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漫游生活中度过的。他二十五岁时，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去国长如不系舟”(《寄崔侍御》)。离家之后，他到处漂流，一直到生命的尽头——客死于当涂李阳冰处，以漫游终其一生。他的游迹所到之处很广很远，“南穷苍悟，东涉溟海”，北抵燕赵，西历歧邠，至于宛洛、吴越，更是多次重游，名山大川，古迹胜地，无不亲临其境，所谓“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境，终年不移”(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在这种漫游生活中，游目骋怀，抒情遣兴，产生了众多流传千古的瑰丽篇章。李白的游历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创作，更使得他在心灵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李白对山川美景有着特殊的感情，长江、黄河、峨眉、庐山、天姥、天门，所到未到的名山大川无一不被他摄入笔端。
2、道教思想的影响
李白出生在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六甲”乃道教术数，“百家”自然也包括道家的《庄子》。李白早年在家乡时就与道士交往，访问道教名山，留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峨眉山》之类的诗。后来，李白又与道士元丹丘结识，成为密友。他们游过许多著名道观，与许多著名道士交往，谈玄论禅。天宝三载，李白被赐金放还后，不久就正式加入道教，开始了道徒生涯。李白一生曾经历三次隐逸生活，对道教术业修炼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即使到了晚年还念念不忘“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壶”(《流夜郎书怀未息秀才》)求仙访道几乎成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我们知道，道教的核心与本质在于对生命及自然的热爱，深受道教思想影响的李白，其个性也必然是亲近自然的。
3、魏晋时代精神的影响
中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在魏晋时代。生活和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艺术上的生命意味和宇宙意识，是魏晋时代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魏晋之美体现在生活与人格上即是追求个性的艺术态度，亲和自然的自由精神。在李白身上，魏晋的主体精神在生活中和人格上都有充分体现，在艺术上又多方面地体现出自由解放的审美精神。这些主要体现在李白的仙游之作中。它们继承了魏晋的人生态度，表现出对生命和自我价值的肯定和超越人生束缚的心灵遨游。如“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常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我知尔游心无穷。”(《元丹丘歌》)同时，李白表现出对把握现实的生命意义的感悟，对生命赋予自然永恒存在的真诚呼唤：“白日与明月，昼夜尚不闲。况尔悠悠人，安得久世间。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芝每登攀。一食驻玄发，再食留红颜。吾欲从此去，去之无时还。”(《杂诗》)
(三)自我张扬
李白是一个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他与时不合的孤傲生性，体现了与流俗的龃龉和超脱，其透溢着鲜明个性的诗歌创作，正是这种独具个性的自我特征的明证。
1、对各家思想的超越
从李白所接受的各种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东西，即李白对自我、个体的看重。他受到了儒、道、侠、纵横等诸家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又不属于某一家，而更多的是对它们的超越，形成了独特的对自我个性的张扬。儒家将其注重个体的思想特征纳入人格修养之中，道家将其纳入个性自由之中，纵横、任侠将其纳入个人英雄主义之中……实际上，李白对个体的看重远不是上述诸家所能包括的。李白的个体精神是自我张扬的，它区别于儒家的，在于个体对李白来说是最终的目的，而对儒家来说只是手段;区别于道家的，在于李白的个体是外向的、张扬的，是与政治紧密联系的，道家则是回避政治的;至于纵横、任侠等不过是李白发扬个体精神的方式。
2、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意识
对自我个体的看重，贯穿在李白的各种思想因素中，可以说起到了统摄的作用。这事实上就是一种自我中心意识：即思想行为的动机是立足于自我，以自我为本位;思想行为的目的是自我精神的发扬，以自我为归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对生命的认知，对个体生命的充分尊重。从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奋力拼搏者的巨声怒吼，可以看到一个性格鲜明的自我形象。“大鹏一日随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表现了李白的宏大志向，他得意时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遭受打击时就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追求逍遥时就表示“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日出入行》)处处有着强烈的自我色彩，喷发着强烈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