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比较

2022-09-27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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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中国文学史》）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

　　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中国文学史》）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

　　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为何将李白和杜甫进行捆绑

　　李白和杜甫并称为“李杜”，两人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为后人所崇拜敬仰，后人喜欢将两人进行捆绑，并且多番进行比较，也出现了“扬李抑杜”或“抑李扬杜”两大人群。

　　李白和杜甫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晚李白、杜甫六七十年的诗人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有“时人谓之李、杜”句。可见，李白杜甫去世一个甲子前后，就有“李杜”之说了。

　　李白与高适、孟浩然、贺知章等诗人的关系都不错。李白曾写“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说明他与孟浩然的深沉友谊。李白与诗人高适（他是唐朝诗人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关系也不错，只是两个人没有走在一条“道”上，后来关系疏远了。李白与贺知章更是好朋友。

　　李白第一次进长安街，遇见贺知章。这时，贺的诗歌已有大名，官是三品，无论哪个方面都算是顶尖人物。李白的一篇《蜀道难》使贺知章惊叹：“你真是个被下贬的太白金星啊！”从此李白有了“谪仙人”的雅号。

　　李白第二次进长安，也有贺的功劳。但这一干人的诗歌光彩、家国情怀及个人魅力，显然和李白与杜甫不在一个级别，后人将“李白与杜甫”并列起来，称为“李杜”，那是反复掂量、经得起考验的。

　　闻一多说：李、杜相遇，就是两颗星相遇，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里，除了孔子和老子会面，再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会面更重大更可纪念的了。

　　李白与杜甫，无疑是两座耸立的高山，是两个艺术生命的标本，是支撑起中国文学、东方文明的其中的两根支柱。自唐以来，人们说到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一般地说都会联系到另一个人。其实，两人见面有据可查的纪录也就是三四次的样子。有人把他两人诗歌中的涉及对方的诗歌统计了一下，李说杜，三四首：杜说李，近二十来首，通过这个数字来说明杜甫更怀念和牵挂李白一些。

　　中唐之后的中国，逐渐形成“扬李抑杜”或“抑李扬杜”两大人群。

　　喜欢谁不喜欢谁，喜欢他的作品或不那么喜欢他的作品，本属于个人偏好，这也无可厚非。可是，中国一些人好分胜负，好排座位，喜欢戏剧效果，于是，将两人拉在一起，互相对比，寻找差异，比较着比较着，就将两人简单地对立起来了，褒一个贬一个，一个打倒另一个，非此拼出个高下不可。

　　喜欢他，则宽容他、包庇他；不喜欢他，则损他、骂他。或者为了一时的政治需求，来扭曲他。这是我们的毛病，要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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