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臧克家以臧瑗望的名字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外国文学系主任为梁实秋，那么在臧克家印象中梁实秋是如何的?
闻一多、梁实秋任教国立青岛大学
1930年“国立山东大学”的前身——“国立青岛大学”成立，校长是“五四”时期老作家杨振声先生。杨振声民主办学，风度翩翩，请来的大批教师都是学术、文化界一时才彦。1930年，臧克家以臧瑗望的名字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外文系当时只有一个英国文学专业，除了本系课程以外，还承担全校的公共英文以及法、德、日等第二外国语的教学。据1933年教职工名录档案中记载，外国文学系主任为梁实秋，教授有陈逵、罗文柏、戴丽琳、赵少侯、葛其婉，讲师王国华、郑成坤，1934年教职工名录档案中记载外国文学系主任洪深，教授为李茂祥、戴丽琳、赵少侯、葛其婉，讲师水天同、王国华、周学普等。
1930年4月，闻一多和梁实秋应杨振声的邀请，一同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梁实秋后来回忆说：“他要一多去主持国文系，要我去主持外文系，我们当时唯唯否否，不敢决定。金甫力言青岛胜地，景物宜人。我久已厌恶沪上尘嚣，闻之心动，于是我与一多约，我正要回北平省亲，顺路到青岛一觇究竟，再作定夺。”没想到，一看立刻就认定“这地方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够标准宜于定居……一言以决，决定在青岛任教。”
梁实秋在外文系开设了英文、欧洲文学史、戏剧入门、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文艺批判等课程，还担任了其他系的公共英语课。
据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后二年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臧克家对梁实秋先生的莎士比亚研究印象也颇深。
臧克家入学外文系，后转入中文系
臧克家是如何从外文系转入中文系的呢?入校后，臧克家学中文的兴趣比学英文的兴趣更大，申请转中文系。在国立青岛大学，学生可以转院或转系，那是首任校长杨振声的一贯主张。
当时，想转到中文系的人太多，全被拒绝了，当臧克家忐忑不安地站在闻一多先生身旁自报姓名时，闻先生十分高兴地接纳了他，并告诉他记得他的《杂感》。据臧克家的同学蔡文显的儿子蔡宗周在《梁实秋书赠的条幅——记梁先生与蔡文显的一段师生情谊》中写道：“记得父亲生前说过……臧克家原先入学是英文系，同父亲同系，后根据臧克家的要求，经闻一多同意调到了中文系就读。”
从此，臧克家成为闻一多先生的学生，一名诗的学徒。
臧克家转到中文系后，除了学好功课外，就是向闻一多先生和他的诗学习。闻一多和梁实秋是同学，又是最要好的朋友，往来甚密。再加上梁实秋又是臧克家的英文老师，这样一来，臧克家与梁实秋也建立了很深的师生情谊。
上世纪20年代末，梁实秋和鲁迅在上海滩发生了激烈的论战，震撼了整个中国文坛。有一次在课堂上，有的同学问梁实秋与鲁迅笔战一事，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鲁迅与牛”。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这情景，给臧克家的印象很深。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对梁实秋在国立青岛大学兼任图书馆长时撤除鲁迅著作一事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就这事臧克家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臧克家为梁实秋写出“邀请信”
1933年臧克家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梁实秋很快就以《烙印》为题写了评价文章，并对臧克家“不曾因同情心的热炽而抛弃艺术的立场”表示了赞赏。
上世纪80年代初，梁实秋从香港给臧克家寄来两本书，这两本书是梁实秋的《偏见集》和《游美杂记》。臧克家在《致梁实秋先生》一文中回忆道：“忽然收到从香港寄来的一个大卷，很费劲地把它拆开，原来是您的大著!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真有点又惊又喜。可惜下面寄出的地址写得不清楚，而且被我拆成碎片，想回信也无处投寄了。从插页上看，您和师母登山涉水，游兴甚浓，心宽体壮，只是头白了。”
1987年，当臧克家得知了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的消息后，于11月3日写下《致梁实秋先生》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实秋先生，我特别想念您。自从1934年，我山大毕业离开青岛之后，隔山隔水，暌违已有五十三年之久了。人不见面，思念却难断。您的行踪，偶尔从新闻报道中得到星星点点，这也聊慰我情……我虽步履蹒跚，但愿意奉陪您，游览颐和园，荡舟北海上，参观规模宏伟的新落成的北京图书馆，互相扶持登上八达岭，纵目长城，如果精力充沛，可以看看这几年出土的珍贵文物，特别是秦始皇的兵马俑。我可以陪您吃吃东来顺的涮羊肉，全聚德的烤鸭……来吧，来吧。”梁实秋先生于1987年11月3日在台北逝世，生前没有看到这封信，巧合的是臧克家写完信的时间与梁实秋逝世的时间为同一天，这可以说，是臧克家送给梁实秋最后最真挚的礼物。
赵太侔、赵少侯、孙大雨、洪深都曾是臧克家的外文老师。臧克家在山东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时，曾写过一篇情真意切的祝词《我的祝辞——庆祝母校校庆》，表达了自己1930至1934年在母校读书期间对老师的崇高敬意，其中写道：“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先生。英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是梁实秋先生，他是研究莎士比亚的，山大图书馆关于莎士比亚的著作在全国来说也是有点名气的……戏剧家赵太侔先生都曾教过我，赵先生教过我英文，后来做了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至于文艺方面，我毕业前后到山大教过书的有老舍、洪深、王统照、赵少侯、孙大雨诸位先生，这几位先生都是我的文艺前辈，后来成为亲密的朋友。”
臧克家与梁实秋的这段渊源和师生情，如丝如缕，那绾在心头的情感的彩绳，即使时光流逝，即使主人仙逝，又怎能扯得完呢!
成为梁实秋的部属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城市，碧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群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这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
国立青岛大学在当时刚刚创立不久，坐落在万年山麓。那里过去是德国的万年兵营。五六座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的大学的校舍。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他那时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内，所聘教师，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
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振声(又名杨金甫)，教务长便是赵太侔 。
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江青在梁实秋手下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对于江青来说，她在青岛大学所受到的影响，深刻地决定了她此后的人生道路。她曾这么自述：
1931年的初春 ，我来到青岛。寒冷的大雾和港湾里带着盐味的海风，多奇妙啊!我从前的一位姓赵的老师，也是我的一个街坊(他曾任山东实验剧院的导演)，现在是青岛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在文学系任教授。既然有这层关系，他就安排我到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
在一张青岛大学图书馆馆藏的1931年全馆工作人员合影中，既有戴眼镜、穿棉袍的馆长梁实秋，也有穿西式大衣、打扮入时的助理馆员李云鹤(见下页)。
根据江青的回忆，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记述：
虽然赵先生的邀请使她的心情轻松些，但是要搬到青岛这个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仍使她感到不适意。为了鼓励她，赵先生应允在大学里建立一个她感兴趣的艺术系，而且答应支付她的青岛的旅费。她的那些实验艺术剧院的同学们都极力主张她接受邀请。最后她同意了。
“实际上赵先生属于国民政府的改良派。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观点与胡适的那些观点很接近。我曾很欣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意识，”她带着一丝笑容进一步地说，“那时胡适的那个团体的成员为数不少，这些人当中包括梁实秋和闻一多等。他们试图把我拉到他们那边。闻一多是我青岛大学的一位老师。我旁听了他的`许多门课。”
“我们最大的反面教员的例子就是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以后，我国东北三省(满洲)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我们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实。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外国的奴隶。就我自己而言，我非常强烈地反对日本人的侵略。到那时，全中国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高潮。
“这种形势唤醒了我，于是我对赵老师说，‘我想参加请愿活动。’他把我顶了回来，‘那么你也想惹麻烦吗?’我被吓得哑然，几乎没有说出任何反驳的话。于是我调转身走开了。我完全清楚，他对我的行动感到极为不快。我独自走上了一座小山，在树林中徘徊，深深陷入思想混乱之中。按照他说话的含义也就是学生的爱国运动是‘制造麻烦’。最后，我终于认识到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我决定在青岛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
“在青岛大学，有大量学生抵制上课和考试。在这种情况下，我拒绝了我老师给予我的更多帮助。于是我加入了大学的教职员工队伍，成为一名图书馆职员，我的工作就是填写卡片。与此同时，我还继续旁听大学课程。每个月我可挣到三十元钱(约合九美元)，并给我母亲寄去十元。由于青岛的生活费用非常高，所以我留下的二十元钱是不够我花销的。正如你们所知，我不能只养活我自己，我还必须掏腰包为抗日救国运动支付演出费用──没有人在经济上给予我们帮助。当我们把演出送到工厂或农村时，受到工人和农民的欢迎和帮助。但是他们也很缺钱，不可能给我们更多的经济援助。在那时，我并不可能知道解放全中国必须依靠穷人才能夺取胜利。”
梁实秋也曾忆及他的部属江青。1981年1月13日台湾《中央日报》所载报道《梁实秋先生今庆八秩华诞》，有那么一段：
席间欢然道故，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有人说：“难怪她后来要造反。”
据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从台北来沪时对笔者述及 ，梁实秋一边看公审江青的电视，一边说过：“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说罢，大笑不已。
2004年5月28日，笔者在旅美画家李斌、王亚卿夫妇处看到一帧从未见过的江青17岁时的照片：这是四人合影，李云鹤(江青)17岁(前左)。前右为邓宛生，后左为邓译生，后右为杨蔚。
邓译生和邓宛生为姐妹，青岛大学校医主任邓仲纯之女。邓译生又名方瑞，后来成为剧作家曹禺的夫人。杨蔚是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作家杨振声之女。
当时，李云鹤住在赵家。
李斌先生告知，这帧照片是在香港邓宛生女士家翻拍而得。他当即致电83岁的邓宛生女士，征得她的同意，把这一珍贵的历史照片供我收入《“四人帮”兴亡》一书之中。
据江青自述，17岁的她一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一边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她很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她曾向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她结识了沈从文的姐姐沈楚楚，常去看望沈楚楚，认识了沈从文。她写过短篇小说，向沈从文请教。沈从文曾经非常仔细地修改过她的习作，使她在写作上大有进步。她也写过诗，只是未敢拿出来请闻一多指点。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的她，那时很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
众所周知，从抗战开始，由于沈从文与左翼作家们的关系恶化，在“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沈从文几乎每次都成为批判对象。1949年后沈从文一直处于逆境之中，只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古代服饰。然而江青一直记得他。1973年，江青曾经特意安排沈从文在人民大会堂看演出，但是沈从文只愿意坐在一个角落里。
就在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19岁的学生，深刻地影响了江青的一生。
江青结识他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赵太侔的妻弟。
赵太侔之妻俞珊，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的一员。
俞珊乃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市)人氏，望族名媛，1908年生于日本东京。俞珊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后来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及南京金陵大学。她天生丽质，精通英语，才貌双全。
1929年，田汉带领南国社剧团到南京金陵大学演出话剧《湖上的悲剧》，发现该校女生俞珊有一双“金色的眼睛”，而且有演剧才华。应田汉之邀，俞珊加入南国社。当时，田汉正在筹划演出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名剧《莎乐美》 ——田汉早在1925年就翻译了《莎乐美》剧本，田汉聘请俞珊主演，自任导演。
21岁的俞珊初出茅庐，一炮而红。1929年7月29日至8月5日《莎乐美》在南京、上海演出，引起轰动。当时的评论认为，俞珊“容貌既美，表现又生动”。她那张求爱不得便割下所爱者头颅捧着亲吻的剧照，成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形象。直至2003年出版的《插图中国话剧史》一书，还把这张剧照作为标志性的画面用在封面和封底上。
1930年，俞珊又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话剧。《卡门》的改编者仍是田汉。她，成了名演员。就连著名诗人徐志摩也倾慕俞珊，在自己上海四明村的书房里挂起一幅俞珊在《莎乐美》中的剧照。
在俞珊的热心观众之中，还有梁实秋。《莎乐美》在上海首演时，梁实秋就是捧场者之一。梁实秋与俞珊相识。
就在俞珊在演员之路上登峰造极之时，遭到父亲俞大纯的激烈反对。俞大纯以为，女儿当戏子有损名家门，警告俞珊，倘若再上舞台，他就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俞珊无奈，只得遵从父命。
1930年，俞珊在上海患疟疾和伤寒。待身体稍好，医生劝她到风景宜人之处休养。正巧，梁实秋接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的邀请，到青岛大学执教，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青岛当然是风景宜人之地。于是，俞珊随梁实秋前往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职，权且休养。
俞珊的到来，引来赵太侔的追求。赵太侔与原配妻子离异，爱上比自己小19岁的俞珊，并与俞珊结婚。“蜚声戏剧界之名闺俞珊女士与赵太侔君新婚”，在当时的青岛，一时间成为新闻。
江青在青岛住在黄县路7号赵太侔家。江青翻阅着俞珊的剧照相册，对俞珊极为羡慕。虽然俞珊只比江青大6岁，但是江青称她为师母，而且喊得很亲热。
在赵太侔、俞珊那里，江青邂逅了俞珊之弟俞启威，陷入了热恋之中……
据邓宛生女士在电话中告知笔者 ，当时她还充当信使，在江青与俞启威之间传递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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