即使去到远离人寰的深山中，仍不能忘世：“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啸咤，思欲解世纷。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赠何七判官昌浩》）。没多久，唐玄宗的不理朝政，纲常废弛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诗人在求仙炼丹间，仿佛来到了仙境，然而“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其十九）。诗人终究难忘破旧的山河和陷身其中受尽战乱之苦的人民。诗人始终自信有大展宏图之日，所以当永王李璘请他出山，诗人便以为多年来济苍生、安社稷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了。“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谁知统治阶级间又自相残杀，永王败亡，李白亦受牵连流放夜郎。
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虽受尽冤屈不平，却依旧斗志昂扬。时“安史之乱”未平，诗人登巴陵山观看洞庭湖唐军水师，“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握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丝毫没有因世道的不公而要学陶渊明退隐，仍豪迈地高歌：“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临江王节士歌》）诗人已当高龄，却几乎要挥剑上阵杀敌了。两年后，诗人已六十一岁，还去投奔名将李光弼，请缨杀敌。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可惜半途病倒，成为终生之憾。李白这种英雄豪怀，及其傲岸不屈的品格是他诗魂的精髓，使豪放成为其诗风的基调和主旋律。
纵观李白一生，写下了许多慷慨豪迈、壮怀激烈的千古绝唱，但李白之伟大、之可贵更因为他对国家和人民的一份深沉的爱和责任感，他永远都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放在生命的第一位，因此也永远都活在了不被理解和痛苦的折磨中，但就因为有了这些挫折和不平，李白的诗篇才得以流芳万代。无法想象活在顺境中的李白能写出《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不朽的诗篇；同样，成了个超然物外的隐士的李白也不会写出这些充满激情的诗篇来。这些挫折在李白的心海中，如汹涌的浪涛撞击在暗礁险滩上，呈现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的壮观景象，而这壮观景象正是诗人人品化就的诗魂和诗风的形象展现。历史是公平的，她给了诗人那么多的坎坷和挫折，但也给了诗人永生。诗人的不朽诗篇已永生在了这个蓝色星球的东方，永生在了每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心中。
十八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布封有句名言：“风格即人”。这句话十分中肯地说明了的李白的人品与诗风的关系。李白的诗风正是李白人品的个性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